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民国军史中的以讹传讹10（作者：牛戈）

    并非谁谁都得分属某个军系

    我是十分地一直喜爱姜克夫编著的《民**事史略稿》的，它给我太多的帮助了。www. u u.com 看小说就到~但对于该书将央军全部划分成陈、胡、汤、何、顾、卫等系，则不敢苟同。不知是不是受此书影响，上也有人喜欢将民国时期的所有将领和军队都区分为某一派系。这是错误的。因为不管是**，还是更早时候的北洋6军，分属于某个派系的也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有大量的将帅和大量的师旅是没有拉帮结派的。

    我承认，任何时期任何军队，都会有谁跟谁关系密切谁跟谁走动的亲热这样的情况出现，因为－－－－他是人－－－－他不是机器，而是人他就有感情存在，就有对张三李四的亲疏远近，但是否就因为他有对某某的亲疏远近就一定得划出某个军系，却未必了。

    按说，这个派系，既然说它是系而不是军，就说明它不是一个正大光明的东西，是不可以公开明言的，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可以算系什么程度又不能算系，也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大致来说，就象今天认定黑社会组织一样，它得有比较固定的而又是隐形的组织领导机构，得明确排出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来，得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会议制度，当然这个层次同样也不是可以写在书面上的，这个会议也是必须要以其他的名义（聚餐、俱乐部等）给予掩盖的，但它必须得是团体里的所有人公认的和心照不宣的。不能因为谁和谁在某几天里走的近一些或者谁和哪几个一起表了一个共同的什么态度，就认定他们是同一个派系。不是的。因为要是那样的话，那岂不是每个营每个连都要区分出好多个派系了吗。

    也有的友认为，某个将领或某支军队曾经隶属于某个军头，于是他就一定得属于这个军头所属的派系。那就错了。民国时期的军系，它先是一个政治派别，其次才是一个军事集团。就因为这个定义，他是否曾经属于某个军头便不是他所属派系的唯一认定标准，甚至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干。比如二次北伐时，西北军的铁杆将领孙良诚，曾经受第一集团军蒋介石指挥，是不是因此就说他是黄埔系而非西北军呢？再比如由奉军独立而出的魏益三部，曾经隶属于第四集团军，那是不是就因此说他是新桂系或湘军保定系呢？不是的。

    民国时期的军系，有的是十分清晰的，谁在什么时候属于哪一军系区分的明明白白。比如徐永昌与阎锡山之间的关系，就特别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徐在投靠阎锡山后较长一个时期，仍然打着国民三军的旗帜，只是就食于山西受阎的指挥帮阎打仗而已。此时的阎与徐，都将双方视为友军而并不视为同一旗帜下的军队，阎对徐的指挥，也不使用命令而是使用公函进行。直到孙岳病故，徐永昌易帜，从这以后，他才成为晋绥军的将领。象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夏斗寅之隶属于唐生智，比如刘春荣之隶属于阎锡山，比如方振武之隶属于冯玉祥，等等。

    也有的则界限十分的模糊。北洋军人陈运写过一篇回忆章，说的十分的透彻，澄清了许多年以来人们的误解。在该，陈运说到：“至于直系或皖系……由于大都是武卫右军的人，这个界限就很难划分，而且也常常互相转化。即以我本人而论，一般人都称我为皖系，其实我是跟冯国璋的关系更近……。又如6锦，跟段祺瑞的关系很深，后来却被目为直系。再如张联棻、李炳之两人，都是段祺瑞一手提拨的学生，而一般都称他们为直系”。看吧，旁观者认为的皖系铁杆陈运，竟然是这个立场。意外吗？其实一点也不意外。许多后人们所说的谁属于哪个军系，有的是确实的，也有的则是好事者主观的牵强地拉郎配而已。

    到了国民政府时期，也一样。一般来说，在央军内是有土木系、汤恩伯系和胡宗南系存在的，姜书，还将何应钦、顾祝同等曾经领导过的部队称作一个军系，就显的牵强了。退一步说吧，即使央军内部真的就有这么多的军系，其界限的区分也是象陈运所说直皖二系那样许多是模糊的，其将帅与师旅的派系所属许多也是两可或三可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实际上，上面所说的这两种情况，正好说明了民国时期的军系区分，是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性质的。一种情况，就象前面说的徐永昌与阎锡山之间那样，各不同军系都是各有根源，既不同根生，也不存在共同的血脉，也没经过大规模地换血改造的。新桂系、东北军、马家军、镇嵩军等，都是这种情况。满足于这种情况的各系将帅，其依附关系往往是唯一的，是非此即彼的，脚踏两支船的情况在抗战前是不多的。这种情况其实已经构成了不同的“军”与“军”的关系，并不只能仅仅按照派或系来说事了，只不过处在民国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因为同举一面国民革命军的旗帜，所以我们才称其为军系，不过而已。

    另一种情况，则是象起初的直系与皖系那样、象央军内部陈胡汤系那样，本是同根生，互相之间又有血脉相连的。满足于这种情况下的各系将帅，故然有对于军头而言的亲密战友和铁杆部属，但更多的则仅仅是隶属关系而已，仅仅是提拨使用得到更多的偏心而已，他们往往横跨几个系，在保持与主帅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同时，对别的系的领导与骨干之间也往往保持着同样亲密的交往，互相之间则既不对立，也不难转化，你有我，我有你。实际上，象这种情况，可能有些我们认为的某系人物，他自己却未必就搞得清楚他到底是属于哪个系，甚至他都未必知道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系。

    当然，这样的系与系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展变化的。比如直皖二系，他们之间的性质区分，是存在着一个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的展过程的。也就是说，最初的直皖二系是的的确确只是系与系的关系，而走到最后，实际上已经变成军与军之间的关系了。其他如滇军内部的各系、粤军内部的各系等，也是如此，也有一个由系与系的关系展演变而成为军与军关系的过程和结果。但并不是所有的军系之间都一定要走完这个过程的，有的可能从始至终都处在萌芽状态。即便是直皖两系，也并不是参与其者全部都象吴佩孚、徐树铮那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更多的将领则未必如此。就比如说陈运，甚至包括号称皖系四大金刚的靳云鹏、傅良佐等，与直系也未必就是对立的，其立场也未必就一定是始终站在皖系一边的。象后来央军的土木系呀胡宗南系呀汤恩伯系呀等等，就更是如此。而且在央军内部，分属于陈胡汤三系的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则不属于任何派系。

