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百四十二章 自信
目录：美女赢家| 作者：灵宇| 类别：历史军事
丁桑鹏讲话的时候，所有人都静静认真听着，只有一个学校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拿着相机猫着腰在观众席第一排前面活动。(请记住读 看看的网址www.Dukankan.com)镜头先是从不同角度对准主席台，快门按了几十次。然后工作人员就转身，把镜头对准了观众一阵猛拍。
全景之后，摄影师又要捕捉一下个人风采，他在杨景行和李迎珍前面一米左右的位置蹲了下来按下快门。
杨景行似乎很有经验，没有看镜头，依然注目主席台。摄影师拍了两张后又鸭子步朝左边挪动屁股，再举起的镜头明显是对准了杨景行和齐清诺，之后再让贺宏垂也当当中心人物。
丁桑鹏并没立刻发表对杨景行和三零六的看法，而是确立了今天主题后就请其他人讲一讲自己的想法。
简短的谦让后，校长开始表现主人的热情态度，他说：“今天是个难得的机会，我抛砖引玉，说一说自己对民乐和新音乐的一点观点。
我觉得，如果一部音乐作品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或者地方色彩，固然是可喜，但不是我们必须刻意去追求的，也不是不可或缺的。相比之下，作品的个性，对于作曲家来说要更为重要。
只有民族性，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任何民族风格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它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地理、语言、气候等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都是处于变化之中，风格的确立是相对的，风格的游离倒是绝对的。
比如说，我们总不能因为生活在今天高科技时代的浦海，生活风俗和语言习惯都远远不同于刚开埠时候的浦海人，就去指责当代浦海人丢失了他们的传统和风格。
举个眼前的例子，刚刚那首《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作曲者和演奏者多方面的创新和突破，我们就说这不是一件民乐作品，或者不是一件纯粹的民乐作品。
作为一个现代作曲者，要真实地反映、表达他对自己的时代，对社会、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他的风格必然是属于他所生存的这个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使用传统的技法。
就像新古典主义者，新巴洛克主义者，他们高喊“回到巴赫去”，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按照纯粹的巴赫风格来写赋格曲。没有人会把欣德米特的《调》听成《十二平均律》，也不会有人把施尼特凯的《大协奏曲》当成维瓦尔第的作品。
再说新音乐，其实新民乐也已经不是个新概念。
西方新音乐，也有叫现代派，先锋派，主要在欧美国家出现。它的出现和个性解放有关系。
追求个性当然是对的，但也容易走极端，往往会忽视思想内容，忽视情感表达。有的西方作曲家干脆说，音乐是不能表现任何除音乐本身之外的任何东西的。不过这种观点，我们大概很少有人能接受吧！
那些“新音乐”究竟是不是能在历史上站得住脚，只有等时间来验证了。当初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首演，观众的反应是嘲骂、哗然大笑和哨声。但是最近的演出，这件作品却得到了长达数分钟的掌声和欢呼。
看来人的听觉也是在发展的。在德国，年青人喜欢流行音乐，老年人听古典浪漫派，不过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欣德米特也还是有相当的市场。对于当代新音乐，像施托克豪森、里盖蒂、潘德列茨基等等，绝大数人并不理解，更谈不上喜欢，但只要表现出一些耐心和谅解的态度，在音乐会上也已经能听到稀稀落落的掌声了。
再说我们身边，同样的例子，刚刚听的这两首作品，首演就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称赞，包括老师。
当然，杨景行和齐清诺两位同学远没有施托克豪森那么前卫激进天马行空，也没有一点序列主义的色彩。不过这正是让我们欣慰的地方，有老师说杨景行的作品是“传承而不拘泥，博众而又独特”，我觉得很对。
尤其让我们高兴的是，丁老，唐老他们也对今天的作品持肯定态度，这说明两位学生的方向走对了，我相信他们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我们也应该为他们创造这种条件。至于他们所做的到底是民乐还是新民乐又或新音乐，我倒觉得不重要了。
当然，两位学生肯定还有不足之处，希望各位专家前辈多多指导，谢谢。”
全体鼓掌，台上的人互相看，得有人继续说呀。被校长邀请后，小巨人的总监邹春玉没客气，他的国语比较普通话：“第五次来大陆，能见到这么多了不起的艺术家，尤其是丁老，我真的很激动，非常感谢。感谢刚刚那些美丽女生和杨景行先生，你们也很了不起。
很多年前，我就牢牢记住了丁老的一句话：对音乐要有一颗赤诚的心。之前在楼上，大家都好感动，我们的作曲白宪文先生落泪了，就是因为我们都感受到了杨景行和三零六的女士对音乐那颗赤诚的心。
白宪文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认识快二十年了，今天我第一次听他说要向晚辈致敬。白宪文先生对音乐也有一颗赤诚的心，我很敬佩他。但是白先生说他应该敬佩杨景行，因为一个作曲家愿意把那么多绝妙的乐思都写进一首作品里，值得他鞠躬。”
杨景行正不好意思呢，邹春玉自己却站了起来，真的对台下鞠了一躬。虽然邹春玉的腰弯得不是很低，但杨景行还是立刻起立了，也鞠躬还礼，然后又转身，再朝后面的白宪文一群人弯腰。
