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人生大于著书

    我们都知道现在写书的人比看书的人多，虽然文学早已失去轰动效应，但是它毕竟是一条可以登上大雅之堂的路径，所以写作对于一些人来说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生梦想。虽然大成者不多，但小成者颇众，“积小成于大成”对于每一位喜欢写作的人来说这是真理，于是他们的恶梦从此开始。

    奥地利有位小说家叫卡夫卡，他从２０多岁开始写作，写了二十多年后去逝，主要作品有4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长篇小说，可惜生前大多未发表，3部长篇也均未写完。他完全是生前有小成无大成的典型代表，他死时托朋友把作品烧掉，但朋友没烧帮他发表了作品，结果人们才“发现”原来卡夫卡是位天才小说家，他的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后来这种别开生面的写法被公认为二十世纪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如果他的朋友把作品付之一炬，那么世界就少了这样一位先驱者，事实上多一位或少一位都无所畏。反过来想，如果他活着，他的作品肯定难受追捧，并不是他没有争取，看他的作品就知道他只是在纪录凄惨痛苦的一生的内心经历，他是想通过作品改变人生，但他的文学之路是从希望到失望最后绝望的，如果不是绝望他不会让朋友烧毁那些作品。死后当个先驱有什么用？人生才是真实的。

    在我国有许多十分有成就的作家、哲学家死后没有留下作品，比如说，战国时与庄子齐名的哲学家惠施，他以辨论在当时相当有名，庄子都怕他，他的言论只有庄子的著作中提到，如果惠施能留下作品一定是我国最早的逻辑学家，他死后庄子很悲伤，可见庄子本人对他的尊重。当时还有一些名人，比如思想家公孙龙、诡辨家邓析等等都没有多少作品留下来，只是在当时他人的著作中提到，可见其影响之大，邓析很死得很惨，他是郑国的大夫，与相国子产辨论，子产辩不过他，子产就找个借口把他杀了。这就是因言得祸，事实上，世界历史上因言得祸的文人要数中国最多也死得最冤，最近的事件就是“胡风案”死了多少人？可能没人统计过，时受打击文人自杀被杀的有多少也没人统计过都是著书立说惹得祸。再往上是清朝，读过点历史的人都知道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就有10多起较大的文字狱，每有一案“所诛不下千余人”被杀人数之多可想而知。归纳起来文人著述，说真话的死得多，说假话的反而会步步高升。

    文人也有明智者，挣不到名利，退而求人生，只求好好生存下去，他们一方面放弃对世界观的精神追求，另一方面又追求个人精神生活，他们有思想好动笔又怕因文获罪，所写作品只好与清风明月松竹梅菊等为思想寄予了。一个人失去了真正的精神追求，那么他无论怎样写都无法获得人生的丰满感，写多少书都有一种无力与苍白感，特别是在得不到高价值的认可之后，他们的失意可想而知。当然有些人善于投机向权贵靠拢替人家说话，他们的作品当然经不起公众的考验，不能说他们就是卑微之人，因为他们只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他们也是真正的人，他们怎能不知道自己是违心地活着呢？

    人生是灵与肉的和谐过程，但也是一个相对过程，面对现实生活你就得不断地重塑和改造自己，以求达到一定的平衡，一些人为了达到表面的虚名，不顾自身的发展不断地著书出书，只是为了名利，他顾不了书的质量，只我感觉好就行了，其作品的脆弱不言而喻，这是浮躁的社会环境造就的，不能说他们的生存实践就毫无意义，只不过这是人家的生活方式之一，谁能够很好地克服自己的成名呢？人无完人，世间的诱惑谁不动心呢？

    但是写作总是有界限的，人们对于幸福、爱情、真诚、成功等的讨论再多也是在界限之内的，哪怕是你鬼话连篇。但是对于正义、自由、价值等问题的讨论就有所不同，尽管它们也是人性的东西，但是有界限的超越界限你就带有一定的责任，社会总带着层次，你透明可以，神圣化不行；你纯洁可以，分裂化不行；你领悟可以，变态不行；你荒诞可以，激进不行；你悲观可以，虚无不行；你感染可以，放纵不行，你启迪可以，鼓动不行等等。写作大多数时候是功利化的东西，一方面它带给人精神世界的享受，另一方面它也带着人性中精神的挑战需求，也许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带着双面性。作品不是激情的产物就是闲情的产物，无论哪一种产物都是你的人生标点，但人生的价值永远没有可靠的参照物，就像人生的意义没有可靠的坐标一样，你写什么都可以，但我觉得，在有限的生命中不可以把著书看作比生命同样重要。曹雪芹可以那样做，《红楼梦》是他生命的体验，他为了让他的感悟留给世人作参考，费尽心血，他的后半辈子靠着这种精神支撑着生命，这是他的活法。他生活穷困潦倒但是一个精神富有者，这应该是他灵与肉的平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