    为什么陈胡汤等没能展到直皖那样的地步？原因很简单。军有军，是最高统治权威弱化的体现，是任何一名统帅都不愿意看到的无奈现象。东周时期之所以群雄争霸，是因为从幽王开始的周王朝已经无法对各诸候进行有效控制；北洋军阀后来之所以会四分五裂，也是因为袁世凯死后无人能够代其对北洋军实施有效驾驭；国民革命军之所以派系林立，也还是因为蒋介石自始至终没能强有力地实施对这支军队的有效控制，从而致使新桂系、晋绥军、马家军等各派系始终自主军政。但蒋对**的央军的控制不是这样，从黄埔建军一直到大6解放，蒋对央军的控制是十分牢固有效的，因而就不可能允许央军的胡宗南汤恩伯陈诚等派系萌芽长成大树。

    再顺带说一下央军有没有保定系。

    在川军有保定系，是以刘辉、邓锡侯、田颂尧为；在湘军也有保定系，前期以唐生智为，后期以何健为，但在央军，是只有黄埔系而没有保定系的。

    前边已经说到，在民国时期，一个将领属于什么军系，是一个政治倾向问题，是一个站队问题，他本身并不一定非要满足这个出身。从籍贯上看，朱德是川人，但他是滇军而不是川军；李济琛是桂人，但他是粤军而不是桂军。历来谁也不能因为他们不是滇人不是粤人就不能认定其属于滇军粤军。从学籍上看也一样道理，川军的保定系有大量非保定出身的将领，湘军的保定系同样有非保定出身的将领，但并不能因为他不是保定出身他就一定不能属于保定系。反过来说也一样，川军的武备系成系也有不少的保定生，湘军的谭系贺系也有不少的保定生，但不能因为他们是保定生便划他们为保定系。如果认为某某人只要是出身于某便一定是属于某系而不出身于某便一定不能属于某系的话，就错误了。

    央军就是黄埔系，央军没有保定系。加入黄埔系的，当然肯定与这个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他未必就一定是黄埔出身，而实际上，就象直军后期领吴佩孚是鲁人而非直人，就象粤军领李济琛是桂人而非粤人的道理一样，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前，黄埔系的上层骨干多数是保定生。但保定生当家却并不代表他们这个派系就非得命名为保定系。这一点不奇怪，皖系的四大金刚就没有一个安徽人，西北军的五虎上将十三太保也全不是西北人。

    保定生在**，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学派，占据地位之显要，挥作用之强大，立足军事舞台之长久，都是其他的学派如士官生、黄埔生所望尘莫及的，但保定生在央军始终未能形成一支军系。

    当然，既然构成黄埔系的各高层将领，以保定生居多，那将其称作保定系而不称作黄埔系，行不行呢？当然行。这只是一个称呼而已，只是一个符号而已。但这称呼既然已经被什么机构定义或已经历史老人与大众的约定而俗成，也就不能再改了。就象火星和木星，把它们的名字换一换行不行呢？没什么不行。可既然长期以来已经这么叫着了，也就不是我们的哪个人想改就能改的了的了。

    保定的军校不等于保定军校

    很久以来，关于保定军校，许多书刊、都有着一种极其模糊的定义，即将所有清末民初开办于保定的军校统统称作保定军校，于是吴佩孚、蒋介石等便都被称作保定军校毕业生了。实际上这是极其错误的说法，是从来不被史学界所认定的谬谈。

    如果仅仅是地滩书籍或电影电视剧什么的这么说，也就罢了，可前几年有一部编的相当不错的工具书《保定军校将帅录》，也将清末民初所有存在于保定的军校全部地装进去了，这就将原本在学术界从不存在争议的问题弄乱了，我就想说几句了。 看小说就到~

    清末民初，保定的确是国的新军建设心，也是军校集的大本营。

    自袁世凯执掌小站练兵大权之始，在编练新式6军的同时，也对军事教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早在新建6军时期，便开始了军校教育的试点，开办了步兵学堂（冯国璋任总办）、炮兵学堂（段祺瑞任总办）、工兵学堂（王士珍任总办），统称为行营武备学堂。新建6军改称武卫右军时，又改称随营武备学堂，造就了如刘洵、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元、陈乐山、于学忠、徐永昌等一代名将。

    9o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移驻保定。官升了，权大了，袁的练兵热情更加高涨，办军校的劲头更足了，从此，直隶的保定府成为清末编练新军的心，也成为一系列军校的大本营。于是，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北洋6军成学堂、北洋6军参谋学堂、北洋6军测绘学堂、北洋6军师范学堂、北洋6军马医学堂、北洋6军军械学堂、北洋6军经理学堂、北洋6军宪兵学堂、北洋6军军官学堂等相继开办，为北洋建军培养了大批急需人材。孙岳、王承斌、周荫人、齐燮元、蒋鸿遇、刘玉珂、郑俊彦、吴佩孚，张钫，李景林等，以及北洋成学堂改为通国成学堂后的杨杰、蒋正、张群、李韫珩、方声涛、王柏龄等，以及再后来的6军军官学堂（6军大学）的陈调元、吴光新、魏宗瀚、张敬尧、李济深、周凤歧、阮肇昌等，均从这里走出。

    因为以上这些军校均设于保定，那么能不能将其统称作保定军校呢？不能。就象活跃于西北的军阀并不都称作西北军一样，就象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枪并不都称作汉阳造一样，保定军校也是有特指的，它就专指存在于民国元年到民国十二年的6军军官学校。

    当然，西北军也好，汉阳造也好，保定军校也好，既然只是人为的约定俗成，既然可以这么称，为什么就不能改过来那么称呢？呵呵！历史科学就象化学、就象天学一样，一个元素命什么名、一个星体命什么名，其本身也许并不重要，但一旦已经命名，再改动它们的命名，就不那么简单了。就好比钠之所以称作钠、火星之所以称作火星，也许并不重要，但谁要是将钠改称钛，将火星改称木星，那是非乱套不可的。

