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清山变

    “这太不成话了！”潘祖荫很生气，“奉了旨就咨户部，请他们看管书办，结果还是让他们逃走。这算怎么回事？”

    王也一个劲儿的翻白眼儿，这几个人拿不到，自己如何到皇上面前交代，“不会是户部上下，有意放纵吧？”

    “王爷见得是。”刚毅答道：“这正是有意纵放，正见得畏罪情虚。大可严参。”

    “参是要参的，案子还是要办，只是线索中断，如之奈何？”潘祖荫问道。

    “不要紧，还有周瑞清一条线索。”

    于是据实奏陈，指责户部云南司司官‘难保无知情故纵情弊，，除查取职名饬令听候查办以外，周瑞清既曾与崔尊彝通信，则洪良品所参，并非无因。只是周瑞清为三品大员，未经解任，不便传讯，奏请饬令周瑞清将崔尊彝的原信呈案，以便查核。

    此奏一上，不但照准，而且因为周瑞清既有接受崔尊彝信函情事，特命‘解任听候传质，。这一下显得案子又扩大了，不过周瑞清倒还沉着，看到上谕，首先就派听差当‘抱告，，拿了崔尊彝的两封信呈上刑部。

    信里不过泛泛通候之语，于案情无关。刚毅看完了，往桌上一丢，冷笑着说：“这又何足为凭？崔尊彝给他的信，当然很多，随意找两封不关痛痒的送来，以为可以搪塞得过去，这不太拿人当傻小子了吗？”

    因为有此反感，他‘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派一官两役去传周瑞清。

    “这就不对了，上谕是‘听候传质，，质者对质，是跟崔潘二人对质，此刻怎么可以传我？”

    “是跟王敬臣对质。”派去的七品小京官说话也很厉害，“上谕并未明指跟崔、潘对质。请吧·左右‘是福不是祸，是祸逃不过。，”

    周瑞清无奈，只得乖乖地跟着走。

    不过，周瑞清到底只是解任，并非革职，所以刑部司官亦不敢过分难为他·邀到部里，以礼相见，围着一张圆桌相谈，就算是‘传质，了。

    问话的三个人，预先作过一番商议，不必问崔、潘贿托之事，就问了他也决不肯说，不如侧面探询他跟崔、潘的交情，或者蛛丝马迹·有助于案情的了解。

    这样，问话的语气恰如闲谈交游。周瑞清字鉴湖，便称他‘鉴翁，，鉴翁长，鉴翁短·相当客气，周瑞清亦就不能不据实相告。他说他与潘英章一向熟识，跟崔尊彝在以前没有见过面。只因他有个捐班知县的侄子，分发广西，跟崔尊彝一起在军营里当差，交情很好。他的侄子在广西因为水土不服而得病，全亏崔尊彝尽心照料，所以他亦很感激其人。

    咸丰十三年开恩科·周瑞清放了江南的主考·取中的举人中，有一个崔应科·是崔尊彝的堂弟，加上了这一层渊源，才通信认为世交，崔尊彝的信中，称他为‘世丈，的由来在此。他亦承认，崔尊彝对这位‘世丈，，常有接济，但小军机无不如此，逢年过节都有外官的馈赠，无足为奇。

    “鉴翁，”沈家本问道，“有件事，不知有所闻否？听说潘道由昆明进京的时候，就不打算再回云南了，在云南的产业都已处置净尽，一家十三口灵柩，亦都盘回安徽。”

    “这倒不甚清楚。”

    “据安徽奏报，潘道至今未归，他是上一年十二月初九出京的，现在二月初，计算途程，早该回家。

    不知道他逗留在那里？”沈家本紧接着说：“鉴翁跟他至好，自然有书信往来，可能见告？”

    周瑞清想了一下答道：“我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不过他一家十三口灵柩，都寄停在荆州，或者因为迂道湖北，耽误了归程，亦未可知