后排的几位台湾朋友都站了起来，也给杨景行还礼。虽然挺有意思的，但是没人发笑。
杨景行不算受之有愧，好多的作曲人甚至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把一两个冥思苦想出来或者妙手偶得的主题或动机通过各种作曲技法丰富填充装饰起来，那么这件作品的最有价值最难得的其实也就是那一两个动机。
《就是我们》就太不一样了，全曲才半个小时，但是耀眼的动机和主题有几十个，还有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语句乐思……为什么半个小时能让听众没一丝厌倦感，反而却越来越投入享受，就是因为有价值的东西太多了。
简直可说是可耻的浪费，如果把那些好东西挑出来拿给有经验的作曲人去创作，该写出好多件不错作品来。(请记住我们的网址dukakan.com读看 看)
大家都坐下后，邹春玉继续激动：“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大陆有这么多的音乐院校，这么多优秀的音乐家，培养了这么多优秀的年轻民乐人，我好羡慕。台湾也有许多热衷民乐的年轻人，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和环境，我衷心希望你们能去台湾做客，你们一定会让台湾的年轻人对民乐有全新的看法和热情。”
接着，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宋延杰也说说自己的看法，他没过分夸奖杨景行跟三零六，而是顺着丁桑鹏和校长的思路多总结反省一下民乐的发展。
宋延杰提出民乐和时代同发展的命题，认为把合成器和电吉他拿来配合甚至融入民乐也并不是不可行的，只要是为了音乐的表现力服务。
然后，国家青年民族乐团的指挥何知俊有表扬三零六的演奏功力，认为这些女生也是传承而不拘泥。他几乎把每件乐器表现出来的优点都提了一两句，而且说得挺专业。
在一阵一阵的掌声中，主席台上的人慢慢融入了研讨的氛围。浦海民族乐团指挥陆白永认为虽然许多人在追求民乐的创新，但是杨景行和三零六是做得最好的，所以说创新还是要立足根本，不能一味求新，否则就会失败。
文联副主席甚至检讨了一些艺术工作者在创作或者表演的时候目光比较短浅，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很多的观众。
丁桑鹏表扬了李伟光，说艺术工作者虽然不用刻意迎合，但是起码应该着眼于观众，不能为了演员或者演奏员的等级评定或者职称高低而创作，那样就是脱离群众。
……
一直不说话的唐青在丁桑鹏的邀请下也开始了：“每个人说的都很有道理，我也一直在思考，我认为还应该听听创作者的想法。”
目光都集中在杨景行身上。在校长的示意下，杨景行站起来，为了让大家都听得清楚，所以声音稍微大了点：“谢谢各位前辈，我们更有信心了。”
贺宏垂急得偏脑袋盯杨景行，丁桑鹏也不满意：“说一说你的创作经历。”
杨景行实话实说像讲个平淡无奇的故事：“《云开雾散》在《就是我们》之前很久，我只是跟风。我的创作动机就来源于三零六，刚认识她们的时候，她们还在改编一些流行作品，不过都很认真很刻苦，每个人都很优秀，我也敬佩。
更进一步的尝试是齐清诺在《云开雾散》中做的，我和她讨论过，她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尤其是和声方面，她的尝试给了我很多启发。作品的完善的方面，贺教授和龚教授给了我很多帮助，三零六也帮了我，作品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三零六的人都挺严肃的接受感谢。齐清诺左手肘放在椅子扶手上，小臂抬起来，手掌向外，弯曲的指关节轻触着下巴尖，似乎在思考。
校长也提醒杨景行：“说一说作品完成后你的感受和心得，比如现在。”
杨景行说：“我们都没想过会受到这样的重视，我猜三零六和我一样，现在都比较激动。有那么多人在为民乐的发展努力，我们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但是我现在比以前更有信心了。”
主席台上的台湾作曲家肖正元忍不住发问了：“请问，你在创作《就是我们》的时候，对作品寄予的最高期望是什么？”
杨景行还没坐下，他说：“希望三零六会喜欢，可以说这是向她们致敬的。”
观众席上到底还是发出几声轻笑，贺宏垂都不看杨景行了，李迎珍也是严肃着表情。
丁桑鹏不笑，很深刻地问：“你为什么要致敬？”
杨景行说：“因为我觉得她们很棒。”
丁桑鹏又看齐清诺：“齐清诺，你为什么办三零六这个团体？”
齐清诺也站起来，但是不假大空：“我希望有几个朋友在一起玩得开心，玩得有目标。”
丁桑鹏问：“目标是什么？”
齐清诺说：“做出我们自己都喜欢的音乐。”
丁桑鹏问：“杨景行，你的目标是不是也和她们一样。”
杨景行点头：“是的。”
丁桑鹏就开始总结了，说杨景行和三零六的创作状态是最纯真的，有很好的立足点，这肯定是他们能做出好音乐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家霍说丁老说得对，还笑呵呵地多表扬一点：“……年轻人确实比我们更了解年轻人，还有些方面也是，比如十几个女生都穿得漂漂亮亮在舞台上，对现在社会上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与必要的，不能忽视。”
齐清诺立刻又站了起来，看着台上附和：“张指挥说得很对，我们在舞台上要展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自信，不管是对我们的音乐，还是我们自身，我们相信这两者会相得益彰！”
齐清诺的声音比之前响亮而且激动，三零六似乎受到感召，年晴竟然鼓掌，何沛媛和刘思蔓马上跟上，紧接着其他女生就都开始了，然后观众席上的人就全体配合了。
喻昕婷好欢欣鼓舞，杨景行也挺支持齐清诺的，他身边的两位老师都只是象征性地拍两下手，贺宏垂还拉拉齐清诺让她坐下了。
主席台上的人也跟着丁桑鹏拍手鼓励齐清诺的自信，只有张家霍面带笑容不给自己引出的精彩喝彩。