    《保定军校将帅录》，是将北洋6军成学堂说成是保定6军军官学校的前身。作为陈予欢这样的民国史大家来说，持如此说法，实在令人遗憾。

    保定军校的前身是不是北洋6军成学堂呢？不是。保定军校的前身是什么呢？保定军校就没有前身。

    北洋6军成学堂与保定6军军官学校根本就是两码事。

    上面说到的由袁世凯等创办于保定的各军事学堂，包括北洋成学堂和通国成学堂，其实都不是袁世凯军事思想正规的军事教育机构。在袁的军事教育思想，是将6军军官教育分成四级的，即6军小学堂、6军学堂、6军兵官学堂、6军大学堂这四级。教育体制改为两级后，6军小学堂、6军学堂取消。6军兵官学堂，就是6军军官的养成教育机构，也就是民国后的军官学校。6军大学堂，是继续教育机构，也就是民国后的6军大学。以上这四级（两级），才是正规的军事教育机构。而上述包括北洋成学堂和通国成学堂的各军事学堂，却都只是为建军急需而设立的临时教育机构。这是最重要的不同。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6军军官学校尚未开办时，是先开办成学堂，而后再逐渐过度到军官学校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称保定军校的前身为北洋（通国）成学堂，是可以说的通的，但可惜的是，它不是。

    先，二者招生的对象就不同。前者招收“十八至二十五岁，相貌魁梧，身体强壮，理通顺者”，对于其出身则并无具体的严苛的条件要求。而后者在拟议之初一直到第七期之前，招收则仅限于经过6军小学、6军学或6军预备学校毕业者。

    其次，两者的隶属不同。北洋6军成学堂，只是地区性的成学堂，就象四川6军成学堂、江苏6师学堂、陕西武备学堂等一样，它只是直隶一省的6军成学堂，隶属于直隶总督。9o6年后，将北洋二字取消，扩建改建成6军成学堂，也称通国6军成学堂，又称协和6军成学堂，隶属才改变为清廷央，从而成为一所全国性的军校。而保定6军军官学校，从它的开办之日起，便隶属于央政权，是一所全国性质的军官学校。

    第三，两者从时间的连续上搭不上边。北洋6军成学堂停办后，在此基础上扩建为通国6军成学堂，但这个通国6军成学堂也于9o9年停办，其全部师生又并入6军军官学堂的成科。大概许多人直感这个6军军官学堂，与后来的6军军官学校只一字之差，便误认为就是后来军官学校的前期称法了。不对的，这个军官学堂，实际上对应的是民国后的6军大学。而我们一直说起的保定军校，也就是6军军官学校，是民国后的9年才开办的，间隔了三年之久呢。这也就是说，早在保定6军军官学校成立之前，该6军成学堂已经为6军军官学堂所吞并而不复存在，它们无论如何也搭不上边的。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后者从没准备在前者的基础上产生，事实上也不存在丝毫的继承关系。拟议的军官学校是有的，只是当时不称军官学校，而是称作兵官学堂。可惜的是直到清亡，原拟的四级教育体制的第一级6军小学堂、第二级6军学堂、第四级6军大学堂都已开办，唯独处于第三级的这个兵官学堂却并迟迟未能开办。可尽管没有建成，但筹建工作是早就有了的，早在9o4年，也就是北洋6军成学堂刚刚开办的第二年，通国6军成学堂还远没有影子的时候，练兵处便已拟定了该学堂的创办大纲，它压根就没准备要以成学堂为基础开办，而是要另起炉灶的。只是这个炉灶起的慢了点，直到民国建成后的9年o月才得以砌成。所以说，保定6军军官学校，它的历史就起自9年，它并没有前身。

    说北洋成学堂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也有可能是根据二者同在一个校址的关系。这就风马牛不相干了。解放前的国民革命军在南京的汤山办有炮兵学校，解放后的人民解放军也在汤山办有炮兵学校，你能将二者说成是继承关系吗？不行的。

    还有可能将前后二者说成继承关系的原因，是清末的北洋6军成学堂和后来的通国6军成学堂是养成教育机构，后来的军官学校也是养成教育机构。这同样说不通。黄埔军校是养成教育，延安抗大也是养成教育，你敢承认它们二者有继承关系吗？不行的。

    另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即所有曾在通国成学堂服务过的教职员，许多又在6军军官学校继续服务，因此也可能据此将二者说成前后沿革关系。但这也说不过去，把原来盖房用的砖重新用于新盖的房，就说这新房就是重新粉涮后的老房吗？不行的。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认为《保定军校将帅录》的说法，即保定军校的前身是为保定6军成学堂的说法，实在是太值得商榷了。

    但我必须得承认，《保定军校将帅录》凝聚了作者多年的心血，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保定军校工具书。作者编出此书，绝对是一件大功大德的大好事。只是要是能够将保定军校和其他存在于保定的军校分编，或者将书名改一下，将会更好。

    由郑志廷、张秋山等编著的《保定6军学堂暨军官学校史略》，这个书名取的好，从广告学的角度讲，它肯定不如叫作《保定军校史略》更好听和更能获取好的卖点，但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它这个书名取的是科学的、准确的。就象《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和《北洋军阀史话》一样，前者绕口、不好听，但符合历史科学，后者叫起来上口，好记也好卖，但，不准确，也不符合历史科学。

    、北洋行营将弁学堂。9o年创办，冯国璋任督办。是对旧有将弁实施西式军事教育的学堂，属于在职轮训性质的机构。

    、北洋6军参谋学堂。9o年创办，段祺瑞任督办。是一所、也是国第一所参谋学校。该校培养有一些著名军事人物，张联棻、师景云、熊炳琦、吴新田、杨恺、靳云鹏、陈调元等，俱是。