    这话就颇为可疑，话锋中听得出来，崔尊彝的行踪，他是知道的。不过，既然他不肯承认，亦就无可究诘，很礼貌地将他送了回去。

    案子搁浅了。整个关键在崔尊彝和潘英章身上，这两个人不到案，就是将在逃的书办抓到了，依然无用，因为没有对证，便可抵赖。

    就在这个时候，刚毅升了，外放为广东的一个好缺，潮嘉惠道。王和潘祖荫到御前请旨，派朱光第接手，主办本案。阅过全卷以后，他提出一个看法，认为正本清源，先要就事论事，查核两省报销案中，那一项可以报销，那一项不可以报销？

    潘祖荫认为这话很有道理，并且引伸他的看法，确定了办理此案的宗旨，将案内所有涉嫌人犯汇齐。审讯对质，要问枉法不枉法，当以应销不应销为断。

    于是传讯户部及工部的承办报销案的司官，各递‘亲供，。有的说：“军需用款，均按照咸丰十二年前成案办理”;有的说：“查照乾隆年间例案核办”;有的说：“遵照同治七年奏定章程核销”，各人一个说法，各人一个根据，纷歧叠出而语焉不详，刑部只知道其中必有毛病，却不知毛病何在？

    这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奏请饬下户部、工部堂官，指派干练的司官秉公核算，时帐簿纷繁，算盘滴答，刑部大堂，热阄非凡。

    这一来，王文韶装聋作哑就有装不下去之势了——因为说他受贿巨万，他可以表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越泰然便越显得问心无愧。但在他署理户部尚书任内，已经核销结束的案子，奉旨重新核算，便无异朝廷明白宣告：王文韶不可信任。

    不但他自己如此想法，清流也在等候这样一个时机。自然又是张佩纶动手，时机也把握得刚刚好。眼见到了谷雨节气，京中的天气逐渐燥热，皇帝最不喜天热，尤其是北京城在清明、谷雨节气之中，天气干燥，让人虚火上升。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身体不适，连着三天卧病在床·连召见军机处，也只好在病榻上进行—这也更让他的心情坏到了极致，这样的天气虽然燥热，但屋外春光大好，自己却要拥被高卧，换做是任何人·也会烦闷的！

    张佩纶的折子便是在这时候上的，缘由是“请饬廷臣引嫌乞养，以肃政体而安圣心”，在折子中，将王文韶贬得一文不值，说他“虽无秽迹，本亦常才，就令伴食中书，束身寡过·殆未能斡旋时局，宏济艰难;今屡受弹章，望实亏损，度其志气消沮，愤懑不平·内发叹咤之音，外为可怜之意，久居要地，窃恐非宜。”

    接着引用乾隆朝的一个大臣，也是杭州人的梁诗正的故事。梁诗正物望不孚，高宗暗示他辞官，而梁诗正恋栈不去，于是高宗趁南巡经过杭州之便·命梁诗正在家侍养八十岁的老父·以为保全之计。张佩纶认为这个故事，正适用于王文韶：“例载：亲年八十以上·即有次丁终养者。王文韶母年八十有三，终鲜兄弟，养亲乃人生至乐，当此崦嵫渐迫，喜惧交萦，实亦报国日长，报亲日短之际。若听其去官终养，该侍郎家在杭州，有湖山以涤尘氛，有田园以供甘旨。”如其不然，就算王文韶“持禄保身，其子庆钧，及其交游仆从，狂恣轻扬，非王文韶所能约束，必令白首偏亲，目见子孙不肖之事，忧危惶惧，损其余年，殆非文韶所忍出也。”

    最后是在‘以安圣心，这句话上做文章，说“皇上圣躬虽渐臻康复，犹宜颐养舒勤，乃二月初一日因邓承修劾王文韶，召见枢臣，初六日因两省报销案，又召见枢臣，此两日并无内外简放员缺，亦无各省急递章奏，当霜风渐厉之时，正几暇养和之日，乃以文韶奉职无状，至增宵旰忧劳。该侍郎夙夜扪心，能无悚愧？”因而要求：将他的这个奏折，交下军机处，‘令王文韶善于自处。，