丁桑鹏拍完手了后又看所有人好一会，很语重心长并且激动地说：“自信，这是我今天最想说的两个字，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久违的自信！我们好多民乐工作者有热诚，有才华，可是，他们恰恰缺乏自信。不是才华的自信，而是对我们文化的自信，脚踏实地的自信。自信和包容，往往密不可分，今天我们听的这两首作品，就是一群有才华的年轻人对民乐自信的最好体现！我们往往说喜欢说骄傲，可是只有骄傲没有自信是行不通的！”
丁桑鹏讲话的时候，所有人都静静认真听着，只有一个学校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拿着相机猫着腰在观众席第一排前面活动。镜头先是从不同角度对准主席台，快门按了几十次。然后工作人员就转身，把镜头对准了观众一阵猛拍。
全景之后，摄影师又要捕捉一下个人风采，他在杨景行和李迎珍前面一米左右的位置蹲了下来按下快门。
杨景行似乎很有经验，没有看镜头，依然注目主席台。摄影师拍了两张后又鸭子步朝左边挪动屁股，再举起的镜头明显是对准了杨景行和齐清诺，之后再让贺宏垂也当当中心人物。
丁桑鹏并没立刻发表对杨景行和三零六的看法，而是确立了今天主题后就请其他人讲一讲自己的想法。
简短的谦让后，校长开始表现主人的热情态度，他说：“今天是个难得的机会，我抛砖引玉，说一说自己对民乐和新音乐的一点观点。
我觉得，如果一部音乐作品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或者地方色彩，固然是可喜，但不是我们必须刻意去追求的，也不是不可或缺的。相比之下，作品的个性，对于作曲家来说要更为重要。
只有民族性，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任何民族风格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它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地理、语言、气候等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都是处于变化之中，风格的确立是相对的，风格的游离倒是绝对的。
比如说，我们总不能因为生活在今天高科技时代的浦海，生活风俗和语言习惯都远远不同于刚开埠时候的浦海人，就去指责当代浦海人丢失了他们的传统和风格。
举个眼前的例子，刚刚那首《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作曲者和演奏者多方面的创新和突破，我们就说这不是一件民乐作品，或者不是一件纯粹的民乐作品。
作为一个现代作曲者，要真实地反映、表达他对自己的时代，对社会、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他的风格必然是属于他所生存的这个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使用传统的技法。
就像新古典主义者，新巴洛克主义者，他们高喊“回到巴赫去”，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按照纯粹的巴赫风格来写赋格曲。没有人会把欣德米特的《调》听成《十二平均律》，也不会有人把施尼特凯的《大协奏曲》当成维瓦尔第的作品。
再说新音乐，其实新民乐也已经不是个新概念。
西方新音乐，也有叫现代派，先锋派，主要在欧美国家出现。它的出现和个性解放有关系。
追求个性当然是对的，但也容易走极端，往往会忽视思想内容，忽视情感表达。有的西方作曲家干脆说，音乐是不能表现任何除音乐本身之外的任何东西的。不过这种观点，我们大概很少有人能接受吧！
那些“新音乐”究竟是不是能在历史上站得住脚，只有等时间来验证了。当初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首演，观众的反应是嘲骂、哗然大笑和哨声。但是最近的演出，这件作品却得到了长达数分钟的掌声和欢呼。
看来人的听觉也是在发展的。在德国，年青人喜欢流行音乐，老年人听古典浪漫派，不过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欣德米特也还是有相当的市场。对于当代新音乐，像施托克豪森、里盖蒂、潘德列茨基等等，绝大数人并不理解，更谈不上喜欢，但只要表现出一些耐心和谅解的态度，在音乐会上也已经能听到稀稀落落的掌声了。
再说我们身边，同样的例子，刚刚听的这两首作品，首演就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称赞，包括老师。
当然，杨景行和齐清诺两位同学远没有施托克豪森那么前卫激进天马行空，也没有一点序列主义的色彩。不过这正是让我们欣慰的地方，有老师说杨景行的作品是“传承而不拘泥，博众而又独特”，我觉得很对。
尤其让我们高兴的是，丁老，唐老他们也对今天的作品持肯定态度，这说明两位学生的方向走对了，我相信他们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我们也应该为他们创造这种条件。至于他们所做的到底是民乐还是新民乐又或新音乐，我倒觉得不重要了。
当然，两位学生肯定还有不足之处，希望各位专家前辈多多指导，谢谢。”
全体鼓掌，台上的人互相看，得有人继续说呀。被校长邀请后，小巨人的总监邹春玉没客气，他的国语比较普通话：“第五次来大陆，能见到这么多了不起的艺术家，尤其是丁老，我真的很激动，非常感谢。感谢刚刚那些美丽女生和杨景行先生，你们也很了不起。
很多年前，我就牢牢记住了丁老的一句话：对音乐要有一颗赤诚的心。之前在楼上，大家都好感动，我们的作曲白宪文先生落泪了，就是因为我们都感受到了杨景行和三零六的女士对音乐那颗赤诚的心。
白宪文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认识快二十年了，今天我第一次听他说要向晚辈致敬。白宪文先生对音乐也有一颗赤诚的心，我很敬佩他。但是白先生说他应该敬佩杨景行，因为一个作曲家愿意把那么多绝妙的乐思都写进一首作品里，值得他鞠躬。”
