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百九十章 唐绍仪的困局
目录：炮火1906| 作者：费虚| 类别：都市言情
李安生有时候也猜想，后世袁世凯是不是知道了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才不顾天下之大不讳，执意要称帝的？
过把瘾就死？
凭借他对袁世凯的了解，以及后世对袁世凯的翻案，对袁世凯的正面评价，在没有称帝前，袁世凯基本还是个有些瑕疵的伟人，只是没有站在对的历史舞台上。
其实对于李安生来说，最大的对手不是袁世凯，而是革命党人，这也是他现在拉拢李纯、段祺瑞等北洋干将的原因所在，将来他迟早要吞并北洋系，而革命党人才是他最大的敌人。
革命党人是借着民主的名义，行控制政权之实，李安生对后世历史很了解，自然不愿意轻易交出权柄，任凭革命党人去折腾。
而迫在眉睫的国会大选，则是一场经典的交战。
政党政治一直是宋教仁不懈追求的目标。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对西方的政治制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西方的政党活动和政党理论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并把在中国建立如欧、美那样的共和政体、实行政党政治当作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
在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中，宋教仁是对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理解最为透彻的人物之一。
而前段时间，在李安生的授意下，共和党也对目前中国的民主状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正如当初宋教仁与孙中山等人猛烈抨击李安生为独裁者、复辟者、野心家一样，共和党对于同盟会过于理想化的民主设想提出质疑。
而宋教仁则进行了有力的辩驳：在共和制度下，国家的主权在国民全体，国民有责任和义务来维护共和制度。但由于国民的思想、知识和能力不会完全一致，不能人人直接参与政治，就必须由“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组成政党，代表国民来承担义务，实际左右统治权力。
按照当时中国人口统计，有选举资格的选民约400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凡是具有选民资格的国民，在选举调查时（类似人口普查）要将选举资格证明材料（资产、学历、纳税证明等）复件交入户调查员收执，到投票日，携带同一证明原件到投票所核对姓名后，领取空白选票一张，当场填上所选候选人姓名，投入密封的投票箱。
也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选举流程并不复杂，可对于这些从大清国走来的，刚刚剪了辫子，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政治生活”的中国选民来说，这简直就是从外门气功忽然之间修成了天仙一般，还不知道怎么调用仙灵力。
宋教仁的这种主张，自然是得到了无数想要贪图权力的人士响应，是啊，那些土包子们连大字都不识，如何能让他们来参加这种神圣的选举。
这对东北是极为不利的，东北人口少，人口普遍教育素质还比不上南方这几个人口大省，比如广东福建，这是东北最大的缺陷。
这也就使得李安生想要通过选举来问鼎内阁，难如登天，除非许多地方的议员会得了失心疯，去选举李安生。
而袁世凯与李安生先后加入共和党，使得共和党逐步的成为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就使得之前东北的劣势给抹平掉。
就连袁世凯与李安生都晓得利用政党工具来斗争，那么同盟会为何不尽快奋斗起来？
封建帝制的倾覆和民国的建立，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活动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虽然由于革命党人的妥协退让，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与李安生等人窃取，但毕竟袁世凯是以阴谋而不是以武力得到大总统职位的，辛亥革命带来的一段时间内民主潮流的继续高涨和革命党人还握有一定实力的现实，使得袁世凯还不敢马上撕下共和的面具，被迫允许包括政党活动在内的民主形式的存在。
所以，在临时政府北迁前后，中国出现了空前的组党结社。这使宋教仁感觉到，政党政治的实行适逢其时。