    皇帝也顺水推舟，不作任何表示的将原折发了下去。王文韶一看汗流浃背，识得张佩纶的严重警告，如果再不‘善于自处，，他还有更厉害的手段，要参劾他的儿子王庆钧以及门客仆从，仗势恃强，所作的许多不法之事。在他看，最恶毒的是，以为皇帝因为他的‘奉职无状，而‘宵旰忧劳，，当此春阳燥暖之际，亦不得安然怡养。这一挑拨，如果忽视，则圣眷一衰，真的可能有不测之祸。

    于是，当天他就上了个奏请开缺的折子。皇帝胸有成竹，降旨慰留，预期着张佩纶必不罢休，要看他第二个折子，说些什么？

    张佩纶的第二个折子，对王文韶展开正面的攻击，措词运用，却另有巧妙。

    共是一折一片，折子上说他才具不胜，如果皇帝据以罢斥，则发抄原折，可以不提报销案的弊端，对王文韶还算是顾面子。但要说服皇帝，则又非提报销案的弊端不可，因而加一个附片，指出两省报销案三可疑：第一疑：“王文韶曾在云南司派办处行走，报销之弊，当所稔知。此案既致人言，必有书吏在内，若于奉旨之日，即密饬司员将承办书吏，羁管候传，抑或押送刑部，岂不光明磊落，群疑尽释？乃谳传函牍屡传，机事不密，任令远扬，归过司员，全无作色。人或曰：文韶机警，何独于书吏则不机警？”

    第二疑：“此案报销，将岁支杂款，全行纳入军需，本非常科，即疆吏声叙在先，亦宜奏驳，既已含混复准，经言者论劾，若户部即请简派大臣复核，则过出无心，犹可共谅。乃至户部堂官奏请复核，始与景廉面恳回避。风闻银数出入，散总不甚相符，且事先迅催兵工两部，不及候复，率先奏结，尤为情弊显然。人或曰：文韶精密，何独于报销则不精密？”

    第三疑：“崔尊彝、潘英章为此案罪魁祸首，既据商人供称：汇款系为报销。状证确凿，该两员即属有玷官箴。周瑞清已经解任，该两员不先革职，亦当暂行开缺，乃迭降明谕，但曰：‘严催解送，。他枢臣即未见及，王文韶若欲自明，何以默不一语？人或曰：文韶明白，何独于该两员处分则不明白？”

    张佩纶真不愧是清流中的健笔，字里行间的指责，皇帝当然看得出来，第二疑暂且不论·第一疑指王文韶故意放书办逃走，意在消灭罪证。第三疑是指王文韶包庇崔尊耷潘英章。衡情度理，确有可疑。

    因此，持着这一折一片，皇帝便开始认真考虑让王文韶走路。

    继任人选，倒是早就想好了的·此刻还要考虑的是，张佩纶分析事理，精到细致，不光是会骂人、会说大话。然则该当如何重用？思考未定，便只有暂且搁置，于是王文韶第二次上折辞官，又蒙慰留。但语气跟前不同了，说“览其所奏各情，本应俯如所请。不过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办事需人·王文韶尚称熟悉，着仍遵前旨，于假满后照常入直。”

    这‘尚称熟悉，四个字，是军机章京看风头所下的贬词，经抱病复起的奕和文祥商量过·奏请裁可而见诸明发上谕的。熟悉朝章故事的，一看王文韶落得这四个字的考语，就知道他非得辞官不可了。

