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五十九）四叔报案
目录：飘舞的群山| 作者：茅箭刘| 类别：都市言情
舒金丢失了，奶奶动员了所有她能动员的力量，加入到寻找舒金的队伍中去，寻找舒金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地方，查找所有能够寻找到舒金的一切线索。
镇上有人说在中午时刻，看到在镇桥头有一个骑摩托的男子，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哭着闹着，但骑摩托的男子还是把那小孩带走了，大天白日的，谁想到会是拐卖小孩或者偷孩子的。看见的人们说一个大人带个小孩，那孩子哭闹肯定是不听大人话，这样的事情平日见多了，谁也不会往坏处想。
进一步询问那些目击者，那些人们都说，只看见是一个男的，距离又远，也没看清楚长啥模样，反正是听别人那样说的。
人云亦云，人家都是那样说的。这样说起来，似乎又告诉了对方自己是非常真诚的，我把从别人那里获得的你想知道的信息都毫不保留地告诉你了，至于这个事实的真相如何，我就无法考证，我只是把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信息告诉你，起码我还是对你非常真诚的，不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那种做派。对你的关切，你的忧虑，你的担心，我已经拿出自己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努力了。这事情如果没有什么进展，别怪我，我是真诚的，我尽力了，如果实在这事情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责任也是别人那样说的，这与我无关。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常有的一副心态和嘴脸。
要么就用一种非常宿命的解释来为发生的事情进行注解，来为自己解脱：那这事情是该要发生的，这是自己的命运，这个命运已经安排好了的事情，谁个个人怎能轻易改变。这就是我们习惯思维，或者说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的非常可怕的一种弊病。
我们的文化长期处于“只讲是非，不讲真假”的泥潭之中。其实弄不清真假，何来是非？现在让人痛心疾首的诚信的失落，大概也与此有关。谣言哪个国家都有，但对我们的伤害最深。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程序和机制。
在我们这里，我们缺失的证据意识，推理习惯，以及人们对虚假逻辑的敏感就能让事实恢复真相的意识和能力。
反正人家都是那样说的，应该不会错，只要有一个人或者有意或者无意地释放出一条信息，不管它是否合乎逻辑，或者是否接近事实真相，但只要有一个人这样说，大家都会跟着这样说，不需要考证，当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例如现在资讯传播借助传媒和互联网的发达可以帮助搜寻证据、克服谣言，但事实证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谣言或者不切实际的说法到处传播的翅膀。
四叔找不到自己的儿子，在别人的建议下，去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警察对他进行了认真的笔录。
四叔看着警察不紧不慢地不断地询问自己，有些火了，“不是你们的孩子！你们肯定不心疼。我不象你们这么悠闲，来给你们坐在这里瞎扯淡。你们要是不帮我找孩子，我还得抓紧时间出去找我的儿子呢！”
警察：“你这人性子这么火爆，我们连你就调查不清，我们上哪里去调查？我们协助你寻找孩子，但我们总要履行我们的程序吧。”
四叔寻找舒金的希望和热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退，他总认为会有奇迹出现。可是四叔所希望的奇迹一直没有出现……
寻找舒金的司法程序启动了，警察在调查取证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按照四叔提供的那些目击者名单，警察去一一核实，但那些人大多又改口说并非自己亲眼所见，而是听别人那样说，至于哪个人，现在谁也说不准，不知究竟是听谁说的，那些人们说是听人们那样说的，反正大家都说看见一个男人在桥头把一个又哭又闹的小孩抱走了，只是听别人那样说，自己又没看见，所以当然说不清那摩托车啥样子，那男子长啥样子，那小孩长啥样子。
