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邓小平怒骂孔祥熙

    林伯虎、孙立人带领着中**队，在上海浴血奋战，不断地攻击日军。日军的外围防御在不断地被我军清除掉。日军也组织了多次反扑，与我军打开了阵地争夺战。

    林伯虎却在这时，将坦克撤了出来。根据隆美尔的综合防御建议，坦克要尽量保留下来。日军在海上，能够很机动地选择登陆地点。我军需要靠坦克和汽车运输的部队，迅速在敌军的登陆点附近集结，将日军驱逐回大海中。

    在进攻时，我军步兵的主要攻坚武器仍然是烟雾弹、盾牌、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林伯虎搞了一种三三制的组合，把一个班的士兵分成三个作战小组，而每个作战小组，有一套自己的绝招。有的小组擅长用炸药包摧毁工事，有的小组擅长用火焰喷射器将敌军烧得鬼哭狼嚎，有的小组枪法准确，善于狙击日军，协助压制敌方火力。

    在防御时，我军用沙袋布下防御工事。国民党军传统布置的沙袋工事只有一面，像一堵墙。士兵在沙袋背后反击敌军。这种工事有个大缺点，就是士兵是半蹲着或站在沙袋背后，日军的步枪或机枪直射造成的威胁小，但手榴弹和炮弹在我军背后爆炸时，很容易造成伤亡。

    林伯虎命令布置双重沙袋，将阵地搞得想一个夹墙，又像一个升起来的壕沟。除非敌军炮弹或手榴弹直接落在夹墙内，否则很难对我军造成伤害。

    日军善于近战，靠集团冲锋和拼刺刀夺取阵地。我军则加强了投手榴弹，增加在20米内的战力。我军还配备了小冲锋枪，增加近战火力。我军还将机枪阵地略微往后布置，使得日军的手榴弹兵很难摧毁我机枪阵地。

    日军同样擅长夜战。靠夜战攻坚也是日军克敌的诀窍之一。为了防止日军夜战突袭，我军还在阵地前点燃了火把，布置了铁丝网和简易响铃。加强突前哨兵设置和巡逻。使得日军夜战不带有突然性。

    我军在外围控制了发电厂，可以对阵地照明。但探照灯常开着，会被日军的狙击手打掉。林伯虎就命令部队将探照灯关闭，只待敌军冲锋时，才突然打开。日军会一时间被直射的灯光照得什么也看不见，我军则趁机毙敌。

    我军在国仇家恨下，战士人人奋勇。我军人数也占优势。为了练兵，也为了保留士气，让部队休息充足，林伯虎还不断将部队换防，轮番上阵。在原时空的淞沪抗战中，我军防御时，由于采用了区域责任制，结果有的区域部队一直未与敌军接触，士兵怕与日军交锋。有的区域则反复与日军接战，部队消耗严重，弹药不济，人员过度疲劳，士气低落。当时蒋介石并没有完全清除军阀势力，为了调度部队相互支援，不得不亲临上海前线指挥。

    经过多次反复争夺后，日军不断退缩，逐渐失去其防御工事。但与此同时，日军的登陆计划也正在偷偷展开，我侦察机在海面上发现敌军在不断地集结战舰，却不清楚日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江浙人民在加紧抢修笕桥机场，还在修建一些临时小机场。为了防备万一，一些学校，政府机构，重要的工厂等都在开始往内地转移。政府开始在可能的交战区疏散人民。刘伯承在北方也在组织学校、政府机关、工厂等内迁。中国人民开始在艰难中，吞咽战争的痛苦。

    这日，周恩来却请了尧明、孔祥熙、阎锡山、邓小平等，商议筹集军粮、疏散难民等大事。军政分家的好处立即体现出来了，蒋介石在前方忙军事，周恩来在后方帮助人民，稳定国家。