杨景行正不好意思呢，邹春玉自己却站了起来，真的对台下鞠了一躬。虽然邹春玉的腰弯得不是很低，但杨景行还是立刻起立了，也鞠躬还礼，然后又转身，再朝后面的白宪文一群人弯腰。
后排的几位台湾朋友都站了起来，也给杨景行还礼。虽然挺有意思的，但是没人发笑。
杨景行不算受之有愧，好多的作曲人甚至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把一两个冥思苦想出来或者妙手偶得的主题或动机通过各种作曲技法丰富填充装饰起来，那么这件作品的最有价值最难得的其实也就是那一两个动机。
《就是我们》就太不一样了，全曲才半个小时，但是耀眼的动机和主题有几十个，还有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语句乐思……为什么半个小时能让听众没一丝厌倦感，反而却越来越投入享受，就是因为有价值的东西太多了。
简直可说是可耻的浪费，如果把那些好东西挑出来拿给有经验的作曲人去创作，该写出好多件不错作品来。
大家都坐下后，邹春玉继续激动：“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大陆有这么多的音乐院校，这么多优秀的音乐家，培养了这么多优秀的年轻民乐人，我好羡慕。台湾也有许多热衷民乐的年轻人，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和环境，我衷心希望你们能去台湾做客，你们一定会让台湾的年轻人对民乐有全新的看法和热情。”
接着，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宋延杰也说说自己的看法，他没过分夸奖杨景行跟三零六，而是顺着丁桑鹏和校长的思路多总结反省一下民乐的发展。
宋延杰提出民乐和时代同发展的命题，认为把合成器和电吉他拿来配合甚至融入民乐也并不是不可行的，只要是为了音乐的表现力服务。
然后，国家青年民族乐团的指挥何知俊有表扬三零六的演奏功力，认为这些女生也是传承而不拘泥。他几乎把每件乐器表现出来的优点都提了一两句，而且说得挺专业。
在一阵一阵的掌声中，主席台上的人慢慢融入了研讨的氛围。浦海民族乐团指挥陆白永认为虽然许多人在追求民乐的创新，但是杨景行和三零六是做得最好的，所以说创新还是要立足根本，不能一味求新，否则就会失败。
文联副主席甚至检讨了一些艺术工作者在创作或者表演的时候目光比较短浅，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很多的观众。
丁桑鹏表扬了李伟光，说艺术工作者虽然不用刻意迎合，但是起码应该着眼于观众，不能为了演员或者演奏员的等级评定或者职称高低而创作，那样就是脱离群众。
……
一直不说话的唐青在丁桑鹏的邀请下也开始了：“每个人说的都很有道理，我也一直在思考，我认为还应该听听创作者的想法。”
目光都集中在杨景行身上。在校长的示意下，杨景行站起来，为了让大家都听得清楚，所以声音稍微大了点：“谢谢各位前辈，我们更有信心了。”
贺宏垂急得偏脑袋盯杨景行，丁桑鹏也不满意：“说一说你的创作经历。”
杨景行实话实说像讲个平淡无奇的故事：“《云开雾散》在《就是我们》之前很久，我只是跟风。我的创作动机就来源于三零六，刚认识她们的时候，她们还在改编一些流行作品，不过都很认真很刻苦，每个人都很优秀，我也敬佩。
更进一步的尝试是齐清诺在《云开雾散》中做的，我和她讨论过，她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尤其是和声方面，她的尝试给了我很多启发。作品的完善的方面，贺教授和龚教授给了我很多帮助，三零六也帮了我，作品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三零六的人都挺严肃的接受感谢。齐清诺左手肘放在椅子扶手上，小臂抬起来，手掌向外，弯曲的指关节轻触着下巴尖，似乎在思考。
校长也提醒杨景行：“说一说作品完成后你的感受和心得，比如现在。”
杨景行说：“我们都没想过会受到这样的重视，我猜三零六和我一样，现在都比较激动。有那么多人在为民乐的发展努力，我们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但是我现在比以前更有信心了。”
主席台上的台湾作曲家肖正元忍不住发问了：“请问，你在创作《就是我们》的时候，对作品寄予的最高期望是什么？”
杨景行还没坐下，他说：“希望三零六会喜欢，可以说这是向她们致敬的。”
观众席上到底还是发出几声轻笑，贺宏垂都不看杨景行了，李迎珍也是严肃着表情。
丁桑鹏不笑，很深刻地问：“你为什么要致敬？”
杨景行说：“因为我觉得她们很棒。”
丁桑鹏又看齐清诺：“齐清诺，你为什么办三零六这个团体？”
齐清诺也站起来，但是不假大空：“我希望有几个朋友在一起玩得开心，玩得有目标。”
丁桑鹏问：“目标是什么？”
齐清诺说：“做出我们自己都喜欢的音乐。”
丁桑鹏问：“杨景行，你的目标是不是也和她们一样。”
杨景行点头：“是的。”
丁桑鹏就开始总结了，说杨景行和三零六的创作状态是最纯真的，有很好的立足点，这肯定是他们能做出好音乐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家霍说丁老说得对，还笑呵呵地多表扬一点：“……年轻人确实比我们更了解年轻人，还有些方面也是，比如十几个女生都穿得漂漂亮亮在舞台上，对现在社会上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与必要的，不能忽视。”
齐清诺立刻又站了起来，看着台上附和：“张指挥说得很对，我们在舞台上要展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自信，不管是对我们的音乐，还是我们自身，我们相信这两者会相得益彰！”
齐清诺的声音比之前响亮而且激动，三零六似乎受到感召，年晴竟然鼓掌，何沛媛和刘思蔓马上跟上，紧接着其他女生就都开始了，然后观众席上的人就全体配合了。
喻昕婷好欢欣鼓舞，杨景行也挺支持齐清诺的，他身边的两位老师都只是象征性地拍两下手，贺宏垂还拉拉齐清诺让她坐下了。