“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同盟会在反清民主革命中虽然以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为纲领，但就思想实际而盲，多数同盟会员并没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纲领。在许多人看来，民族主义与排满并无区别，民权主义也仅被视为把皇帝赶下台，建立一个共和政体，至于民生主义，则更是不知所云的玄谈。思想认识的缺陷，给辛亥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由于没有把满清贵族视为封建阶级的政治代表，所以“革命党人一经推翻满清政府，便多数认为民族主义革命已告成功”，民主主义也已实现。
这种思想使得如今同盟会的处境极为危险，必须尽快改组，才能够挽回颓势，继续在政党建设上占住上风。
宋教仁已感觉到，在袁世凯窃居大总统职位后，共和政体有向独裁发展的可能。虽然他也如多数革命党人一样，不主张重新进行武装斗争，但他却不赞成孙中山的态度，认为应对袁世凯与李安生为首的强权分子进行积极的政治斗争，斗争的方略即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组成责任内阁。
按宋教仁的解释，所谓责任内阁就是“由内阁实行负责任，凡总统命令，不特阁员副属，并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这种责任内阁，既不是几党联合的混合内阁，也不是无党派的超然内阁，而是“纯粹的政党内阁”。
宋教仁所以坚持由政党组织责任内阁，目的是以此来挽回革命党人已失去的权力，限制乃至架空袁世凯，进而使政权重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宋教仁在北京的家中，唐绍仪亲自登门拜访，希望就此次日本的威胁与宋教仁进行进一步的磋商，想要找出办法，来纠正中国目前这种危险的局面。
在唐绍仪看来，他这个内阁还不是真正的责任内阁，许多权力都在袁世凯手中，而地方势力也极为强大，比如程李系，内有袁世凯，外有程李系，这个内阁总理当的实在是没滋没味，中国的民主有名无实。
北京的大雪一连下了多日，唐绍仪的脸庞在北风之下，有些发青，但是他依然强自抖擞精神，想要找出一条路来。
“如今的局势越来越危险，这次卫暴乱只是表象，而实际上，却是深受李安生政治集团的影响，这个强权政治与袁世凯北洋系互相呼应，越来越影响巨大，假以时日，中国只怕要滑入强权政治的危险局面，彻底为强权政治所掌控。表现在对外，便是战争，对内，便是灾祸连年。”
宋教仁深以为然，他同样不希望中国成为极端的政权牺牲品，李安生已经走上了极端，这次中俄战争赢的实在有些侥幸，可一不可二。
果不其然，李安生果然表现出了激烈的态度，以强硬手段来回应日本的战争威胁，这是个相当危险的信号。
“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而权力收归内阁，则地方势力受到削弱，逐步的使得中央掌控一切，这是最终结果。而当前，我们要做的，便是通过这次对日交涉，来向国人证明，强权政治要不得。”
今年8月初，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同盟会开始与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统一共和党谈判合并组党。8月25日，五党团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正式宣告国民党成立。
宋教仁目前正在一步步的扳回局势，希望通过政党政治来遏制强权政治，这是他们的唯一出路。
“这次我们决不能妥协，决不能就此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将中国拖入战争深渊。我们的良苦用心，必定能够得到国人的理解。”
唐绍仪还是决定亲自赴日，向日本谋求和解与宽容，他这次也打算向日本借款，这次是孙中山在牵头，只要他成功向日本借款，那么就能进一步的赢得国民支持力，稳住内阁。
哦，不，应该说，他能借来款项，能够赢得那帮所谓的精英国民的支持。
对于李安生来讲，这简直就是狗屁不通。
这帮所谓的精英有什么资格代表全部中国人？他李安生何尝不想让所有中国人都能成为合法的选民？但是这一步在后世的中国一直都无法实现，更何况现在。
既然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那么干脆就不要说的比唱的好听，不要理想化，而是脚踏实地。
外界评论以及后世推崇，认为宋教仁是一代雄杰，但是李安生看来，也不过如此。
每个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包括唐绍仪。
宋教仁过去推崇李安生，但是同样认为李安生有着局限性，比如对日本毫无根据的深刻敌意，他们这些在日本长期居住的革命党人，并没有感觉到日本的太多对中国的野心，即便有，也是对于中国的羸弱的一种蔑视。
那是前清的事情，与中华民国无关，如今民国初建，国家统一，国力蒸蒸日上，又打赢了中俄战争，不去惹日本，人家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来侵略？
李安生的许多论调，都被认为是夸大其词，故意在煽动国民的情绪，从而从中牟利，实现野心。