    、北洋6军测绘学堂。9o年创办，督办也是段祺瑞。该学堂与参谋学堂同在一处，又同为段祺瑞所督办，故也有称作参谋学堂测绘班的。该校出了一个著名将领，吴佩孚。

    4、北洋成武备学堂。9o年创办。是一所6军成性质的军官学校。这是一所著名的军校，但它也和四川武备学堂、江苏6师学堂、甘肃武备学堂一样，是直隶一省的军官学校，而不是全国性的军官学校。督办还是段祺瑞，总办郑汝成。该校培养的学生许多成为北洋军阀早期的骨干，如阎治堂、张和、李如璋、汪寿祺、程长、孙岳、周荫人、陈嘉谟、王余庆、何恩溥、齐振林、刘宝善、蒋鸿遇、刘郁芬、宋邦翰、刘玉珂、张国榕、郑俊彦、高世读、李济臣等，不过多数只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活跃，对于只对黄埔和国民党军感兴趣的众多友来说，可能会有些陌生，实际上这些人都曾叱咤风云，把民国的天空搅的周天寒彻。

    5、北洋6军师范学堂。9o年创办。是为贯彻6军教育四级体制培养6军教育人才而建。总办冯国璋。该校存在时间不长，只办一期。

    6、马医学堂。9o5年创办。

    7、军械学堂。9o5年创办。

    8、经理学堂。9o5年创办。

    9、宪兵学堂。9o6年创办。

    o、6军成学堂。其前身即北洋成武备学堂，但与其不同者，已不再是直隶一省的军官学校，而是一所全国性质的军官成学校了。该校人才特别多，蒋介石、杨杰、张群、王柏龄、李韫珩、李景林、方声涛、彭振国、张钫、陈树藩、梁忠甲等，均出身该校。

    、军官学堂。就是民国后的6军大学。最初叫北洋行营军官学堂，是一所有6军大学之实而无6军大学之名的6军深造教育机构。该校人才就更多了。因该校人才众所周知，不列举了

    民初的保定，的确还办有6军讲武堂，是曹锟经略保定时办的，属直系。而且在保定军校被迫停办后，这个讲武堂还占用保定军校的校址继续办了一年，直到直军兵败曹锟下台。韩振纪、刘正、软墨林等，即出身该堂。

    但讲武堂和军校并不能相比，说到底，它仍然只是个教导队性质的东西，就象七十年代后期我军办的各类教导队一样，军可以办，师可以办，团也可以办。

    可民国时的许多事，并不能等而论之，就象混成旅原本不是建制单位，可后来就成了建制单位一样，就象袁世凯办的北洋行营军官学堂而实际是有其实无其名的6军大学一样，讲武堂，虽然名字都一样，虽然原本的性质都一样，但后来变质而成为养成性质的军官学校的，也有，有的甚至其正规程度和办学质量高出一般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云南讲武堂，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汉阳造未必汉阳造

    这个标题有点绕，实际它包含这么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想说，著名的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枪械，并非都称作汉阳造；

    再一个意思是想说，著名的汉阳造步枪，并非都产自汉阳兵工厂。

    民国时期，特别是民国早期，国最著名的兵工厂，毫无争议的当属湖北的汉阳兵工厂，而该厂最著名的产品，屈一指的，则非汉阳造步枪莫属。关于该厂的历史，上介绍颇多颇详，这里不赘述，关于汉阳造步枪，却想多说几句。这一是因为本来在抗日战争做出了极大贡献的、占据了绝对突出地位的该枪，在今天受骗于炒作又跟风加入这样的炒作的民心，却被在抗战结束前还并不多见的新秀正式步枪压倒甚至取代了，英名被埋，不说不快；再是因为围绕着该枪，有许多不实的讹传，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也有必要为其正名。

    先，说说汉阳造指的是什么枪。

    汉阳兵工厂，曾有大量枪械出品，有仿德m988式7.9毫米步枪，有汉阳式7.9毫米步枪，有元年式6.8毫米步枪，有三十节式重机枪，有仿m896年毛瑟手枪，仿m9年式快慢机手枪，有仿伯克曼手提机枪，还有国最早的半自动步枪等。这些产自汉阳兵工厂的枪是否都称作汉阳造呢？不是的，称作汉阳造的步枪，只有汉阳式7.9毫米步枪，唯此而已。

    汉阳式7.9毫米步枪的原型枪，是德88式委员会步枪，即后来俗称的“老套筒”。

    这支枪，即德88式委员会步枪，有几个插曲顺便说一下。该枪是在法国886式勒贝尔步枪的刺激下诞生的。当时法国生产的勒贝尔步枪，是世界上第一种使用无烟射药的小口径军用步枪，这种新的8mm口径步枪弹在杀伤力和弹道性能方面都远过当时德国毛瑟7/84式步枪所射的mm黑火药步枪弹。面对这样的压力，德国立即成立了一个步枪试验委员会，并很快借鉴了多种他们认为成功的设计，研创了88式7.9毫米步枪。因为该枪是由这个委员会集体研制而成的，于是又被称作委员会步枪。

    关于该枪，也有存在于至少百年的讹传，即自清末一直到今天，有相当多的人将其认作毛瑟步枪。实际上，这支套筒步枪，其设计是来自一个委员会，与毛瑟兄弟毫不相干，定型后，分别在但泽、埃尔富特、斯班道和安贝格几家兵工厂生产，也就是说，它的生产与毛瑟兵工厂也毫不相干。但既然该枪从研创到生产都与毛瑟八杆子打不着，可为什么进入国后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其称作毛瑟步枪呢？这事，它的始作俑者却不是今天的民和哪个业余的写手，而是早在百年前的德**火商。原因是毛瑟枪在清末民初的国特别受欢迎，而当时的许多官老爷们却并不真的识货，因此德国的军火奸商们就指鹿为马地将其称作毛瑟步枪卖给当时的国人，又把设计转让给国。那些被蒙骗了的国官员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就始终一贯地将其称作毛瑟枪了。例如9年月6日捷成洋行致民国6军部函，还把委员会步枪称为“最新式毛瑟步枪”，北京政府的官员们在许多报告，也将其称作“最新式小口径连毛瑟步枪”。我们在翻查当年的档案史料时，称该枪为毛瑟步枪的，比比皆是，而多年以来我们许多历史工作者并非都对枪械十分的在行，于是以讹传讹，便也将其归入毛瑟步枪之列了。

    这都是题外话了。还是回到主题上来吧。该枪诞生后，很快传到了国，大约在894年后，在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主持之下，88式委员会步枪在汉阳兵工厂开始生产。