询问孙小彦提供的那个教师家属，她一看是警察上门来找自己核实情况，也不知担忧自己被扯进去，还是怕麻烦，她干脆说自己根本没看到那个叫舒金的小孩，她根本就不认识那小孩，怎么可能会看见他到哪里去呢，这条线索又断了。
警察按照四叔所述去调查那个和舒金那天中午在一起吃饺子的的女孩父亲，女孩父亲态度坚决：“自己根本没看见什么小男孩！更没有给舒金吃饺子那回事！”小女孩奶奶看到自己儿子被警察调查，也信誓旦旦地保证那天中午儿子一直和自己在一起，根本没看见个什么儿娃子。
四叔在找寻儿子找得丝毫没希望时，就去派出所打听一下情况，派出所也非常为难，这些线索都是人云亦云，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撑，这案子无法立起来。四叔再焦急，性情再火爆，人家派出所不是不管，而是根本没办法管。况且儿子又不是人家给弄丢的。他只得没劲没劲地离开那里，自己再次踏上寻找儿子舒金的征途。
痊愈之后的四叔觉得这世道对自己太不公平了，四叔现在的寻子之路完全变了性质，他开始走上了让所有官员都头疼的艰苦的上访之路。
四叔想不通的是，这大天白日的，一个已经懂事的孩子就这样活生生地丢了，自己家人没有照看好孩子是有责任，但如果没有那些专门靠卖孩子发财的恶人，自己的儿子是不会丢的。
四叔看到邻省一个县因同时丢失十来个孩子而受到中央领导重视，中央领导签字后那个局长便被撤掉了。但自己的这事情，人们只是同情一下之外，相关单位根本没把它当作大事来抓。四叔在想，如果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丢失了，他们肯定会抓住那些嫌疑人，让那些坏蛋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自己的孩子丢了就这样丢了，自己不能这样不清不白地就此收场了。
从四叔的来回奔波寻找丢失的儿子到不断上访，还有多少切腹之痛需要反思？这这样反复奔波下去，好了坏了，对四叔来说，都是一种解脱。这是一种怎样的绝望？但凡有一丝希望，谁会将安定生活抛弃，选择那毫无尊严的不断上访？
或许，当地政府在为自己及时稳住了四叔而沾沾自喜，但事实上，当四叔被反复以各种冠冕堂皇理由暂时安抚在家的时候，当地政府的相关职责就已经是缺位了，后来的关怀更像是一种弥补。
当回头寻觅四叔试图改变自己孩子被丢失命运的挣扎之路时，却对他的无奈与痛楚感同身受。他的妻离子散，伤在他身，却疼在公众之心，因为在相关体系还不健全的当下，谁都不知道这种丢失孩子的幸运是否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这里我们可以讲一个与舒金丢失完全无关的故事，或许能引起一点思考。
某城市某年曾经发生所谓的“扎针案”，当时有多名受害者，在商场、电车、电影院等不同场所，相继被案犯用注射器刺伤，并有传说称，案犯自述是艾滋病患者，注射器里就是自己的血液，作案的目的就是传染他人，报复社会。
“扎艾滋针”一时间成为整个城市街谈巷议的一个重要话题。
案件连续发生后，专家一再出来解释，根据调查，案犯遗弃的注射器里，虽然有红色液体，但并非血液。而且艾滋病毒无法暴露在空气中，被刺伤的人，没有传染的危险。
不知道是专家的解释不够权威，还是大家对专家的信任度大打折扣，此事仍然闹得整座城市人人自危，影响极为恶劣。
在这种情形下，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这个城市的公安局召集各路骨干，严令限期破案，消除社会不安。
案犯真是报复社会倒也罢了，从一开始，警方就觉得此案似乎并非如此，更像是一种变态举动，或者恶作剧。警方当然知道，这一次，专家说的是实话，而且知道注射器里装的是红药水，跟艾滋病一点关系都没有。正因为如此，警方无法理解作案者的目的，侦破的角度更难把握。
不过被召集的破案人员都是全是警察精英。很快他们就总结出此案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破案的方略确定下来，核心就是“逼字诀”。
于是，城市公安局统一部署，全市警方各路神仙，通力合作，在各大公共场所加强警力，作出如临大敌的态势，吓阻案犯，使其无法作案。
这就动用了成百上千警力，要不怎么说案子破得有声势呢？
但是偏偏就给他留下一个缺口，就是公交车上，表面不做部署，一派松弛，就是逼有犯罪依赖的案犯，上公交车作案。
实际上，公交分局所有便衣人员，已经全部跟车出动，专门监控外观接近受害对象的乘车女性。
“逼字诀”连用三天，老百姓对到处出现“笨警察”颇有烦言：这样的架势，根本不可能抓住案犯。
案犯果然出现在公共汽车上再次作案，后面的情节，就无需详细描述，最初因为东张西望，被那位警察当成扒手盯上的案犯，一出针就被发现。警察立即上前，敲了那案犯的手腕，不过那案犯还算眼明手快，见势不妙，丢下注射器就跑，案犯被警察当场擒获，一场猫与老鼠的游戏有了一个精彩的结尾。