主席台上的人也跟着丁桑鹏拍手鼓励齐清诺的自信，只有张家霍面带笑容不给自己引出的精彩喝彩。
丁桑鹏拍完手了后又看所有人好一会，很语重心长并且激动地说：“自信，这是我今天最想说的两个字，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久违的自信！我们好多民乐工作者有热诚，有才华，可是，他们恰恰缺乏自信。不是才华的自信，而是对我们文化的自信，脚踏实地的自信。自信和包容，往往密不可分，今天我们听的这两首作品，就是一群有才华的年轻人对民乐自信的最好体现！我们往往说喜欢说骄傲，可是只有骄傲没有自信是行不通的！”
全景之后，摄影师又要捕捉一下个人风采，他在杨景行和李迎珍前面一米左右的位置蹲了下来按下快门。
杨景行似乎很有经验，没有看镜头，依然注目主席台。摄影师拍了两张后又鸭子步朝左边挪动屁股，再举起的镜头明显是对准了杨景行和齐清诺，之后再让贺宏垂也当当中心人物。
丁桑鹏并没立刻发表对杨景行和三零六的看法，而是确立了今天主题后就请其他人讲一讲自己的想法。
简短的谦让后，校长开始表现主人的热情态度，他说：“今天是个难得的机会，我抛砖引玉，说一说自己对民乐和新音乐的一点观点。
我觉得，如果一部音乐作品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或者地方色彩，固然是可喜，但不是我们必须刻意去追求的，也不是不可或缺的。相比之下，作品的个性，对于作曲家来说要更为重要。
只有民族性，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任何民族风格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它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地理、语言、气候等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都是处于变化之中，风格的确立是相对的，风格的游离倒是绝对的。
比如说，我们总不能因为生活在今天高科技时代的浦海，生活风俗和语言习惯都远远不同于刚开埠时候的浦海人，就去指责当代浦海人丢失了他们的传统和风格。
举个眼前的例子，刚刚那首《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作曲者和演奏者多方面的创新和突破，我们就说这不是一件民乐作品，或者不是一件纯粹的民乐作品。
作为一个现代作曲者，要真实地反映、表达他对自己的时代，对社会、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他的风格必然是属于他所生存的这个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使用传统的技法。
就像新古典主义者，新巴洛克主义者，他们高喊“回到巴赫去”，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按照纯粹的巴赫风格来写赋格曲。没有人会把欣德米特的《调》听成《十二平均律》，也不会有人把施尼特凯的《大协奏曲》当成维瓦尔第的作品。
再说新音乐，其实新民乐也已经不是个新概念。
西方新音乐，也有叫现代派，先锋派，主要在欧美国家出现。它的出现和个性解放有关系。
追求个性当然是对的，但也容易走极端，往往会忽视思想内容，忽视情感表达。有的西方作曲家干脆说，音乐是不能表现任何除音乐本身之外的任何东西的。不过这种观点，我们大概很少有人能接受吧！
那些“新音乐”究竟是不是能在历史上站得住脚，只有等时间来验证了。当初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首演，观众的反应是嘲骂、哗然大笑和哨声。但是最近的演出，这件作品却得到了长达数分钟的掌声和欢呼。
看来人的听觉也是在发展的。在德国，年青人喜欢流行音乐，老年人听古典浪漫派，不过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欣德米特也还是有相当的市场。对于当代新音乐，像施托克豪森、里盖蒂、潘德列茨基等等，绝大数人并不理解，更谈不上喜欢，但只要表现出一些耐心和谅解的态度，在音乐会上也已经能听到稀稀落落的掌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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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杨景行和齐清诺两位同学远没有施托克豪森那么前卫激进天马行空，也没有一点序列主义的色彩。不过这正是让我们欣慰的地方，有老师说杨景行的作品是“传承而不拘泥，博众而又独特”，我觉得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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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的几位台湾朋友都站了起来，也给杨景行还礼。虽然挺有意思的，但是没人发笑。
杨景行不算受之有愧，好多的作曲人甚至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把一两个冥思苦想出来或者妙手偶得的主题或动机通过各种作曲技法丰富填充装饰起来，那么这件作品的最有价值最难得的其实也就是那一两个动机。
《就是我们》就太不一样了，全曲才半个小时，但是耀眼的动机和主题有几十个，还有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语句乐思……为什么半个小时能让听众没一丝厌倦感，反而却越来越投入享受，就是因为有价值的东西太多了。
简直可说是可耻的浪费，如果把那些好东西挑出来拿给有经验的作曲人去创作，该写出好多件不错作品来。(请记住我们的网址dukakan.com读看 看)