    孔祥熙是现任财政部长，周恩来当代理总理后，却将农业部长的职务让给了阎锡山。阎锡山在山西抓“村本制”，治理农村还是有一套方法的。邓小平目前主要抓的，是开放经济和国际合作。

    彭德怀却从山西发来了急电，说数十万大军驻扎在山西，出现粮食短缺。根据国民党的惯例，军队都拥有地方管理权，在当地自筹粮食。这种方式虽然减弱了对中央财政的依赖，也正是形成肆虐一方的军阀体系的根源。

    解决办法看起来简单，粮饷都由中央发。孔祥熙这个山西富商出生的财政部长当得并不好，国税收不上来，要么粮饷发不下去，要么国库透支，就很可能出现通货膨胀。

    当时中国资本主义正处在最为罪恶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这个阶段的资本家的特色是极端自私，缺乏道德，赚取人民的血汗钱，发国难财成风。山西其实不缺粮食，但一下子增加了部队数量，又增加了各种建设工程，粮食需求在增加。商人们就趁机放大这种需求，造成恐慌心理，以谋取暴利。

    阎锡山是商家出生，孔祥熙也是山西富商出生，两人在一起，其实是很容易针对商人，找到对策的。偏偏孔祥熙私心太重，有些事情涉及自身利益，而阎锡山则过于中庸，深怕太出头，得罪他人。

    尧明当即采取了激将法：“对付山西商人，却是山西商人心里最清楚。只要我们的财政部长和农业部长能超越自我，在短期内，拿个临时方案出来，对付山西富商并不难。难的是制定一系列实用的长远制度，以国家宏观调控和国家局部参与的方式，让国家具有对粮食交易控制的能力。”

    大家对尧明的建议中的后一项感到惊讶，就向他询问其具体内容。尧明道：“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利有弊，设置任何政策，不仅要考虑可行性，还有考虑副作用，考虑制约副作用的机制。在战乱时，最简单实用的，可以称为快打斩乱麻的方法，是国家对粮食统一购销。”

    尧明又道：“这种方法的弊端也很大，一刀切后，没有了差异，会打击农民的积极性。人都有自私的罪性。不管是商人，还是农民，由于少了教化，自私性很强。必须承认这个现实。”

    尧明又叹息道：“基督教讲究赎罪，讲究对神的信靠顺服，也尊重国家政权。其实可以帮助国家管理。若信教的人比例大，我们制定政策时，鼓励因素可以多一些，防范因素可以少一些。”

    “宏观调控，则是对粮食价格波动范围进行指导。局部参与则是在某一些地区，由国家进行一些短期的购销，帮助消除流通中的堵塞。最关键的，是粮食的流通。我只想建议一些原则，具体方案嘛，不论是阎锡山先生，还是孔祥熙先生，都知道富商们是怎样钻漏洞的，也更知道如何才能堵住这些漏洞。难的却是为天下办大事，要损伤自身利益。”

    阎锡山红着脸说道：“尧兄的一生何求之言，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既然想求影响天下之大权势，那鸡毛蒜皮的中庸之道，早就该放下了。我只是恶习难改而已。”，他又对周恩来说道：“总理放心，这件事情，我回去就认真地想一个方案。到时候还请孔部长指教。”

    孔祥熙却是一直以姓“孔”而自豪的。中庸之道，原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听阎锡山如此唾弃之，不由得脸色阴阴。尧明顺便提醒，不管经营哪一个行业的商人，不仅要受管制，还要有一本营业执照，才能取得这一行业中的经营权。那些囤积粮食的富商，干脆靠法律手段，禁止其粮食经营，把这股风气先压下来。

    如何安置难民又是另外一个大事情。尧明强调最基本的原则是“国家爱人民，人民才能爱国家”。原时空中国的灾荒年中，逃难的夫妻装扮成兄妹，让妻子再出去嫁人，丈夫帮人打工，变相地为了糊口而卖身为奴隶的例子真的不少。尧明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惨剧。