    最初，湖北枪炮厂生产的该枪与原型枪无异，也是枪管外有套筒的，但最迟到了9o4年，国人开始对该枪进行改进，主要改进之处是去掉了枪管外的套筒，并在枪管外加以木制护盖，以便于握持。当然，改进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改进后的该枪主要诸元：口径7.9毫米，枪全长5o毫米，枪管长74o毫米，枪重4.o6公斤，膛线4条.初6o米／秒，表尺射程ooo米；马枪枪全长95o毫米，枪管长44毫米，枪重.4公斤，初4oo米／秒，表尺射程oo米。枪弹之射药为无烟药，圆头弹丸。

    经过改进后的步枪被命名为“汉阳式7.9毫米步枪”，进入军队和民间后，被简称为汉阳造。到了94o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又一次对军械重新命名，该枪被改称作“汉88式步枪”，但军队与民间，仍称其作汉阳造不变。

    汉阳造指的就是这支枪。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开始仿制时的套筒步枪和马枪，是否也称作汉阳造呢？的确，最初生产的枪管外带套筒的步枪，也是称作汉阳造的。不过那时所称的“汉阳造步枪”，还没有形成为一种步枪的专称，而仅仅就是指的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枪而已，到了汉阳造成为一种步枪的专称时，早期仿制的套筒步枪已经有了自己的专用绰号“老套筒”，而且该型枪在国的生产时间不长，出品亦不多（后来国内所见的老套筒多数是进口的），所以，汉阳造也就仍然只是“汉阳式7.9毫米步枪”以及后来改称的“汉88式步枪”的专用绰号了。

    其次，说说汉阳造都产自何地何时。

    就象上面说的，汉阳造，原本就是汉阳制造的步枪的意思，但到后来，它已经成为一款特定步枪的专用代称，于是，不管它产不产自汉阳，只要是这款步枪，它就还是叫汉阳造。清末的江南制造局，以生产快利步枪布闻名，汉阳造问世后，便投产汉阳造步枪，最初还是与快利步枪同时生产，到了后来，索性放弃了快利步枪的生产，而专门生产汉阳造。清人朱彭寿在考察江南制造局的奏折，称该局“现又改造小口径毛瑟枪”，这里所说的“小口径毛瑟枪”，在民间，在军队，便也称作汉阳造。

    9年河南都督张镇芳有一份关于河南兵工制造的报告，曾提到开封机器局“全年可造七米粒九小口径毛瑟快枪三百技”，这里所说的“七米粒九毛瑟快枪”，在民间，在军队，也仍然是俗称的汉阳造。

    四川兵工厂也曾投产汉阳造，尽管它产自四川的成都，在民间，在军队，也称其作汉阳造。

    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兵工厂，也曾有仿制汉阳造的纪录，不管它是产自山东、河南、山西还是河北，只要是这款步枪，也都称作汉阳造。

    到了抗战开始后，全国几乎所有的兵工厂几乎全部集到大西南的重庆，兼并重组，此时的汉阳造便主要在重庆生产。生产汉阳造的兵工厂，也不再称作汉阳兵工厂，而统一名称为第二十一兵工厂制枪厂，但该厂出品的步枪，仍然是命名的“汉88式步枪”，在民间和军队，也仍然被称作汉阳造。

    有几组数据，从应该不难看出一些问题。其一，全国各地兵工厂内迁到重庆重组后生产走上正轨的94年，全国三家生产步枪的兵工厂，即一厂、二十一厂、四十一厂，总的步枪生产量为59oo支，而汉阳造在其所占即达466oo支。

    其二，汉阳兵工厂制枪厂在迁来重庆之前，也就是从894年至98年这44年之间，共计出品汉阳造8766支，迁来重庆并入二十一兵工厂后，从99年到944年不到5年的时间，共计出品o764支，而一直到944年之前，该厂正式的生产纪录还是零。

    其三，在944年之前，仅二十一兵工厂制枪厂一个厂的纪录，汉阳造的全部出品是o8（或o）万支，而包括原来的十一厂、后来的一厂、四十一厂等加起来计算，正式的生产纪录也仅有o6o支。

    这几组数据透露给我们怎样的信息呢？一个，是一直到944年之前，国步枪的生产，一直是以汉阳造为主，并非有些民所认为的那样以正式为主，而且从兵工厂内迁到重庆开始，汉阳造的生产有一个猛的飙升。第二，战时国抗日军民手所用的汉阳造，有很多不是在汉阳生产的，而是在重庆生产的，甚至是在四川、湖南、江西、河南等地生产的。

    大概许多民认为，汉阳造的风光是在清末民初，实则不然，不尽然。不错，敲响封建的清王朝丧钟的第一声枪响，是汉阳造；民初军阀混战大显身手的，是汉阳造；北伐战场上双方用的最多的，是汉阳造；国共十年内战的双方用的最多的，也是汉阳造，但容易忽视而实在不应该忽视的，是在整个的全民族抗战期间，抗日军民手用的最多的，还是汉阳造。诚然，用今天的眼光看它，是落后了，但它曾有过的风光我们不该忘记，它所创造的辉煌就更不该因为后来人的好恶而轻易抹去。

    十九军还是十九路军

    十九军就是十九军，十九路军就是十九路军，这本来用不着废话。但多少年来看央台一遍又一遍地说错，就憋不住想说说。算是科普一下吧。

    长期以来，总听到有人说“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十九军总指挥蒋光鼐”，或是“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等，特别是作为党和国家一级喉舌的央电视台，也是履履犯如此错误。让人不由得怀疑，十九军与十九路军是怎么的一种关系，总指挥与军长是怎么的一种关系，央台的这些个播音员是不是压根就没弄清楚。

