第二部 沃土 第一九五章 “乡民宁肯附之于匪甘心堕落”

    天朝红军的全线攻势一开始，红军各部就没有不能跑的，是一个比一个跑得快。不仅是快，而且红二方面军与红三方面军的进展还是快的惊人。

　　咱们还是先来看看河南及山东的现状，大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两路大军的进展为什么会快得惊人了。

　　河南、山东的进展之所以快，这是和两个重要的因素分不开的。一个是去年黄河改道所导致的豫东、鲁西南各地空前的大灾难；另外一个就是张乐行、龚徳树率领下的鲁豫皖红军游击纵队，在其他大军进行整编扩充的四、五个月来，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的游击战。

　　一八五五年八月一日，黄河决口于河南兰阳（兰考）铜瓦厢，顿时，汹涌的黄河水分为三股铺天盖地而来，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以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至张秋镇，汇流后穿过运河，总归大清河入海。

　　由此，豫东部分地区、鲁西南、鲁西北成了最大的受灾区。濮、范以下，寿、张以上尽遭淹没，其他如东平、汶上、平阴等州县，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山东全省有五府二十余州县受灾，鲁西南、鲁西北的广大地区黄水横流。

　　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一向又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当然，无论是决口，还是改道，它所造成的灾难都是难以言状的。

　　还在这次改道之前，黄河就曾经连续发生了几次大的溃决，而且溃决后都是“久不合龙”，到一八五三年之际，苏北、鲁南广大地区的情形已经是“饿殍载道”、“尸骸遍野”，甚至出现“倒毙之尸，半被饥民割肉而食”人吃人的惨状。由于黄河的屡次溃决，再加上满清政府的治理不力，当时的豫东、皖北、苏北、鲁南早就已经成了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

　　此次黄河决口之初，满清政府曾设想堵口，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利用黄河这道天然屏障来阻止日后的“长毛”大举北上，他们自然也是首先要想到堵口。哪知道，当东河河道总督派人在决口处实地一勘察，测得决口东西坝相距竟然有一百七八十丈之宽。老天！这么大的决口要想筑堵成功，实在是一项太过巨大的工程，单需要用工至少也得几万至几十万，银子没个几百、上千万的，更是想都别想。

　　紫禁城里的慈禧哪里会有这个心情。她为了鼓捣忠义救国军就差公开卖自己了，哪里还有闲工夫考虑这个。“……哀家对黄河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深堪悯恻，每每念及小民荡析离居，更是难安寝馈。不过细想之，对于那些无法无天的叛逆来说，黄河之患尚只是癣疥之疾，发匪叛逆才是我大清之心腹大患。故而，希各衙门自上而下，应因势利导、设法疏消黄患……”

　　在慈禧颁发给军机处的这道懿旨之后，为了当时皖北正进行的会战，山东各地官府不但任凭黄水漫流，还硬是狂征了各府县军饷十余万辆解送到胜保的大营，以慰劳大军。更有甚者，今年没出正月，非但灾民翘首期盼的救灾款、救命粮没有下来，朝廷还又下了严旨，山东务必再筹集饷银二十万两，用以朝廷偿付购买俄罗斯盟友军械装备的借款。

　　满清政府在黄河改道前后的无为表现，使得这次黄河改道的危害更为雪上加霜，惨烈至极。决口当年，山东巡抚衙门就曾统计过，成灾十分(即颗粒无收)的村庄有一千八百二十一个，灾情九分者有一千三百八十八个，灾情八分者有二千一百七十七个，灾情七分者有一千零一个，灾情六分者有七百七十四个，六分以下者根本无法统计。可见，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就达七千一百六十一个。这意味着什么？要知道，当时的山东可是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如果每个村庄按二百户人家、每户五口之家统计，山东受灾六分以上的重灾区难民就逾700万人。

　　不难想象，当时的情景会是怎样，无尽的黄水源源不绝而来，前涨未消，续涨又骤至，一个个村落被冲，瞬间变成泽国，极目所至均是浩淼无涯。数不清的灾民们散处山麓高原，搭盖起一个个风雨飘摇的小窝棚，暂作栖止。即便就是济南、武定两大府中的如历城、章丘等州县同样也是多陷于巨浸之中，死难者数不胜数。

　　满清这种杀鸡取卵的盘剥搜刮，致使山东沿黄数百万民众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居无一椽之覆，食无一宿之储”或“毙于饥犹毙于水”。

