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京华烟云 303影响（上）
目录：理想年代| 作者：光景| 类别：历史军事
303影响（上）
在京的社交中，李想交往最多的还是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和科技界产业界人士，以及国际友人，。梁启超、林长民、蔡锷、章太炎、辜鸿鸣、熊希龄等等，与李想交往最密。李想在他们中间无话不谈，经常一谈就是几个钟头。李想向他们介绍国民党的和平民主方针和鄂区的各项建设，揭露北洋当局的内战独裁政策。李想的渊博学识、精辟见解和风趣幽默使他们叹息不止。
当然，李想嘴里经常会冒出一些新奇的词语，也让大家见识了这个“疯子”的语言特色。
同时“疯子”的章太炎承认自己是个疯子，但他说革命需要神经病：“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者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精神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精神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精神病，某某也是有精神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精神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精神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这位罕见之人的罕见之处在于：很多在革命前有“精神病”的人，在革命后的荣华富贵中很快“痊愈”，而他依旧在病中，且越病越重。
……
李想没有忘记听取党内长期战斗在北洋统区的政治、文化活动家们献计献策。
“代表团的和谈活动是卓有成效的。”李想款款说道：“下次我准备向袁世凯提出＊条意见：（一）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zhu义。
（二）拥护袁世凯，承认袁世凯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民主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南北之间的长期合作、和平建国方针，。
（四）承认鄂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维护边疆统一中的功绩和合法地位。
（五）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暂留原地待命。
（六）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
（七）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方法：由北京zheng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央推荐鄂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省府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十省副主席，北平、天津、开封、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
（八）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鄂区部队编成16个军48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国民党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陆军部及其他各部的工作；设立武汉行营及南方政治委员会，任国民党人员为主任。
（九）党派平等的必须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等。
……”
大家揣摸着这李想的话。
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和平文件，实际上是北洋与国民党开展和谈的基础性文件。
这一文件与李想赴京之前武汉所有公开发表的文件相比，作出了许多明显的让步。而其中最主要的让步是，李想不但放弃了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整个方案有两大特点：一是政治上坚持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二是作出了巨大的让步，。
只是在军队和鄂区问题上，李想开价较高，但并未脱离实际去漫天要价。之所以开价较高，是为了尽可能地保存李想在革命中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为同袁世凯讨价还价留有一定余地。
为什么李想作了如此大的让步呢？固然由于北洋是国内第一大军政势力，又处在执政地位，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比武汉要强大得多，李想必须承认这一基本事实。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李想向往和平和对于和谈具有很大的诚意。
当然，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为了国民党自身的利益以及人民的根本利益计，李想、汤化龙等在这九条意见中也堂堂正正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其主要内容是：确定和平民主的建国方针；承认**领导的解放区和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平等地位；停止一切武装冲突；迅速结束党治，采取必要的措施，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党派平等合作等。
总之，这一方案将在整个北京谈判中的影响不可估量，它使李想、汤化龙始终在和谈中处于主导地位。
历史进至一战这个路口，随着北京南北之间最高级别的谈判的实现，给予了袁世凯再好不过的机会，只要其放弃旧有的封建**主义，一改以往的错误政策，顺应新的历史潮流，采纳李想的正确意见，不仅中国的和平统一有望真正实现，他本人也可能成为各党各派和国内民众所共同的领袖。其何去何从，李想等人拭目以待。
在这次的交谈中，李想一直谈到夜深仍不肯休息。当汤约宛等劝李想休息时，他却说道：“不要紧，不要紧，我房里有多的被头呢，就摆地铺吧，谈下去！谈下去！”
李想这种忘我工作的风范，使大家十分感动。
遍访北洋政军各界显要也是李想的一项重要活动。
为此，国民党内许多人自然感到难以理解，。他们抱怨说，这样的反革命专家，有什么好见的呢？可李想的看法却不同，他耐心地解释说道：“不错，这些人是反革命的。但我到北京来还不是跟反动头子袁世凯谈判吗？北京现在是北洋反动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梁启超这些民主人士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
李想的政治眼光确实远大。尽管同段祺瑞这样的反革命强硬派会面，免不了唇枪舌战一番，但李想准备十分充分。