这个让整座城市人人自危案子当然就有了它的最终结局。
在我们这里，任何事情的解决大概还真要靠领导重视，如果领导重视了，这个问题将不再成为问题而存在。舒金的丢失，四叔也进行过多次的寻找与上访，甚至曾经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但这个重视就要看是真重视还是有些假模假式。当然四叔的儿子丢失还不足以引起整个社会问题。所以就四叔丢失儿子的个案来说，这种重视随着一级一级向下传递，其力度肯定会呈现逐级递减，所以舒金丢失的案子即便也进行了，但结果却是另一回事儿。
当然四叔的个人问题，也的确不能和影响一座城市安危的问题相提并论。至少在每位看客看来是这样的，国家又不是你舒老四一个人的国家，所以你的个人问题，不可能动用政府相关部门那么多精力去解决。更何况政府也不是不管，而是正在着手解决。这个正在着手解决很关键，一切都在过程中。
在整个人群中丢失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对整个群体来说，这的确算不上大问题。但这对于四叔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情，就是整个家庭的解体，整个家庭的崩溃，别人的日子可以照过，但四叔的日子，就不能按部就班进行下去，他必须要寻找自己丢失的那一片天，他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完璧归赵，他进行一切的行动，都是围绕着能够找到儿子的目标进行的。
他沿街乞讨，他到处偷扒火车，厚着脸皮搭乘汽车，他认为为了找回儿子，他可以丢弃一切尊严，只要儿子能够回家就一切万事大吉。他认为起码政府应该帮自己解决一下困难，他的反复到上级政府的求告，在有些尸位素餐的官员眼里，这就是给政府找麻烦，给社会制造不安。必须压制四叔的这种企图方能达到他们想象中的稳定。
四叔要不断寻找自己的儿子，他不可能放弃这个目标，除非他坚信儿子舒金已经确实死掉，或者他死掉了，否则，他肯定会一直寻找下去的。
但已经寻找孩子多年未果的四叔，就认为有些官员是糊弄自己，不会真正解决问题，这就形成了双方之间互不信任的问题，信任机制出现问题，沟通起来就比较困难。
关键是四叔把上访作为敦促政府帮助自己解决困难的一个办法，这就出现了矛盾，所以四叔的寻子之路也就会有了麻烦。注定了四叔的寻子生涯中充满着喜剧色彩。
但回头寻觅四叔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挣扎之路时，却对他的无奈与痛楚感同身受。他寻子的辛苦，累在他身上，伤在他心里，却疼在公众之心，因为谁都不知道，四叔的这种幸运是否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或者何时能降临到自己身上。
四叔在走投无路时上访信访部门，他甚至和那些丢失了孩子的人们一起，这是一个让人欲哭无泪的怎样的局面？
四叔他愿意那样做吗，他本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庄稼汉，是谁让他远离土地，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孤注一掷，让他破罐子破摔，非得放弃原本的安逸的还算自得其乐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让他从此踏上颠沛流离的寻子之路，去受自己并非愿意受的罪，吃拿自己并不愿意吃的苦，何必非得逼自己豪赌一把才能粉墨登场，制造惊世之举呢？
其实四叔现在寻找自己的儿子的目标已经变得模糊了，不是那么清晰了。他似乎纯粹为上访而上访，也不知四叔这样的是否有其价值，也真不知四叔这样的上访有何用用处？但起码在四叔那里这变成了对自己寻找儿子的那种坚定信仰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对自己心灵上的一种解脱。
这是一种怎样的绝望？但凡有一丝希望，谁会舍弃有着安逸幸福，还有着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而像一个无头苍蝇去让人非常讨厌地到处乱飞乱撞？或许，当地政府在为自己及时地一次又一次地成功地挫败了四叔的上访而沾沾自喜，但事实上，当某些官员在这方面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的时候，当地政府的相关职能就已经是缺位了。