大家都坐下后，邹春玉继续激动：“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大陆有这么多的音乐院校，这么多优秀的音乐家，培养了这么多优秀的年轻民乐人，我好羡慕。台湾也有许多热衷民乐的年轻人，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和环境，我衷心希望你们能去台湾做客，你们一定会让台湾的年轻人对民乐有全新的看法和热情。”
接着，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宋延杰也说说自己的看法，他没过分夸奖杨景行跟三零六，而是顺着丁桑鹏和校长的思路多总结反省一下民乐的发展。
宋延杰提出民乐和时代同发展的命题，认为把合成器和电吉他拿来配合甚至融入民乐也并不是不可行的，只要是为了音乐的表现力服务。
然后，国家青年民族乐团的指挥何知俊有表扬三零六的演奏功力，认为这些女生也是传承而不拘泥。他几乎把每件乐器表现出来的优点都提了一两句，而且说得挺专业。
在一阵一阵的掌声中，主席台上的人慢慢融入了研讨的氛围。浦海民族乐团指挥陆白永认为虽然许多人在追求民乐的创新，但是杨景行和三零六是做得最好的，所以说创新还是要立足根本，不能一味求新，否则就会失败。
文联副主席甚至检讨了一些艺术工作者在创作或者表演的时候目光比较短浅，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很多的观众。
丁桑鹏表扬了李伟光，说艺术工作者虽然不用刻意迎合，但是起码应该着眼于观众，不能为了演员或者演奏员的等级评定或者职称高低而创作，那样就是脱离群众。
……
一直不说话的唐青在丁桑鹏的邀请下也开始了：“每个人说的都很有道理，我也一直在思考，我认为还应该听听创作者的想法。”
目光都集中在杨景行身上。在校长的示意下，杨景行站起来，为了让大家都听得清楚，所以声音稍微大了点：“谢谢各位前辈，我们更有信心了。”
贺宏垂急得偏脑袋盯杨景行，丁桑鹏也不满意：“说一说你的创作经历。”
杨景行实话实说像讲个平淡无奇的故事：“《云开雾散》在《就是我们》之前很久，我只是跟风。我的创作动机就来源于三零六，刚认识她们的时候，她们还在改编一些流行作品，不过都很认真很刻苦，每个人都很优秀，我也敬佩。
更进一步的尝试是齐清诺在《云开雾散》中做的，我和她讨论过，她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尤其是和声方面，她的尝试给了我很多启发。作品的完善的方面，贺教授和龚教授给了我很多帮助，三零六也帮了我，作品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三零六的人都挺严肃的接受感谢。齐清诺左手肘放在椅子扶手上，小臂抬起来，手掌向外，弯曲的指关节轻触着下巴尖，似乎在思考。
校长也提醒杨景行：“说一说作品完成后你的感受和心得，比如现在。”
杨景行说：“我们都没想过会受到这样的重视，我猜三零六和我一样，现在都比较激动。有那么多人在为民乐的发展努力，我们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但是我现在比以前更有信心了。”
主席台上的台湾作曲家肖正元忍不住发问了：“请问，你在创作《就是我们》的时候，对作品寄予的最高期望是什么？”
杨景行还没坐下，他说：“希望三零六会喜欢，可以说这是向她们致敬的。”
观众席上到底还是发出几声轻笑，贺宏垂都不看杨景行了，李迎珍也是严肃着表情。
丁桑鹏不笑，很深刻地问：“你为什么要致敬？”
杨景行说：“因为我觉得她们很棒。”
丁桑鹏又看齐清诺：“齐清诺，你为什么办三零六这个团体？”
齐清诺也站起来，但是不假大空：“我希望有几个朋友在一起玩得开心，玩得有目标。”
丁桑鹏问：“目标是什么？”
齐清诺说：“做出我们自己都喜欢的音乐。”
丁桑鹏问：“杨景行，你的目标是不是也和她们一样。”
杨景行点头：“是的。”
丁桑鹏就开始总结了，说杨景行和三零六的创作状态是最纯真的，有很好的立足点，这肯定是他们能做出好音乐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家霍说丁老说得对，还笑呵呵地多表扬一点：“……年轻人确实比我们更了解年轻人，还有些方面也是，比如十几个女生都穿得漂漂亮亮在舞台上，对现在社会上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与必要的，不能忽视。”
齐清诺立刻又站了起来，看着台上附和：“张指挥说得很对，我们在舞台上要展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自信，不管是对我们的音乐，还是我们自身，我们相信这两者会相得益彰！”
齐清诺的声音比之前响亮而且激动，三零六似乎受到感召，年晴竟然鼓掌，何沛媛和刘思蔓马上跟上，紧接着其他女生就都开始了，然后观众席上的人就全体配合了。
喻昕婷好欢欣鼓舞，杨景行也挺支持齐清诺的，他身边的两位老师都只是象征性地拍两下手，贺宏垂还拉拉齐清诺让她坐下了。
主席台上的人也跟着丁桑鹏拍手鼓励齐清诺的自信，只有张家霍面带笑容不给自己引出的精彩喝彩。
丁桑鹏拍完手了后又看所有人好一会，很语重心长并且激动地说：“自信，这是我今天最想说的两个字，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久违的自信！我们好多民乐工作者有热诚，有才华，可是，他们恰恰缺乏自信。不是才华的自信，而是对我们文化的自信，脚踏实地的自信。自信和包容，往往密不可分，今天我们听的这两首作品，就是一群有才华的年轻人对民乐自信的最好体现！我们往往说喜欢说骄傲，可是只有骄傲没有自信是行不通的！”
丁桑鹏讲话的时候，所有人都静静认真听着，只有一个学校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拿着相机猫着腰在观众席第一排前面活动。镜头先是从不同角度对准主席台，快门按了几十次。然后工作人员就转身，把镜头对准了观众一阵猛拍。
全景之后，摄影师又要捕捉一下个人风采，他在杨景行和李迎珍前面一米左右的位置蹲了下来按下快门。