    尧明想起了在中世纪时，法国教士让法国人种植红薯，为圣女贞德筹集军粮的故事。就建议在南方农村广泛种植红薯等经济粮食作物。邓小平则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粮食作物不方便运输，必然出现让产粮地的农民吃红薯，却将大米等往外调的“逆经济”局面。中国农民的自私性是很强的，要实现这样的步骤，必须靠政府行政命令和强制。尧明则补充建议，让国家拨一部分经费普及教育，也吸引慈善和宗教机构普及教育，却从小孩开始，教导他们爱国爱民。以这种方式，帮助农民理解国家的“逆经济”政策，疏导农民的心态。

    同时，尧明建议推行“粮票”以及相应的配给制度，靠粮票控制粮食消费，保证有粮票的人，都能吃饱饭。并靠粮票的流通，引导粮食运输。当然，这种配给制度也有弊端，那就是若搞得太公平了，就很容易出现“吃大锅饭”的局面，弄不好，反而搞出了乌克兰式的灾荒。中国农民的自私性是很强的，政策制定不能理想化，必须考虑人的罪性。

    尧明建议采取与德国类似的措施，领粮票的男人要参加义务劳动，包括修路等。其实中国正面临一个经济发展时期，只要政府组织得好，劳动力不是富裕，而是缺乏。针对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情形，尧明则建议不按家庭，而按人头，将妇女和小孩的救济粮票直接发给妇女。妇女领取粮票和救济，则需要参加义务教育，学习文化，并教育子女。

    中国人常说：“不能治家，何以治国。”，然而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治家，先将女人变成生育子女、发泄**，甚至发泄心中积怨的工具。对孩子则是打骂由心，蛮不讲理，要求小孩对大人盲从。如果说中国人不寻求上帝，那就大错特错了。旧中国，在家里男人是上帝。在外面有权有势的人是上帝。在地方军阀是上帝。在国家独裁者是上帝。在二十一世纪嘛，独生子女是上帝。

    带着相同的思维治国，可以想像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解放妇女，让妇女有真正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却是解放中国人思想的一大根本。保护儿童权利，教育儿童，也是改变中国社会的关键。

    孔祥熙面露难色，这一些政策若施行起来，自然都很好，但国家税收不到位，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便说道：“中国的难民，最好不要太迁就。难民往往也是刁民。要是刁民都吃饱饭了，其他人就会不平衡，不想干活了。”

    尧明一声长叹，说道：“西方人手上，有本《圣经》。根据《圣经》的教义，神是这样一个牧羊人，若神有一百只羊，其中一只迷失了，神会暂时不管那九十九只羊，却专门去寻找那丢失的一只。我一开始也很不理解这一点。”

    “后来一个牧师讲道，讲联合（United）。他举了一个交响乐的例子。说交响乐在一开始调音的时候，却是以最难调的乐器定基调。让所有的乐器，都将音调调到与那最难调的乐器相同的音调上。因为那最难调的都调好了，其他的乐器自然容易跟上。”

    尧明又说道：“我们儒家讲人之初，性本善。孔祥熙先生，你心中的自私心，我也不说了。但你心中的自大，我却要说。你对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有多少了解，凭什么说他们是刁民？”

    孔祥熙却仗着是宋霭龄的丈夫。宋霭龄原是宋家的“家主”。孔祥熙又曾经捐献资助过孙中山的革命。连孙中山都要卖他的帐，当下就拉下脸来，说道：“中国的税收这么少，根本收不上来。中央财政如此困难，这些中国的内政，你这个德国人懂得太少，最好不要横加干涉。”