    王文韶自己却还有些恋栈之意，因为他的亲族故旧，门客僚属，平素出入门下的一班人，聚讼纷纭，意见甚多。主张自己知趣′及早抽身的固多·认为反正面子已经丢完了，里子不能不要也有·皇帝虽然精明，但这十余年中，因为当年事情的缘故，于他总是有几分慈蔼，若是能够有得力之人在皇上面前进言，也不见得会听信张佩纶的话，罢斥一部尚书。再有一派认为要引退也得等些时候，张佩纶一上弹章，随即请辞，看来完全受他摆布，面子上未免太下不去。

    王文韶对这个看法，颇有同感，还想看看再说，无奈坏消息不一而足。先是江苏巡抚奏报，据崔尊彝的家丁呈报，说他家主人在丹徒县旅途病故。丹徒县就是镇江府城，虽为循运河入长江、到皖南的必经之地，但崔尊彝死在一月初，丹徒县接到崔家家丁的呈报是在二月，何以在镇江逗留如此之久，又何以迟一个月呈报，情节自然可疑，所以上谕命当地官府确切查明，崔尊彝是否病故？

    其实用不着查，与江苏巡抚卫荣光的奏报同时传到京里的消息，说崔尊彝是服毒自杀的，这就见得情虚畏罪了。朱光第听得这话，大为紧张，案中两名要犯，已经去了一个，如果潘英章步崔尊彝的后尘，也来一个‘病故，，那时死无对证，周瑞清可以逍遥法外，全案亦就永远要悬在那里，因而不能不采取断然的手段。

    他做事向来有担当，也不必禀明堂官，将王敬臣和周瑞清的家丁谭升，秘密传讯，软哄硬逼，终于又榨出来一些内幕。据谭升供认：崔、潘二人到京后，跟他家主人都常有往还。这倒还不关紧要，王敬臣供出来一段事实，对周瑞清却大为不利。

    他说：潘英章从他那里取去的银票，其中有一张是由百川通票号来兑现的。于是传讯百川通的店东，承认周瑞清跟他的百川通有往来。上年九月间，周瑞清拿来一张顺天祥的票子，存入百川通，换用了他那里的银票，显然的，这是周瑞清的一种手法，不愿意直接使用顺天祥的银票，免得落个把柄。

    此外王敬臣还说，有个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也曾经拿潘英章用出去的票子，到他那里取过银子。这都是‘通贿有据，，户部奏请将周瑞清暂行革职，以便传讯。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是不是主稿的郎中孙家穆，自应查究，亦请先行解任。

    照准的上谕一下，朱光第立即执行，亲自带人逮捕周瑞清，先送入户部‘火房，安置，不准家属接见。送进去的铺盖、用具、食物，无不仔细检查，连馒头都掰开来看过，怕内中夹着什么纸条。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案情逐渐明朗，而王文韶也再不能安于位了，上了一份奏折，请求归养。

    王文韶辞官，报销案却不能就此底定;正好相反，皇帝有意借此再度掀起朝局中的大波澜！

    在恭王与曾国藩等人想，王文韶开缺，户部一案就算有了结果，邓承修指责军机颟顸无能的话，可以略而不提，至多轻描淡写地解释几句，便可交代。那知二月十六日的早上，军机处叫起的时候，皇帝问道，“＃阝承修的话说得有理。军机上总不能不认个错吧？”

    恭王愕然，不知这个错怎么认法，向谁去认？如果错了，就得自请处分，既然他这样发话，自己就该有个光明磊落的表示。于是他略略提高了声音答道：“臣等处置谬妄，请皇上处分。”

    话中有点负气，是谁都听得出来的，皇帝心虽不悦，倒也容忍了。不过这一下更为坚持原意，“这处分不处分的，日后再谈！”他说，“在朕这里，尔等都是国家柱石，偶尔有监理不到的，总还能为你们遮掩一二;但举国滔滔，众口籍籍，对言路上不能不有个交代。明发的上谕，天下有多少人在看着，错一点儿，就有人在背后批评。听不见，装聋作哑倒也罢了，既然有人指了出来，不辩个清清楚楚，叫人心服口服，朝廷的威信可就不容易维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