    这里有必要先交待一下军和路军在国的演变。先说军。在国，自从894年袁世凯改革军制后，师，成为常规的编制，也是最大的编制，有固定的编制、装备、员额和层次，战时平时都如此。军，则只作为战时编组，可依作战需要而定大小，并无固定编制。这也是袁世凯所效仿的德日等国的惯例。辛亥革命时，清军组成两个军南下镇压。其第一军以荫昌为军统，由6军第四镇全部、第二镇部分编成的混成第三协和第六镇部分编成的混成第十一协组成。第二军以冯国璋为军统，由6军第五镇全部、第三镇部分编成的混成第五协、第二十镇部分编成的混成第三十九协组成。后来南北议和成功，不打仗了，两个军也就取消了，所属的师旅该回防的回防，该归建的归建。与此同时，武昌的革命军也曾编组三个军，分别由杜锡钧、李烈钧和赵恒惕出任三个军的总司令。也同样属于战时编组，而不是常规的编制，停战后这三个军也取消。这时的军，就属于战时编组。有仗打就有军，打完了仗军就取消，就这个性质。这大概也是国近代自军制改革后次出现军这个组织形式。

    从那以后到南北之间的历次战争，到军阀混战，又曾多次出现军的组织形式，但无一不属于这种战时编组的性质。

    到了国民革命时期，情况有了变化。95年8月，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党军及建国各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废除原来以省命名的粤、桂、湘、滇等军的番号，代之以一二三四这样的数字为番号，分别编成第一至第五军。而且明确各军每军辖三师，每师辖三团这样三三制到底的固定编制。从这里明显看出，这时的五个军，已经不再属于战时的编组，而成为一种平时的编制。军，成为固定的编制，在国，这是第一次。

    由于要北伐，国民革命军很快又扩充了第六、七、八各军。北伐开始后，又爆米花似地膨胀到几十个军、上百个军。从北伐开始一直到结束，因为一直在打仗，这期间的军该属于怎样的性质，就不好一言以概之了。有的仍然是属于固定编制，也有的只是战时编组，有的又介于二者之间，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北伐完成了，军队编遣，重新确定以师为最高编制单位，师以上的各军、各集团军、各路军、各方面军、各指挥部等层次结构，一律取消。

    但这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方案提出来还不到一个月，正在实施，由于编遣产生的龃龉，各路诸候互不相让，仗又开打了。于是，军，这个刚刚被取消了的编制，便重新又一次被提到部队的层次结构上来，又有许多个军接二连三地组成。只不过呢，此时的军，虽没有明确，但主要已经显现出战时性质，从各军的编成上，很容易看到这一点。

    这之后一直到抗战开始，由于新军阀不断地混战，军，始终就处在一种似乎属于战时编组又似乎属于平时编制的混沌状态。但有一点必须明白，即它是比较固定地存在着的。

    再说路军。各路军与各军相比，它从来不是一个平时编制，而鲜明地显现出战时性质。实际上，它就是根据作战需要而临时调配的某一个进攻或防御方向的部队的指挥体系而已，其临时性质十分的明了。比如96年第一路进军湖南、湖北；第二路进攻江西；第三路进军福建、浙江。再比如北伐军底定江西后，决定向长江下游进军，又将军队区分为东路军、西路军、央军等。以上这一路二路三路，和这东路西路路，就是各路军最本分的定义。

    到了编遣后的新军阀混战时，为了削藩作战的需要，蒋介石又临时重组多路大军，对李、唐、冯、阎等军阀次第作战。这时的各路军，仍然没有固定的编制，而主要依据作战方向和军队集团派系的构成而定，多者几个军，少者几个师。

    和军不一样的是，似这样因打仗而区分的各路指挥系统，不用明，打完仗也就自然取消了。当然这是理论上的。民**事史，它怪就怪在你不能按照规矩按什么理论来读它，就象北洋时期的混成旅本来不是固定编制，但到了民国后却基本变成了固定编制一样。这个路军，按说打完仗就应该无形地取消了，但事实却是，它没能取消。特别是当某一路军的组成恰好完整地集合着某一派系集团时，它就更是比军或方面军等结构层次更牢固地保留下来。比如韩复榘的第三路军、何健的第四路军、李济深的第八路军、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等，因为其组成正好是总指挥的私家军队，所以被他们看的比什么集团军呀方面呀等番号反而都更重要。就连周恩来在抗战初都说不愿意将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这其绝对不是因为集团军比路军更带有临时性质，而是国当时割据的现实，不得不让人感觉，这路军还就真的更能代表着鲜明的派系性质。相反的，如果这某一路军的组成不是某个完整的军系，那么打完仗后，它就很快地取消而不复存在。比如刘峙的第二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顾祝同的第十六路军等，就随着打仗的结束而结束了。

    总之可以这么说吧，这个某某路军，它原来是一个极其临时的指挥体系，但在当时新军阀割据的背景之下，它却往往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某个独立与完整的军系，大概就因为这个，本不该保存的路军却一直保存了好多年。

    好了，说完了军，也说完了路军，我们再回到正题说说十九路军和十九军。

    9o年，蒋介石为支援津浦方面的作战，于这年的第六十师蔡廷锴部和同为陈铭枢部队的第六十一师蒋光鼐部合组为第十九路军，以蒋光鼐为总指挥，开赴山东参战。十九路军这是这么诞生的。

    因为路军毕竟不是一级编制单位，所以也就在调蒋、蔡二师北上参战的稍后，8月，又将这两个师（六十、六十一师）编成第十九军，以蔡廷锴为军长。十九军也就这么诞生了。

    前边说了，军是比路军较固定的编组，甚至可以看成是编制单位，而路军是极其临时性的，它无论如何不是一级编制单位，第十九路军也一样。但也和第三路第四路第十七路第二十六路一样，因为其组成正好是原粤军陈铭枢这一支私家军队，所以也就得以较长时间地保存下来。这样，便同时有了十九军和十九路军。

    在当时，某某路军，它多时可指挥几个军十几个军，少时也可能只指挥一个军。而十九路军在当时就只指挥一个军，即第十九军。

    缺德就缺德在这两个十九上了。在当时，一路军只有一个军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第十一路军，就长期只有一个第十五军；第十五路军，就长期只有一个第十一军；第十七路军，也较长时间只有一个第七军，等等，所以第十九路军只有一个第十九军也就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可不知哪个混蛋，将这两级上下隶属的单位，都冠以“十九”的番号，十九军与十九路军，一字之差，这就已经容易让人弄错了。而在当时，十九军所辖的是六十师和六十一师这两个师，十九路军呢，也就这一个十九军，说来道去，它所指挥的，还是这两个师。还有呢，是蒋蔡二人资历相当，难分伯仲，初期二人又各长一师。一个总指挥，一个军长，也的确存在着明显的照顾平衡的动机，这就更是容易让不甚了解那段军制史的人们不由得不弄混了。