杨景行似乎很有经验，没有看镜头，依然注目主席台。摄影师拍了两张后又鸭子步朝左边挪动屁股，再举起的镜头明显是对准了杨景行和齐清诺，之后再让贺宏垂也当当中心人物。
丁桑鹏并没立刻发表对杨景行和三零六的看法，而是确立了今天主题后就请其他人讲一讲自己的想法。
简短的谦让后，校长开始表现主人的热情态度，他说：“今天是个难得的机会，我抛砖引玉，说一说自己对民乐和新音乐的一点观点。
我觉得，如果一部音乐作品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或者地方色彩，固然是可喜，但不是我们必须刻意去追求的，也不是不可或缺的。相比之下，作品的个性，对于作曲家来说要更为重要。
只有民族性，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任何民族风格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它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地理、语言、气候等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都是处于变化之中，风格的确立是相对的，风格的游离倒是绝对的。
比如说，我们总不能因为生活在今天高科技时代的浦海，生活风俗和语言习惯都远远不同于刚开埠时候的浦海人，就去指责当代浦海人丢失了他们的传统和风格。
举个眼前的例子，刚刚那首《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作曲者和演奏者多方面的创新和突破，我们就说这不是一件民乐作品，或者不是一件纯粹的民乐作品。
作为一个现代作曲者，要真实地反映、表达他对自己的时代，对社会、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他的风格必然是属于他所生存的这个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使用传统的技法。
就像新古典主义者，新巴洛克主义者，他们高喊“回到巴赫去”，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按照纯粹的巴赫风格来写赋格曲。没有人会把欣德米特的《调》听成《十二平均律》，也不会有人把施尼特凯的《大协奏曲》当成维瓦尔第的作品。
再说新音乐，其实新民乐也已经不是个新概念。
西方新音乐，也有叫现代派，先锋派，主要在欧美国家出现。它的出现和个性解放有关系。
追求个性当然是对的，但也容易走极端，往往会忽视思想内容，忽视情感表达。有的西方作曲家干脆说，音乐是不能表现任何除音乐本身之外的任何东西的。不过这种观点，我们大概很少有人能接受吧！
那些“新音乐”究竟是不是能在历史上站得住脚，只有等时间来验证了。当初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首演，观众的反应是嘲骂、哗然大笑和哨声。但是最近的演出，这件作品却得到了长达数分钟的掌声和欢呼。
看来人的听觉也是在发展的。在德国，年青人喜欢流行音乐，老年人听古典浪漫派，不过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欣德米特也还是有相当的市场。对于当代新音乐，像施托克豪森、里盖蒂、潘德列茨基等等，绝大数人并不理解，更谈不上喜欢，但只要表现出一些耐心和谅解的态度，在音乐会上也已经能听到稀稀落落的掌声了。
再说我们身边，同样的例子，刚刚听的这两首作品，首演就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称赞，包括老师。
当然，杨景行和齐清诺两位同学远没有施托克豪森那么前卫激进天马行空，也没有一点序列主义的色彩。不过这正是让我们欣慰的地方，有老师说杨景行的作品是“传承而不拘泥，博众而又独特”，我觉得很对。
尤其让我们高兴的是，丁老，唐老他们也对今天的作品持肯定态度，这说明两位学生的方向走对了，我相信他们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我们也应该为他们创造这种条件。至于他们所做的到底是民乐还是新民乐又或新音乐，我倒觉得不重要了。
当然，两位学生肯定还有不足之处，希望各位专家前辈多多指导，谢谢。”
全体鼓掌，台上的人互相看，得有人继续说呀。被校长邀请后，小巨人的总监邹春玉没客气，他的国语比较普通话：“第五次来大陆，能见到这么多了不起的艺术家，尤其是丁老，我真的很激动，非常感谢。感谢刚刚那些美丽女生和杨景行先生，你们也很了不起。
很多年前，我就牢牢记住了丁老的一句话：对音乐要有一颗赤诚的心。之前在楼上，大家都好感动，我们的作曲白宪文先生落泪了，就是因为我们都感受到了杨景行和三零六的女士对音乐那颗赤诚的心。
白宪文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认识快二十年了，今天我第一次听他说要向晚辈致敬。白宪文先生对音乐也有一颗赤诚的心，我很敬佩他。但是白先生说他应该敬佩杨景行，因为一个作曲家愿意把那么多绝妙的乐思都写进一首作品里，值得他鞠躬。”
杨景行正不好意思呢，邹春玉自己却站了起来，真的对台下鞠了一躬。虽然邹春玉的腰弯得不是很低，但杨景行还是立刻起立了，也鞠躬还礼，然后又转身，再朝后面的白宪文一群人弯腰。
后排的几位台湾朋友都站了起来，也给杨景行还礼。虽然挺有意思的，但是没人发笑。
杨景行不算受之有愧，好多的作曲人甚至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把一两个冥思苦想出来或者妙手偶得的主题或动机通过各种作曲技法丰富填充装饰起来，那么这件作品的最有价值最难得的其实也就是那一两个动机。
《就是我们》就太不一样了，全曲才半个小时，但是耀眼的动机和主题有几十个，还有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语句乐思……为什么半个小时能让听众没一丝厌倦感，反而却越来越投入享受，就是因为有价值的东西太多了。