我们常常说欲做什么什么，功夫在什么什么之外。比如，欲做诗功夫在诗外。真希望，他们在为成功地挫败了四叔的上访而沾沾自喜之时，多去思考一下类似四叔这样的胡闹上访如何才能避免。
镇上有人说在中午时刻，看到在镇桥头有一个骑摩托的男子，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哭着闹着，但骑摩托的男子还是把那小孩带走了，大天白日的，谁想到会是拐卖小孩或者偷孩子的。看见的人们说一个大人带个小孩，那孩子哭闹肯定是不听大人话，这样的事情平日见多了，谁也不会往坏处想。
进一步询问那些目击者，那些人们都说，只看见是一个男的，距离又远，也没看清楚长啥模样，反正是听别人那样说的。
人云亦云，人家都是那样说的。这样说起来，似乎又告诉了对方自己是非常真诚的，我把从别人那里获得的你想知道的信息都毫不保留地告诉你了，至于这个事实的真相如何，我就无法考证，我只是把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信息告诉你，起码我还是对你非常真诚的，不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那种做派。对你的关切，你的忧虑，你的担心，我已经拿出自己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努力了。这事情如果没有什么进展，别怪我，我是真诚的，我尽力了，如果实在这事情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责任也是别人那样说的，这与我无关。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常有的一副心态和嘴脸。
要么就用一种非常宿命的解释来为发生的事情进行注解，来为自己解脱：那这事情是该要发生的，这是自己的命运，这个命运已经安排好了的事情，谁个个人怎能轻易改变。这就是我们习惯思维，或者说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的非常可怕的一种弊病。
我们的文化长期处于“只讲是非，不讲真假”的泥潭之中。其实弄不清真假，何来是非？现在让人痛心疾首的诚信的失落，大概也与此有关。谣言哪个国家都有，但对我们的伤害最深。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程序和机制。
在我们这里，我们缺失的证据意识，推理习惯，以及人们对虚假逻辑的敏感就能让事实恢复真相的意识和能力。
反正人家都是那样说的，应该不会错，只要有一个人或者有意或者无意地释放出一条信息，不管它是否合乎逻辑，或者是否接近事实真相，但只要有一个人这样说，大家都会跟着这样说，不需要考证，当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例如现在资讯传播借助传媒和互联网的发达可以帮助搜寻证据、克服谣言，但事实证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谣言或者不切实际的说法到处传播的翅膀。
四叔找不到自己的儿子，在别人的建议下，去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警察对他进行了认真的笔录。
四叔看着警察不紧不慢地不断地询问自己，有些火了，“不是你们的孩子！你们肯定不心疼。我不象你们这么悠闲，来给你们坐在这里瞎扯淡。你们要是不帮我找孩子，我还得抓紧时间出去找我的儿子呢！”
警察：“你这人性子这么火爆，我们连你就调查不清，我们上哪里去调查？我们协助你寻找孩子，但我们总要履行我们的程序吧。”
四叔寻找舒金的希望和热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退，他总认为会有奇迹出现。可是四叔所希望的奇迹一直没有出现……
寻找舒金的司法程序启动了，警察在调查取证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按照四叔提供的那些目击者名单，警察去一一核实，但那些人大多又改口说并非自己亲眼所见，而是听别人那样说，至于哪个人，现在谁也说不准，不知究竟是听谁说的，那些人们说是听人们那样说的，反正大家都说看见一个男人在桥头把一个又哭又闹的小孩抱走了，只是听别人那样说，自己又没看见，所以当然说不清那摩托车啥样子，那男子长啥样子，那小孩长啥样子。
询问孙小彦提供的那个教师家属，她一看是警察上门来找自己核实情况，也不知担忧自己被扯进去，还是怕麻烦，她干脆说自己根本没看到那个叫舒金的小孩，她根本就不认识那小孩，怎么可能会看见他到哪里去呢，这条线索又断了。