李安生即便主导中俄战争，打赢了这场关乎到中华民国国运的战争，沙俄基本难以翻盘，但是宋教仁等人并不认为这是李安生的功绩。
相反，宋教仁等人认为，李安生凭借着这次军事上的冒险，得到了许多的好处，无论是国民的支持，还是军队的支持，为着他在东北的进一步割据独裁扫清道路。
这是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家，从辛亥革命的时候，就应该揭发出来，也正是他的纵容，才使得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而现在，李安生同样成为了辛亥革命最大的受益者。
那些没有得到应有的职位或者报酬的“造反者”们，将这种怨恨都集中到了李安生身上，认为是这个野心家挡了他们的路。
甚至有人叫嚣着要暗杀李安生，不过，有几波付诸行动的，刚到东北就给擒获，反而牵连了不少人，李安生对于这种人向来是不手软。
唐绍仪从宋教仁这里得到了想要的答案，自然是信心百倍，只要能够清醒国人的头脑，打击李安生强权政治的野心，将来宋教仁上台组阁，他总有一席之地，这便是他们的默契。
与其在这个并非真正内阁的总理位子上干耗，还不如在真正责任内阁中干一任外交总长，这要心胸畅快的多。
而就在唐绍仪准备赴日“道歉”之时，李安生在东北发表通电，坚决支持蔡锷留任云贵，痛斥内阁的卖国妥协决议，要求内阁收回成命，停止对陈炯明等卫将士的迫害。
事实上，卫在上海的日子很逍遥，大部分的卫都坐着船，带着他们想要带的东西各自回乡。
蔡锷等人滞留在上海，也没怎么将内阁的决议当回事情，只是在忙着清点要运回云贵的物资罢了。
同盟会等政党政治团体并没有意识到，李安生在东北力挺卫，力挺蔡锷等人，并且坚决驳斥内阁关于对陈炯明等人的处置意见，这是在有预谋的先发制人。
而唐绍仪内阁也没有意识到袁世凯的放任，也是在设置陷阱。
在日本的强逼之下，甚至是武力威胁之下，唐绍仪到了日本之后，就李安生发表通电一事，向日方致歉，承诺会遵照致歉的约定，尽快出台确切的措施。
不过，让唐绍仪没有想到的是，国内出现了无比迅猛的突然袭击，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要求唐绍仪下台。
甚至谣言满天飞，无数学者文人、百姓学生都走上街头，要求尽快让唐绍仪下台，以免唐绍仪在日本做出有辱国格的事情，更是有报纸直白的披露，要是唐绍仪昏了头，在日本签署了卖国条约，那就悔之晚矣。
报社、民间宣传、谣言，各种各样的舆论，甚至戏班子也在唱唐绍仪到日本卖国求荣，收音机里更是直接斥责唐绍仪为丧权辱国的首任民国总理，遗臭万年。
唐绍仪刚听到国内的谣言，忧心忡忡，但还没有太大的不安，但是等到越来越多的信息反馈到他这里，他脸色苍白，忽然无力的呆坐了一夜，这形势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过把瘾就死？
凭借他对袁世凯的了解，以及后世对袁世凯的翻案，对袁世凯的正面评价，在没有称帝前，袁世凯基本还是个有些瑕疵的伟人，只是没有站在对的历史舞台上。
其实对于李安生来说，最大的对手不是袁世凯，而是革命党人，这也是他现在拉拢李纯、段祺瑞等北洋干将的原因所在，将来他迟早要吞并北洋系，而革命党人才是他最大的敌人。
革命党人是借着民主的名义，行控制政权之实，李安生对后世历史很了解，自然不愿意轻易交出权柄，任凭革命党人去折腾。
而迫在眉睫的国会大选，则是一场经典的交战。
政党政治一直是宋教仁不懈追求的目标。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对西方的政治制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西方的政党活动和政党理论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并把在中国建立如欧、美那样的共和政体、实行政党政治当作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
在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中，宋教仁是对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理解最为透彻的人物之一。
而前段时间，在李安生的授意下，共和党也对目前中国的民主状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正如当初宋教仁与孙中山等人猛烈抨击李安生为独裁者、复辟者、野心家一样，共和党对于同盟会过于理想化的民主设想提出质疑。
而宋教仁则进行了有力的辩驳：在共和制度下，国家的主权在国民全体，国民有责任和义务来维护共和制度。但由于国民的思想、知识和能力不会完全一致，不能人人直接参与政治，就必须由“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组成政党，代表国民来承担义务，实际左右统治权力。
按照当时中国人口统计，有选举资格的选民约400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凡是具有选民资格的国民，在选举调查时（类似人口普查）要将选举资格证明材料（资产、学历、纳税证明等）复件交入户调查员收执，到投票日，携带同一证明原件到投票所核对姓名后，领取空白选票一张，当场填上所选候选人姓名，投入密封的投票箱。