    戴笠生前佩将衔也没错

    早在九十年代，商伟凡先生《戴笠生前军衔之谜》一，便对戴笠生前的军衔问题提出了疑问，笔者当时也曾在杂志上撰回应。后来又有不少同仁提出同样质疑，并举戴笠一张生前佩戴将军衔的照片为证。因为明明戴是在死后享受到追任将军衔的，怎么生前便已经佩戴了将军衔呢？

    这便要再罗嗦几句了。民国时期，地方军阀割据，形同独立王国，乱委军职，私授军衔的现象极其普遍，不足为奇。但被视为正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出现这种现象，着实令人费解。实际上，费解的事还多呢。象戴笠这种早已戴上将军衔后又授予少将的，在**央军，也还大有人在。较为突出的如**五大主力的第十八军、新一军、新六军的军长胡琏、孙立人、廖耀湘，便都是在任军长后较长时间才晋升少将军衔的。这不论是从国际惯例上，还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上，都是讲不通的。

    抗战初期，**的阶级，按惯例，旅长一般是少将，师长多数是将，军长则全部是将。抗战开始后不久，逐渐撤销旅一级编制，师长有少将也有将，军长则仍然全部都是将。第十八军、新一军、新六军是美械装备的**王牌，尽管我没看到过胡琏等人任军长时的照片，但佩将军衔是肯定的，是理所当然的。可按《国民政府公报》所载，胡琏是945年6月8日晋升少将，而其任十八军军长则是在这之前的944年8月。孙立人是945年月8日晋升少将，其任新一军军长也是在这之前的944年5月。廖耀湘是948年9月日晋升少将，此时的廖耀湘，早已在一年前的9第九兵团司令官了,任新六军军长则是在这四年前的944年5月。我们无法想象，难道他们曾经是上校军长、上校兵团司令官吗？肯定不会。那难道是《国民政府公报》弄错了，也不会。

    那又是为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这样解释或推测。

    自从护法战争开始，国进入新的战国时代，军队高层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打仗，至于军队的法制化建设，特别是军衔这样的“务虚”的事物，实在不是他们愿意花太多的精力去急于考虑的。黄埔建军后，军衔就没个章法，虽然各级军官也有将校尉的军衔并且也佩戴着相应的军衔符号，但那军衔的授予却不是依据什么军衔条例而是军衔授予者凭惯例而为之，而且连同职务一同授予的什么什么将什么什么校，也更多的体现一种职务附加名称，而不主要体现军衔的严格含义，于是才会出现某某人担任某部校参谋又兼某部上校参谋处长的咄咄怪事。

    司马老弟曾将这随职务而变动的军衔称作临时军衔，我认为这样的定义是恰如其分的。它也的确真的类似于西方的职务军衔或临时军衔。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类似于职务附加名称的“校主任”“上校处长”之类，授予者和本意却并不是将其看成是职务附加名称的，他们也是想要使其成为真正意义的军衔的，只是由于他们可能未必真正读懂军衔的含义，或者他们认为军官不能没有军衔可又无法可依，于是就在任命职务的同时也连同军衔一同任命，换个职务也又根据该新职所习惯对应的军衔连职务和军衔一同换了。

    在当时，军衔的授予佩戴也特别的随意，特别的不严肃。地方军阀部队自不用说了，就是央军，也是如此。比如据史说回忆，有一次，蒋介石在央军校的总理纪念周上讲话时，说**军队和列强相较，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一旁的张治听后，当场将上将领章摘下，换成将。其军衔管理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94年，国府整军建军，开始依照日本军队的人事制度，由原属于军政部的军衡司独立出来改为由军事委员会直属的铨叙厅，制定6军人事整顿及升迁办法。这其有一项便是将官阶与职级分开，任职与任官分立。任职，指的就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任官，则是将少将这个军衔。也就是说，职务的晋升与军衔的晋升走的是两股道。按说这是一个进步，是能够真正体现军衔意义的进步，但因为没有考虑到使用象今天我军这样的基准军衔的办法，也没有继承北洋时期加衔的体例（国民政府时期的加衔制度仅限于将一级），其弊端很快便暴露出来。

    按照此一任官条例，军衔的晋升受“停年”的严格限制。所谓“停年”，就是某一军衔必须停留的年数，也就是最低任官年限。按规定，各级停年为：少尉升尉一年半，尉升上尉二年，上尉升少校四年，少校升校三年，校升上校三年，上校升少将四年，少将升将三年，将升上将用选升。照此算起来，一名少尉要升到少将最快也要十七年半的时间。这一下子矛盾来了，由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指挥员职务的晋升却没有受那么多的停年的限制，一年连升三级的都有。如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宗南、李仙洲、李延年、黄杰、陈铁、桂永清、关麟征、霍揆彰、宋希濂、夏楚、王敬久、孙元良、李默庵、王仲廉等，都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便已担任军长职务，而此时他们从军的历史都还不满十四年。军长是可以当，军衔却得慢慢走。这种任职与任官的分立，造成了“官”的晋升远远的滞后于“职”的晋升的怪现象。

    因为“官”滞后于“职”太多，给指挥带来的不便，是勿庸置疑的。要是真的按照停年一步步来，那就极有可能象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出现的“尉营长”、“上尉旅长”、“校师长”等怪事一样，得让孙立人、廖耀湘等戴着上校甚至校的军衔去指挥新一军、新六军与英军并肩作战了,那这就有点开国际玩笑了。好在国人比俄国佬是要灵活许多，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实际上到抗战开始后不久，各级部队单位不经铨叙厅承认，便私自晋升军衔，甚至私自戴上自认为应该戴的军衔。当上团长了就授予上校，当上军长了就授予将。或者我当了团长我就戴上上校牌子，我当上军长我就戴上将的牌子，不管你授予不授予。实际上这就等于又回到老的轨道上来，即军衔的授予仍然根据军常例，根据某一职务大致习惯对应的军衔来任命，而不是依照军衔条例给予铨叙，从而成为一种非法的事实。从铨叙厅曾反复下要求任何部队单位不得私授军衔，并采取将级领章（肩章）编号和定制的方法加以限制的情况看，似乎可以反证出这一推测。