警察按照四叔所述去调查那个和舒金那天中午在一起吃饺子的的女孩父亲，女孩父亲态度坚决：“自己根本没看见什么小男孩！更没有给舒金吃饺子那回事！”小女孩奶奶看到自己儿子被警察调查，也信誓旦旦地保证那天中午儿子一直和自己在一起，根本没看见个什么儿娃子。
四叔在找寻儿子找得丝毫没希望时，就去派出所打听一下情况，派出所也非常为难，这些线索都是人云亦云，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撑，这案子无法立起来。四叔再焦急，性情再火爆，人家派出所不是不管，而是根本没办法管。况且儿子又不是人家给弄丢的。他只得没劲没劲地离开那里，自己再次踏上寻找儿子舒金的征途。
痊愈之后的四叔觉得这世道对自己太不公平了，四叔现在的寻子之路完全变了性质，他开始走上了让所有官员都头疼的艰苦的上访之路。
四叔想不通的是，这大天白日的，一个已经懂事的孩子就这样活生生地丢了，自己家人没有照看好孩子是有责任，但如果没有那些专门靠卖孩子发财的恶人，自己的儿子是不会丢的。
四叔看到邻省一个县因同时丢失十来个孩子而受到中央领导重视，中央领导签字后那个局长便被撤掉了。但自己的这事情，人们只是同情一下之外，相关单位根本没把它当作大事来抓。四叔在想，如果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丢失了，他们肯定会抓住那些嫌疑人，让那些坏蛋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自己的孩子丢了就这样丢了，自己不能这样不清不白地就此收场了。
从四叔的来回奔波寻找丢失的儿子到不断上访，还有多少切腹之痛需要反思？这这样反复奔波下去，好了坏了，对四叔来说，都是一种解脱。这是一种怎样的绝望？但凡有一丝希望，谁会将安定生活抛弃，选择那毫无尊严的不断上访？
或许，当地政府在为自己及时稳住了四叔而沾沾自喜，但事实上，当四叔被反复以各种冠冕堂皇理由暂时安抚在家的时候，当地政府的相关职责就已经是缺位了，后来的关怀更像是一种弥补。
当回头寻觅四叔试图改变自己孩子被丢失命运的挣扎之路时，却对他的无奈与痛楚感同身受。他的妻离子散，伤在他身，却疼在公众之心，因为在相关体系还不健全的当下，谁都不知道这种丢失孩子的幸运是否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这里我们可以讲一个与舒金丢失完全无关的故事，或许能引起一点思考。
某城市某年曾经发生所谓的“扎针案”，当时有多名受害者，在商场、电车、电影院等不同场所，相继被案犯用注射器刺伤，并有传说称，案犯自述是艾滋病患者，注射器里就是自己的血液，作案的目的就是传染他人，报复社会。
“扎艾滋针”一时间成为整个城市街谈巷议的一个重要话题。
案件连续发生后，专家一再出来解释，根据调查，案犯遗弃的注射器里，虽然有红色液体，但并非血液。而且艾滋病毒无法暴露在空气中，被刺伤的人，没有传染的危险。
不知道是专家的解释不够权威，还是大家对专家的信任度大打折扣，此事仍然闹得整座城市人人自危，影响极为恶劣。
在这种情形下，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这个城市的公安局召集各路骨干，严令限期破案，消除社会不安。
案犯真是报复社会倒也罢了，从一开始，警方就觉得此案似乎并非如此，更像是一种变态举动，或者恶作剧。警方当然知道，这一次，专家说的是实话，而且知道注射器里装的是红药水，跟艾滋病一点关系都没有。正因为如此，警方无法理解作案者的目的，侦破的角度更难把握。
不过被召集的破案人员都是全是警察精英。很快他们就总结出此案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破案的方略确定下来，核心就是“逼字诀”。
于是，城市公安局统一部署，全市警方各路神仙，通力合作，在各大公共场所加强警力，作出如临大敌的态势，吓阻案犯，使其无法作案。
这就动用了成百上千警力，要不怎么说案子破得有声势呢？
但是偏偏就给他留下一个缺口，就是公交车上，表面不做部署，一派松弛，就是逼有犯罪依赖的案犯，上公交车作案。
实际上，公交分局所有便衣人员，已经全部跟车出动，专门监控外观接近受害对象的乘车女性。
“逼字诀”连用三天，老百姓对到处出现“笨警察”颇有烦言：这样的架势，根本不可能抓住案犯。
案犯果然出现在公共汽车上再次作案，后面的情节，就无需详细描述，最初因为东张西望，被那位警察当成扒手盯上的案犯，一出针就被发现。警察立即上前，敲了那案犯的手腕，不过那案犯还算眼明手快，见势不妙，丢下注射器就跑，案犯被警察当场擒获，一场猫与老鼠的游戏有了一个精彩的结尾。
这个让整座城市人人自危案子当然就有了它的最终结局。