也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选举流程并不复杂，可对于这些从大清国走来的，刚刚剪了辫子，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政治生活”的中国选民来说，这简直就是从外门气功忽然之间修成了天仙一般，还不知道怎么调用仙灵力。
宋教仁的这种主张，自然是得到了无数想要贪图权力的人士响应，是啊，那些土包子们连大字都不识，如何能让他们来参加这种神圣的选举。
这对东北是极为不利的，东北人口少，人口普遍教育素质还比不上南方这几个人口大省，比如广东福建，这是东北最大的缺陷。
这也就使得李安生想要通过选举来问鼎内阁，难如登天，除非许多地方的议员会得了失心疯，去选举李安生。
而袁世凯与李安生先后加入共和党，使得共和党逐步的成为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就使得之前东北的劣势给抹平掉。
就连袁世凯与李安生都晓得利用政党工具来斗争，那么同盟会为何不尽快奋斗起来？
封建帝制的倾覆和民国的建立，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活动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虽然由于革命党人的妥协退让，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与李安生等人窃取，但毕竟袁世凯是以阴谋而不是以武力得到大总统职位的，辛亥革命带来的一段时间内民主潮流的继续高涨和革命党人还握有一定实力的现实，使得袁世凯还不敢马上撕下共和的面具，被迫允许包括政党活动在内的民主形式的存在。
所以，在临时政府北迁前后，中国出现了空前的组党结社。这使宋教仁感觉到，政党政治的实行适逢其时。
“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同盟会在反清民主革命中虽然以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为纲领，但就思想实际而盲，多数同盟会员并没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纲领。在许多人看来，民族主义与排满并无区别，民权主义也仅被视为把皇帝赶下台，建立一个共和政体，至于民生主义，则更是不知所云的玄谈。思想认识的缺陷，给辛亥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由于没有把满清贵族视为封建阶级的政治代表，所以“革命党人一经推翻满清政府，便多数认为民族主义革命已告成功”，民主主义也已实现。
这种思想使得如今同盟会的处境极为危险，必须尽快改组，才能够挽回颓势，继续在政党建设上占住上风。
宋教仁已感觉到，在袁世凯窃居大总统职位后，共和政体有向独裁发展的可能。虽然他也如多数革命党人一样，不主张重新进行武装斗争，但他却不赞成孙中山的态度，认为应对袁世凯与李安生为首的强权分子进行积极的政治斗争，斗争的方略即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组成责任内阁。
按宋教仁的解释，所谓责任内阁就是“由内阁实行负责任，凡总统命令，不特阁员副属，并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这种责任内阁，既不是几党联合的混合内阁，也不是无党派的超然内阁，而是“纯粹的政党内阁”。
宋教仁所以坚持由政党组织责任内阁，目的是以此来挽回革命党人已失去的权力，限制乃至架空袁世凯，进而使政权重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宋教仁在北京的家中，唐绍仪亲自登门拜访，希望就此次日本的威胁与宋教仁进行进一步的磋商，想要找出办法，来纠正中国目前这种危险的局面。
在唐绍仪看来，他这个内阁还不是真正的责任内阁，许多权力都在袁世凯手中，而地方势力也极为强大，比如程李系，内有袁世凯，外有程李系，这个内阁总理当的实在是没滋没味，中国的民主有名无实。
北京的大雪一连下了多日，唐绍仪的脸庞在北风之下，有些发青，但是他依然强自抖擞精神，想要找出一条路来。
“如今的局势越来越危险，这次卫暴乱只是表象，而实际上，却是深受李安生政治集团的影响，这个强权政治与袁世凯北洋系互相呼应，越来越影响巨大，假以时日，中国只怕要滑入强权政治的危险局面，彻底为强权政治所掌控。表现在对外，便是战争，对内，便是灾祸连年。”
宋教仁深以为然，他同样不希望中国成为极端的政权牺牲品，李安生已经走上了极端，这次中俄战争赢的实在有些侥幸，可一不可二。
果不其然，李安生果然表现出了激烈的态度，以强硬手段来回应日本的战争威胁，这是个相当危险的信号。
“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而权力收归内阁，则地方势力受到削弱，逐步的使得中央掌控一切，这是最终结果。而当前，我们要做的，便是通过这次对日交涉，来向国人证明，强权政治要不得。”