简直可说是可耻的浪费，如果把那些好东西挑出来拿给有经验的作曲人去创作，该写出好多件不错作品来。
大家都坐下后，邹春玉继续激动：“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大陆有这么多的音乐院校，这么多优秀的音乐家，培养了这么多优秀的年轻民乐人，我好羡慕。台湾也有许多热衷民乐的年轻人，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和环境，我衷心希望你们能去台湾做客，你们一定会让台湾的年轻人对民乐有全新的看法和热情。”
接着，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宋延杰也说说自己的看法，他没过分夸奖杨景行跟三零六，而是顺着丁桑鹏和校长的思路多总结反省一下民乐的发展。
宋延杰提出民乐和时代同发展的命题，认为把合成器和电吉他拿来配合甚至融入民乐也并不是不可行的，只要是为了音乐的表现力服务。
然后，国家青年民族乐团的指挥何知俊有表扬三零六的演奏功力，认为这些女生也是传承而不拘泥。他几乎把每件乐器表现出来的优点都提了一两句，而且说得挺专业。
在一阵一阵的掌声中，主席台上的人慢慢融入了研讨的氛围。浦海民族乐团指挥陆白永认为虽然许多人在追求民乐的创新，但是杨景行和三零六是做得最好的，所以说创新还是要立足根本，不能一味求新，否则就会失败。
文联副主席甚至检讨了一些艺术工作者在创作或者表演的时候目光比较短浅，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很多的观众。
丁桑鹏表扬了李伟光，说艺术工作者虽然不用刻意迎合，但是起码应该着眼于观众，不能为了演员或者演奏员的等级评定或者职称高低而创作，那样就是脱离群众。
……
一直不说话的唐青在丁桑鹏的邀请下也开始了：“每个人说的都很有道理，我也一直在思考，我认为还应该听听创作者的想法。”
目光都集中在杨景行身上。在校长的示意下，杨景行站起来，为了让大家都听得清楚，所以声音稍微大了点：“谢谢各位前辈，我们更有信心了。”
贺宏垂急得偏脑袋盯杨景行，丁桑鹏也不满意：“说一说你的创作经历。”
杨景行实话实说像讲个平淡无奇的故事：“《云开雾散》在《就是我们》之前很久，我只是跟风。我的创作动机就来源于三零六，刚认识她们的时候，她们还在改编一些流行作品，不过都很认真很刻苦，每个人都很优秀，我也敬佩。
更进一步的尝试是齐清诺在《云开雾散》中做的，我和她讨论过，她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尤其是和声方面，她的尝试给了我很多启发。作品的完善的方面，贺教授和龚教授给了我很多帮助，三零六也帮了我，作品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三零六的人都挺严肃的接受感谢。齐清诺左手肘放在椅子扶手上，小臂抬起来，手掌向外，弯曲的指关节轻触着下巴尖，似乎在思考。
校长也提醒杨景行：“说一说作品完成后你的感受和心得，比如现在。”
杨景行说：“我们都没想过会受到这样的重视，我猜三零六和我一样，现在都比较激动。有那么多人在为民乐的发展努力，我们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但是我现在比以前更有信心了。”
主席台上的台湾作曲家肖正元忍不住发问了：“请问，你在创作《就是我们》的时候，对作品寄予的最高期望是什么？”
杨景行还没坐下，他说：“希望三零六会喜欢，可以说这是向她们致敬的。”
观众席上到底还是发出几声轻笑，贺宏垂都不看杨景行了，李迎珍也是严肃着表情。
丁桑鹏不笑，很深刻地问：“你为什么要致敬？”
杨景行说：“因为我觉得她们很棒。”
丁桑鹏又看齐清诺：“齐清诺，你为什么办三零六这个团体？”
齐清诺也站起来，但是不假大空：“我希望有几个朋友在一起玩得开心，玩得有目标。”
丁桑鹏问：“目标是什么？”
齐清诺说：“做出我们自己都喜欢的音乐。”
丁桑鹏问：“杨景行，你的目标是不是也和她们一样。”
杨景行点头：“是的。”
丁桑鹏就开始总结了，说杨景行和三零六的创作状态是最纯真的，有很好的立足点，这肯定是他们能做出好音乐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家霍说丁老说得对，还笑呵呵地多表扬一点：“……年轻人确实比我们更了解年轻人，还有些方面也是，比如十几个女生都穿得漂漂亮亮在舞台上，对现在社会上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与必要的，不能忽视。”
齐清诺立刻又站了起来，看着台上附和：“张指挥说得很对，我们在舞台上要展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自信，不管是对我们的音乐，还是我们自身，我们相信这两者会相得益彰！”
齐清诺的声音比之前响亮而且激动，三零六似乎受到感召，年晴竟然鼓掌，何沛媛和刘思蔓马上跟上，紧接着其他女生就都开始了，然后观众席上的人就全体配合了。
喻昕婷好欢欣鼓舞，杨景行也挺支持齐清诺的，他身边的两位老师都只是象征性地拍两下手，贺宏垂还拉拉齐清诺让她坐下了。
主席台上的人也跟着丁桑鹏拍手鼓励齐清诺的自信，只有张家霍面带笑容不给自己引出的精彩喝彩。
丁桑鹏拍完手了后又看所有人好一会，很语重心长并且激动地说：“自信，这是我今天最想说的两个字，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久违的自信！我们好多民乐工作者有热诚，有才华，可是，他们恰恰缺乏自信。不是才华的自信，而是对我们文化的自信，脚踏实地的自信。自信和包容，往往密不可分，今天我们听的这两首作品，就是一群有才华的年轻人对民乐自信的最好体现！我们往往说喜欢说骄傲，可是只有骄傲没有自信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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