在我们这里，任何事情的解决大概还真要靠领导重视，如果领导重视了，这个问题将不再成为问题而存在。舒金的丢失，四叔也进行过多次的寻找与上访，甚至曾经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但这个重视就要看是真重视还是有些假模假式。当然四叔的儿子丢失还不足以引起整个社会问题。所以就四叔丢失儿子的个案来说，这种重视随着一级一级向下传递，其力度肯定会呈现逐级递减，所以舒金丢失的案子即便也进行了，但结果却是另一回事儿。
当然四叔的个人问题，也的确不能和影响一座城市安危的问题相提并论。至少在每位看客看来是这样的，国家又不是你舒老四一个人的国家，所以你的个人问题，不可能动用政府相关部门那么多精力去解决。更何况政府也不是不管，而是正在着手解决。这个正在着手解决很关键，一切都在过程中。
在整个人群中丢失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对整个群体来说，这的确算不上大问题。但这对于四叔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情，就是整个家庭的解体，整个家庭的崩溃，别人的日子可以照过，但四叔的日子，就不能按部就班进行下去，他必须要寻找自己丢失的那一片天，他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完璧归赵，他进行一切的行动，都是围绕着能够找到儿子的目标进行的。
他沿街乞讨，他到处偷扒火车，厚着脸皮搭乘汽车，他认为为了找回儿子，他可以丢弃一切尊严，只要儿子能够回家就一切万事大吉。他认为起码政府应该帮自己解决一下困难，他的反复到上级政府的求告，在有些尸位素餐的官员眼里，这就是给政府找麻烦，给社会制造不安。必须压制四叔的这种企图方能达到他们想象中的稳定。
四叔要不断寻找自己的儿子，他不可能放弃这个目标，除非他坚信儿子舒金已经确实死掉，或者他死掉了，否则，他肯定会一直寻找下去的。
但已经寻找孩子多年未果的四叔，就认为有些官员是糊弄自己，不会真正解决问题，这就形成了双方之间互不信任的问题，信任机制出现问题，沟通起来就比较困难。
关键是四叔把上访作为敦促政府帮助自己解决困难的一个办法，这就出现了矛盾，所以四叔的寻子之路也就会有了麻烦。注定了四叔的寻子生涯中充满着喜剧色彩。
但回头寻觅四叔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挣扎之路时，却对他的无奈与痛楚感同身受。他寻子的辛苦，累在他身上，伤在他心里，却疼在公众之心，因为谁都不知道，四叔的这种幸运是否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或者何时能降临到自己身上。
四叔在走投无路时上访信访部门，他甚至和那些丢失了孩子的人们一起，这是一个让人欲哭无泪的怎样的局面？
四叔他愿意那样做吗，他本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庄稼汉，是谁让他远离土地，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孤注一掷，让他破罐子破摔，非得放弃原本的安逸的还算自得其乐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让他从此踏上颠沛流离的寻子之路，去受自己并非愿意受的罪，吃拿自己并不愿意吃的苦，何必非得逼自己豪赌一把才能粉墨登场，制造惊世之举呢？
其实四叔现在寻找自己的儿子的目标已经变得模糊了，不是那么清晰了。他似乎纯粹为上访而上访，也不知四叔这样的是否有其价值，也真不知四叔这样的上访有何用用处？但起码在四叔那里这变成了对自己寻找儿子的那种坚定信仰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对自己心灵上的一种解脱。
这是一种怎样的绝望？但凡有一丝希望，谁会舍弃有着安逸幸福，还有着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而像一个无头苍蝇去让人非常讨厌地到处乱飞乱撞？或许，当地政府在为自己及时地一次又一次地成功地挫败了四叔的上访而沾沾自喜，但事实上，当某些官员在这方面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的时候，当地政府的相关职能就已经是缺位了。
我们常常说欲做什么什么，功夫在什么什么之外。比如，欲做诗功夫在诗外。真希望，他们在为成功地挫败了四叔的上访而沾沾自喜之时，多去思考一下类似四叔这样的胡闹上访如何才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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