在段祺瑞的家里，寒暄之后，段祺瑞便流露出一种傲慢的神气。他对李想说道：“李大帅亲自到京来，我们很欢迎。不过，谈判要成功，关键在于国民党要放弃孙大炮的思想观念，放弃一党的武力和政权，与政府共图新中国之建设。不然，政府即使想和，也没有办法。”
李想却满不在乎，面带微笑地接过段祺瑞的话题：“段将军差矣！和平不是国民党一家的事，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辛亥革命时期，南北之间就有了第一次的合作，你我都是过来的人，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很顺利的逼清帝退位，免除内战分裂之苦果。后来呢，若不是袁大总统一脚将国民党踢开，怎会有二次革命的内战发生？”
说到这里，见段祺瑞沉默不语，李想略略提高了声调，继续说道：“二次革命的内战，结果又怎么样呢？国民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北洋军‘剿匪’的结果，险些招致财政破产，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
李想越说越起劲，用词也愈加尖锐：“你们说我们争地盘，争军队，要知道，都是你们‘剿匪’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认定是齐天大圣。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看起来，逼和打都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和的好。”
这一席话，软中带硬，人情人理，使段祺瑞窘迫异常，无言以对。他只好连连点头：“对！对！还是和的好！兄弟愿为这次和谈尽心效力。”
段祺瑞的反国民党政治观点是极端顽固的，但面对李想既不屈从，又不挑衅的谈论，无言可以对答，只得找句“好话”结束争论算了，。
此后，李想由北京返往武汉，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说过：“有许多人说皖系破坏谈判，我看很多皖系人物包括段祺瑞在内是动摇的。”
无论李想以上对段祺瑞的判断是否正确，有一点可以肯定，李想对北洋进行tong战工作的决心是很大的，不论你对**的政治态度如何，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开展工作。
不料，这次拜访归来时，正巧与袁世凯狭路相逢。
一见面，袁世凯很客气地问道：“李帅到哪里去了？”
李想也很坦率地告诉他：“刚去看了段祺瑞。”
袁世凯听罢一怔。看得出，他很愕然，也不大高兴。不过，他没有流露出来，只是干笑着连声说道：“好，见见好，见见好！”
在北京，有人指责李想说道，你们国民党“不要另起炉灶”。李想针锋相对地对答：“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袁世凯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们不另起炉灶怎么办？”
李想在北京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了政治见解；二是介绍了国民党的主张；三是了解到了大后方以及国外的实际情况。在此后回武汉时所作的《关于北京谈判》的报告中，他谈到了这方面的感受。李想说：我这次来北京，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北洋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总之，李想亲赴北京的谈判，对于一战初期中国社会起到了极大的政治震撼力和影响力，其所发挥的作用是任何斗争手段和经济手段所难以达到的。</br>
在京的社交中，李想交往最多的还是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和科技界产业界人士，以及国际友人，。梁启超、林长民、蔡锷、章太炎、辜鸿鸣、熊希龄等等，与李想交往最密。李想在他们中间无话不谈，经常一谈就是几个钟头。李想向他们介绍国民党的和平民主方针和鄂区的各项建设，揭露北洋当局的内战独裁政策。李想的渊博学识、精辟见解和风趣幽默使他们叹息不止。
当然，李想嘴里经常会冒出一些新奇的词语，也让大家见识了这个“疯子”的语言特色。
同时“疯子”的章太炎承认自己是个疯子，但他说革命需要神经病：“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者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精神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精神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精神病，某某也是有精神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精神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精神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这位罕见之人的罕见之处在于：很多在革命前有“精神病”的人，在革命后的荣华富贵中很快“痊愈”，而他依旧在病中，且越病越重。
……
李想没有忘记听取党内长期战斗在北洋统区的政治、文化活动家们献计献策。
“代表团的和谈活动是卓有成效的。”李想款款说道：“下次我准备向袁世凯提出＊条意见：（一）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zhu义。
（二）拥护袁世凯，承认袁世凯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民主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南北之间的长期合作、和平建国方针，。
（四）承认鄂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维护边疆统一中的功绩和合法地位。
（五）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暂留原地待命。
（六）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
（七）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方法：由北京zheng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央推荐鄂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省府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十省副主席，北平、天津、开封、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
（八）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鄂区部队编成16个军48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国民党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陆军部及其他各部的工作；设立武汉行营及南方政治委员会，任国民党人员为主任。