　　于是，临近天朝政府控制区的灾民们开始成群结队南下，而更多留下来的，为了生存，酝酿起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大小民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乐行、龚徳树指挥的游击纵队深入到了这些地区。

　　皖北会战刚一结束，经过补充、重新北渡淮河的鲁豫皖游击纵队在张乐行、龚徳树、任化邦、牛宏升、张宗禹等人的率领下，利用黄河改道后的地理优势，迅速于豫南、豫东、鲁西、鲁南开辟了四个游击区。

　　除去留下两个主力团捏在手里，作为纵队随时的机动打击力量之外，按照统一的部署，鲁豫皖游击纵队全部划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小股工作队，少的数十、百十人，最多的不过二、三百人，充分利用起他们以前还散布在各地的一些捻子力量的影响，在其他红军各部小股武装工作队的协同之下，一头扎进各个乡村，开始翻江倒海。

　　各个工作队一面放手发动百姓抗捐抗粮，逼迫地主、豪绅进行减租减息，还给农民以应有的生存空间，组织百姓进行自救。一面随着形势，时聚时散，与起初还敢下乡催捐派粮的官兵，还有一个个顽固不化的土豪恶霸过意不去。

　　豫南、豫东、鲁西南的广大地区，几乎随处可见游击纵队以天朝政府名义颁发的种种告示、贴子。只要地主、财主放弃对佃户的恣意盘剥和非人的虐待，只要不纠集非法武装抗拒红军，天朝政府就不会跟你为难，保护你的合法财产，否则，寸草不留。

　　至于那些参加团练、乡勇的农民，游击纵队一样给予了再三的严正警告，“……无论是自愿还是被强迫加入反动团练，只要幡然悔过，天朝政府一概既往不久。如果有人还一味坚持，不及时退出一切与红军为敌的反动地主武装，不仅本人没有前途，天朝政府同样也不会保证你的家人能够在减租减息等爱民运动中受益。天朝政府向来是恩怨分明，说到做到，任何人都不要心存侥幸，脚踏两只船”。

　　别的部队都是在休整、扩编中壮大起来的，而鲁豫皖游击纵队的再次发展，却是靠一点一点的努力，靠自己硬打出来的。

　　时势造英雄，豫东和鲁西南大地上，诞生了两个被他们的敌人恶毒咒骂为“大、小阎王”的年轻游击英雄，任化邦、张宗禹。

　　在任化邦、张宗禹统带的鲁豫皖游击纵队两个主力团，“神出鬼没”、“快捷凶狠”的沉重打击下，满清的地方官府沮丧，恶霸地主土豪们被迫忍气吞声，而各地百姓纷纷集结在红军工作队的周围，尤其是在黄河泛滥中饱受其害，百姓无法生存的豫西和鲁西南，一个个的村庄开始逐渐演变为坚固的红色堡垒。

　　满清的官府收不上捐，征不到粮。没有钱粮就发不出饷，募集不到应有的兵员，更没有了大清军队的斗志。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开始的时候，自然还有官兵离开府州县城下乡试着清剿。

　　不过，兵马出去少了不行，立刻就成了过街的老鼠，工作队打，百姓们也打。出去的多了，又根本找不到红军工作队的身影儿。而一旦走累了，想停在某一地驻扎上几天，那就不行了，不但晚上睡不安稳不说，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扑来了“恶狼”一般凶狠的任化邦和张宗禹的骑兵队伍，简直就像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的一样，咬上了就要掉好大的一块儿肉。

　　于是，一股股的清兵剩下的就只能是一路不敢停的烧杀抢掠。

　　天灾人祸，满清官兵的暴行，激发起的是更强烈的反抗。随着保家护园的越来越多的农民自卫武装出现，到了最后，各地官兵干脆只能是龟缩在府州县城里，形成了令“难出城池数里”的可怜境地。

　　这一点，就是连当时被发配到山东任巡抚的前军机大臣匡源，也看得清清楚楚。他不得不在给他的朝廷的奏报中唉叹，“东省所派兵勇追剿赤匪，然赤匪要么不敢停留，要么深藏于民。随兵勇赶至，其奸淫焚掳之恶，使得十室九空，民之恨兵，尤甚于恨匪。乡民宁肯附之于匪，甘心堕落……”

　　豫东及鲁西南地区成了是满清心目中的所谓“糜烂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