今年8月初，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同盟会开始与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统一共和党谈判合并组党。8月25日，五党团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正式宣告国民党成立。
宋教仁目前正在一步步的扳回局势，希望通过政党政治来遏制强权政治，这是他们的唯一出路。
“这次我们决不能妥协，决不能就此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将中国拖入战争深渊。我们的良苦用心，必定能够得到国人的理解。”
唐绍仪还是决定亲自赴日，向日本谋求和解与宽容，他这次也打算向日本借款，这次是孙中山在牵头，只要他成功向日本借款，那么就能进一步的赢得国民支持力，稳住内阁。
哦，不，应该说，他能借来款项，能够赢得那帮所谓的精英国民的支持。
对于李安生来讲，这简直就是狗屁不通。
这帮所谓的精英有什么资格代表全部中国人？他李安生何尝不想让所有中国人都能成为合法的选民？但是这一步在后世的中国一直都无法实现，更何况现在。
既然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那么干脆就不要说的比唱的好听，不要理想化，而是脚踏实地。
外界评论以及后世推崇，认为宋教仁是一代雄杰，但是李安生看来，也不过如此。
每个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包括唐绍仪。
宋教仁过去推崇李安生，但是同样认为李安生有着局限性，比如对日本毫无根据的深刻敌意，他们这些在日本长期居住的革命党人，并没有感觉到日本的太多对中国的野心，即便有，也是对于中国的羸弱的一种蔑视。
那是前清的事情，与中华民国无关，如今民国初建，国家统一，国力蒸蒸日上，又打赢了中俄战争，不去惹日本，人家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来侵略？
李安生的许多论调，都被认为是夸大其词，故意在煽动国民的情绪，从而从中牟利，实现野心。
李安生即便主导中俄战争，打赢了这场关乎到中华民国国运的战争，沙俄基本难以翻盘，但是宋教仁等人并不认为这是李安生的功绩。
相反，宋教仁等人认为，李安生凭借着这次军事上的冒险，得到了许多的好处，无论是国民的支持，还是军队的支持，为着他在东北的进一步割据独裁扫清道路。
这是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家，从辛亥革命的时候，就应该揭发出来，也正是他的纵容，才使得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而现在，李安生同样成为了辛亥革命最大的受益者。
那些没有得到应有的职位或者报酬的“造反者”们，将这种怨恨都集中到了李安生身上，认为是这个野心家挡了他们的路。
甚至有人叫嚣着要暗杀李安生，不过，有几波付诸行动的，刚到东北就给擒获，反而牵连了不少人，李安生对于这种人向来是不手软。
唐绍仪从宋教仁这里得到了想要的答案，自然是信心百倍，只要能够清醒国人的头脑，打击李安生强权政治的野心，将来宋教仁上台组阁，他总有一席之地，这便是他们的默契。
与其在这个并非真正内阁的总理位子上干耗，还不如在真正责任内阁中干一任外交总长，这要心胸畅快的多。
而就在唐绍仪准备赴日“道歉”之时，李安生在东北发表通电，坚决支持蔡锷留任云贵，痛斥内阁的卖国妥协决议，要求内阁收回成命，停止对陈炯明等卫将士的迫害。
事实上，卫在上海的日子很逍遥，大部分的卫都坐着船，带着他们想要带的东西各自回乡。
蔡锷等人滞留在上海，也没怎么将内阁的决议当回事情，只是在忙着清点要运回云贵的物资罢了。
同盟会等政党政治团体并没有意识到，李安生在东北力挺卫，力挺蔡锷等人，并且坚决驳斥内阁关于对陈炯明等人的处置意见，这是在有预谋的先发制人。
而唐绍仪内阁也没有意识到袁世凯的放任，也是在设置陷阱。
在日本的强逼之下，甚至是武力威胁之下，唐绍仪到了日本之后，就李安生发表通电一事，向日方致歉，承诺会遵照致歉的约定，尽快出台确切的措施。
不过，让唐绍仪没有想到的是，国内出现了无比迅猛的突然袭击，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要求唐绍仪下台。
甚至谣言满天飞，无数学者文人、百姓学生都走上街头，要求尽快让唐绍仪下台，以免唐绍仪在日本做出有辱国格的事情，更是有报纸直白的披露，要是唐绍仪昏了头，在日本签署了卖国条约，那就悔之晚矣。
报社、民间宣传、谣言，各种各样的舆论，甚至戏班子也在唱唐绍仪到日本卖国求荣，收音机里更是直接斥责唐绍仪为丧权辱国的首任民国总理，遗臭万年。
唐绍仪刚听到国内的谣言，忧心忡忡，但还没有太大的不安，但是等到越来越多的信息反馈到他这里，他脸色苍白，忽然无力的呆坐了一夜，这形势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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