（九）党派平等的必须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等。
……”
大家揣摸着这李想的话。
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和平文件，实际上是北洋与国民党开展和谈的基础性文件。
这一文件与李想赴京之前武汉所有公开发表的文件相比，作出了许多明显的让步。而其中最主要的让步是，李想不但放弃了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整个方案有两大特点：一是政治上坚持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二是作出了巨大的让步，。
只是在军队和鄂区问题上，李想开价较高，但并未脱离实际去漫天要价。之所以开价较高，是为了尽可能地保存李想在革命中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为同袁世凯讨价还价留有一定余地。
为什么李想作了如此大的让步呢？固然由于北洋是国内第一大军政势力，又处在执政地位，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比武汉要强大得多，李想必须承认这一基本事实。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李想向往和平和对于和谈具有很大的诚意。
当然，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为了国民党自身的利益以及人民的根本利益计，李想、汤化龙等在这九条意见中也堂堂正正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其主要内容是：确定和平民主的建国方针；承认**领导的解放区和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平等地位；停止一切武装冲突；迅速结束党治，采取必要的措施，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党派平等合作等。
总之，这一方案将在整个北京谈判中的影响不可估量，它使李想、汤化龙始终在和谈中处于主导地位。
历史进至一战这个路口，随着北京南北之间最高级别的谈判的实现，给予了袁世凯再好不过的机会，只要其放弃旧有的封建**主义，一改以往的错误政策，顺应新的历史潮流，采纳李想的正确意见，不仅中国的和平统一有望真正实现，他本人也可能成为各党各派和国内民众所共同的领袖。其何去何从，李想等人拭目以待。
在这次的交谈中，李想一直谈到夜深仍不肯休息。当汤约宛等劝李想休息时，他却说道：“不要紧，不要紧，我房里有多的被头呢，就摆地铺吧，谈下去！谈下去！”
李想这种忘我工作的风范，使大家十分感动。
遍访北洋政军各界显要也是李想的一项重要活动。
为此，国民党内许多人自然感到难以理解，。他们抱怨说，这样的反革命专家，有什么好见的呢？可李想的看法却不同，他耐心地解释说道：“不错，这些人是反革命的。但我到北京来还不是跟反动头子袁世凯谈判吗？北京现在是北洋反动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梁启超这些民主人士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
李想的政治眼光确实远大。尽管同段祺瑞这样的反革命强硬派会面，免不了唇枪舌战一番，但李想准备十分充分。
在段祺瑞的家里，寒暄之后，段祺瑞便流露出一种傲慢的神气。他对李想说道：“李大帅亲自到京来，我们很欢迎。不过，谈判要成功，关键在于国民党要放弃孙大炮的思想观念，放弃一党的武力和政权，与政府共图新中国之建设。不然，政府即使想和，也没有办法。”
李想却满不在乎，面带微笑地接过段祺瑞的话题：“段将军差矣！和平不是国民党一家的事，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辛亥革命时期，南北之间就有了第一次的合作，你我都是过来的人，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很顺利的逼清帝退位，免除内战分裂之苦果。后来呢，若不是袁大总统一脚将国民党踢开，怎会有二次革命的内战发生？”
说到这里，见段祺瑞沉默不语，李想略略提高了声调，继续说道：“二次革命的内战，结果又怎么样呢？国民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北洋军‘剿匪’的结果，险些招致财政破产，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
李想越说越起劲，用词也愈加尖锐：“你们说我们争地盘，争军队，要知道，都是你们‘剿匪’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认定是齐天大圣。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看起来，逼和打都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和的好。”
这一席话，软中带硬，人情人理，使段祺瑞窘迫异常，无言以对。他只好连连点头：“对！对！还是和的好！兄弟愿为这次和谈尽心效力。”
段祺瑞的反国民党政治观点是极端顽固的，但面对李想既不屈从，又不挑衅的谈论，无言可以对答，只得找句“好话”结束争论算了，。
此后，李想由北京返往武汉，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说过：“有许多人说皖系破坏谈判，我看很多皖系人物包括段祺瑞在内是动摇的。”
无论李想以上对段祺瑞的判断是否正确，有一点可以肯定，李想对北洋进行tong战工作的决心是很大的，不论你对**的政治态度如何，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开展工作。
不料，这次拜访归来时，正巧与袁世凯狭路相逢。
一见面，袁世凯很客气地问道：“李帅到哪里去了？”
李想也很坦率地告诉他：“刚去看了段祺瑞。”
袁世凯听罢一怔。看得出，他很愕然，也不大高兴。不过，他没有流露出来，只是干笑着连声说道：“好，见见好，见见好！”
在北京，有人指责李想说道，你们国民党“不要另起炉灶”。李想针锋相对地对答：“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袁世凯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们不另起炉灶怎么办？”
李想在北京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了政治见解；二是介绍了国民党的主张；三是了解到了大后方以及国外的实际情况。在此后回武汉时所作的《关于北京谈判》的报告中，他谈到了这方面的感受。李想说：我这次来北京，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北洋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总之，李想亲赴北京的谈判，对于一战初期中国社会起到了极大的政治震撼力和影响力，其所发挥的作用是任何斗争手段和经济手段所难以达到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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