    说这些人未经铨叙而按职务佩戴的军衔是非法，是因为迄今为止，我是没能现有这样的制度，也没能现有这样的允许。但对于央军的将领来说，他们佩戴的军衔却基本是合理的。比如作为军长的孙立人廖耀湘们佩戴将军衔，比如作为集团军总司令的杜聿明王耀武们佩戴将军衔，尽管此时的他们并没有铨叙将，但他们所佩的将却与他们的军职是对应的，因而是合理的。因为是合理的，就使得他们在无奈与无意之，填补了军衔制度的缺憾，形成了事实上的西方习惯称呼的“临时军衔”或“职务军衔”，这不能不说是国特色民国特色的一个值得肯定的创意。

    相比之下，非央军的军人佩戴的军衔，则往往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比如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将领**，在开辟豫鄂根据地之初，化名李威，带了一百多人枪，佩戴**少将军衔，公开活动于社会各界。你想想，连他这个名字都是假的，那么这个李威的少将是谁授予的，怕是只有天知道了。再比如那些多如牛毛的游击司令们，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也往往佩着少将将军衔四处招摇。你说在敌后招摇吧也就算了，可蒙古那两个在当时被炒的很红的福晋巴云英和奇俊峰，手下不过二三百家兵而已，但她们也竟然堂而皇之地挂着少将的军衔频频出入于陪都各界，甚至出入蒋介石官坻。

    虽然有了这种尽人皆知的非法的事实，而铨叙厅的老爷们除了限制却并没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这不合理的东西（在那时局动荡的岁月，立法也是谈何容易），而是仍旧僵硬地执行自己那一套与当时情况早已不适宜的“停年”的框框，于是就出现了一方面军衔的法定授予机关不管你职务怎么晋升相应的军衔却迟迟不给授予，而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则不管是不是合法是什么职务我就授什么军衔，甚至是某些军官我想戴什么军衔就戴什么军衔，这有点象眼下一些农村存在着的事实婚姻，不管你给不给结婚证，我是该娶媳妇就娶媳妇，想生孩子就生孩子。

    这就是民国史的特色。

    这又产生一个新问题，即军衔这么严肃的问题，给弄的如此儿戏。那老蒋就不出面管管吗？

    我猜想，一个原因，就是我前边分析的那样，老蒋把主要的精力用在打仗上，没闲功夫管，就象斯大林为什么不管管红军的军衔制度一样，就象老毛屡屡推迟军衔制的实施一样，在那样的年年在打仗天天在打仗的时代，军衔制度建设，实在不是当务之急。

    另一个原因，则除了最高层没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这上面外，一般**军人包括那些将少将们自身，对于军衔，除上将外，对多的数也数不过来的将少将，也没什么人特别的重视。他们关心的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关心的是能不能确实掌握部队，关心的是能不能保住地盘，关心的是粮饷械弹兵员的补充，关心的是这仗该怎么打，至于肩膀上那多一颗少一颗的星星，实在不值得花太多的心思去计较。在那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年代，一个丢掉了枪杆子的少将参议，远不如一个拥有枪杆子的少校营长更有份量。今天，当年**人员的回忆史料汗牛充栋，却极难看到谁占用篇幅去议论谁该佩戴什么军衔而谁不该佩戴什么军衔，即可说明当年人们对军衔的态度。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又要说到国民革命军的军衔设置问题了。

    看一支军队的军衔设置的是不是合理，我认为关键看两点，一个是与世界惯例是不是大体相当，因为这关系到与外军的联络交往。相差太悬殊了，势必会造成尴尬。

    另一个则是看军衔的等级设置与部队层次结构对应的是否相当。一般来说，部队的层次结构少，军衔的等级设置也可相应地少一些，而如果部队的层次结构繁多，则军衔的等级设置也应该多一些。或者换一句话说，“阶”与“级”的对应不能突破“一阶两级，一级两阶”这个铁律，突破了，就是不成功的。从这点上看，那么自有军衔以来，恐怕没有哪一支军队比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和国民革命军更糟糕的了。

    **的军衔基本是在北洋6军军衔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后沿袭下来的。北洋时期军衔的设置是对应当时北洋6军的情况，是合理的，可到了国民政府时期，情况变化了，它就不合理了。

    自抗战开始以后，**的指挥层次叠床驾屋，师早已不是编遣会议时所设想的平时最高编制单位，而在其上又有了军，军之上又有了集团军（兵团），集团军之上又有了战区（剿总）。师以上的指挥机构叠加了这么多，上将一衔（含特级、一级、二级）所对应的仍然是极少数枢大员和封疆大吏，校尉官所对应的也仍然是团以下各级，少将所对应的主要仍是旅长一级，那么将一衔所要对应的跨度就实在太大了。师长（部分）是将，军长是将，集团军总司令是将，少数的战区司令长官和少数的独立旅长也是将，跨了三到五级之多，这显然极不合理。曾有一次，好象是范汉杰陪同胡宗南到白海风的部队检阅，三个黄埔同学站在阅兵台上，一个是战区司令长官，一个是集团军总司令，一个是师长，但军衔却同为将。还幸亏没有哪个军长一同检阅，不然的话，就是四个将了。

    今天的公安系统，除警监以上高级警衔外，人们对于警督警司的警衔，是十分淡漠的。一个一级警督，当他需要着警服执勤而自己的警服又不在而临时借一套三级警司的警服穿上时，绝对不会有哪个人会感觉吃惊而过问一句，为什么呢？因为它除了那微不足道的警衔工资外说明不了什么。当你看到一个三督和一个一督走在一起，往往那三督可能是公安局长而那一督可能仅仅是派出所的副所长或者只是那局长的司机。在当时的**，当你看到两个将在一起时，往往有可能一个是集团军总司令而另一个仅仅是个旅长或是个挂名领干薪吃闲饭的高参。当一个军（警）衔已经无法有效地区分对应“阶”与“级”的关系，无法有效地说明人们最敏感的问题时，它必然会造成贬值，从而大大降低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我想，**少将这两级军衔管理如此的混乱，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呢？

    不知这么推测是不是正确，请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