    尧明被这话说得一愣，正在习惯性地检讨自己，是不是太理想化了。邓小平却拍起了桌子。“内政？中华民国有内政吗？在尧先生帮我们铲除军阀势力前，你孔祥熙能从几个省拿到税收？咱们有明确的法律吗？就算有，咱们的立法能在几个省执行？咱们的部队的军饷是怎么发的？是中央发的还是地方自己征收的？地方的豪强欺男霸女，作威作福，无法无天咱们管得了吗？国民党内越来越严重的派系对立咱们能制止吗？政府官员的**越来越严重咱们能杜绝吗？官商勾结，欺压平民的现象还少了吗？如果你不想他人过问，你先说出一套让天下的人都心服口服的治国方针来。”

    周恩来看见气氛不好，嘴巴动了动想劝解。邓小平倔脾气来了，竟然一伸手就把他挡了回去。“这不是讨论个人尊严，甚至不是讨论国家尊严的时候。中国不改变现状就要亡国。今天借这个机会，我真的想听一听孔祥熙财长有什么办法？”

    “目前国家税收年养活现役的200万军队都困难，就这么简单。现在很多地方还在继续让军队就地征集粮食。”，孔祥熙气呼呼地说道。

    “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不收拢地方军队，就没有可能解决税收问题。我这个财长有多大的权力？”，看见大家神色都不好，孔祥熙又开始装委屈。

    “德国可以贷款帮助，国家也可以先贴钱收拢地方军队。我还可以想办法从美国进口一批粮食。但我的问题是，如果国家已经贴了半年的军饷，你还是收不到地方的税收呢？”尧明问道。

    “那也有可能，地方的豪绅可能不配合。”，孔祥熙推卸道。

    “你是一个不合格的财长！”，邓小平再次忍不住了，斩钉截铁地骂了起来：“在回答税收问题前，心里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清楚。否则你今天来一个地方军队，明天来一个地方豪绅，一百年过去了，税收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阎锡山看见气氛不对，中庸之道的老毛病又犯了，向邓小平劝解道：“孔财长情有可原，他没有权力解决地方军阀问题。”

    邓小平却说道：“不论面临什么问题，我们都要有一个态度：那就是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就是要我们去解决问题。我看不惯孔祥熙，是因为他的态度。不收拢军队就解决不了地方税收，我没有权力收拢军队，所以我无能为力。听起来合情合理。如果他每天都在所有场合叫喊收拢军队，那么他算部分尽职了。现在他一声不吭就完全错了。否则等待中国灭亡了，大家一总结才想起来税收问题，那就太晚了。”

    邓小平气呼呼地继续说道：“他对自己的职责根本没有用心思考，碰到一个问题就停住了，而不是全面地把所有问题都想清楚了，一次性解决。照他这样当行财长，今天是收拢军队问题，等国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军队问题解决了，他又会说土豪劣绅问题，土豪劣绅问题解决了，他又会说立法执法问题，接着还会告诉大家税收合理性和比例问题，农民抗租问题，小商贩偷漏税问题，税务部门腐化问题，最后还有孔二小姐要生孩子，孩子要上学，长大了要娶老婆问题等等。”

    邓小平直率地说道：“要想改变我们的政治军事弊端。必须先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那就是：老娘把我们生下来，作为男人，是让我们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提前想清楚。想好了就要像个男人的样子去做。没有条件就得去创造条件。需要支持就得向个男人一样喊出来。如果喊出来了没有人理会，就得像个男人一样去骂街，骂孙中山，骂蒋介石，骂周恩来，骂所有有权力却又不做事情的人。做事情要干净利落。要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那样清正廉洁，为国为民。总之，就是要为人民作事情，排除一切困难做事情，把事情做好，做干净利落。”

    邓小平这番话，把所有人都数落了一通。他还回过头来，气哼哼地盯着尧明，心说：“你这个老外，华而不实的东西说那么多干什么。把经济搞好了，中国人自己知道怎么搞精神文明。”

    尧明却第一个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对邓小平鞠了一躬。

    邓小平一愣，跳起身来，然后爽直地笑道：“你这个高个子，向我这个矮个子鞠躬干什么？老子常常说：天塌下来了，都有高个子顶着。你向我鞠躬，是不是想向我甩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