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陆 辛亥之后，为清流亡（2）

    辛亥政变成功后，罗振玉这个前清官僚，便又慌慌张张来找王国维，劝说一起东渡日本，出国避难，走得十分仓促。在那时，为避乱，临时离开的冲动是有可能的，但王国维自己说了一段话，却令此次二人流寓日本，成了救国行为：

    “先生独以学术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先生独以学术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为性命所寄之躯体……辛亥以后，流寓海外……国家与群力之所不能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

    且看最后一句，他和罗振玉要以一流人（天才）之力，在乱世，来喂养中国学术的生命，而方式就是保存中国的古器，古籍等，再发挥其考证的癖好，拓清源流，而到了日本东京后的王国维，不再沉迷于西方哲学和文艺，改为以训诂为基础，专研国学、古代史，罗振玉则专门搜集、整理传统文物史料，包括刊布甲骨文等。二人还一起在东京创办《国学丛刊》，誓在流亡期间，将国学发扬光大，有国粹主义者的倾向和爱国情操。

    不难理解当时王国维的选择，志在“学术救国”，清朝覆亡了，但是和清朝及以前一切封建王朝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文化，并未覆亡，它们还存在于古书和古器具的生命中，只要保存了这些，并且详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仍然不灭，会经他们的手流传下去……

    这也是另一种爱国热情，不通过政治的形式，而是通过文化的形式。只有“文化遗老”才会有这种洞见和胸襟，而不仅是出于政治避难的无奈选择。

    同时，政治立场上比较保守的他，在东渡后，斥责那些变节者，写咏史诗抒发感慨：

    “楚汉龙争元自可，师昭狐媚竟如何？阮生广武原头泪，应比回车痛哭多！

    当涂典午长儿孙，新室成家且自尊；只怪常山赵延寿，赭袍龙凤向中原。”

    而这日正是2012年，成立后的第一年，即民国元年，旧的宣统年号被废除，清朝正式被诏告覆亡。

    在他眼里，辛亥革命，和清朝的，不过是像楚汉之争，本无不可，只是那些在政变中，很快改头换面的，如袁世凯等，都是狐媚的墙头草，而自己的心情，就像阮籍当年驱车登广武，对着楚汉旧址痛哭怅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还记得否，当年曹操（当涂的典故所指）、司马昭（典午的典故所指），他们尚且没有马上不效忠于旧朝，而是等着儿子（长儿孙）来篡位，你们却学五代十国的赵延寿，很快披起龙袍做反臣。

    如此痛斥变节，暗含了自己一定要做忠臣志士，像他祖宗一样，宁死不屈于乱党新朝！

    这还是旧的士大夫精神，在支配他，他对世界政治的变化形势，迟钝了一些，可能是因为他更多的精力和热爱，在于学问，而不是亲自参与政事。他有书生包容世界知识的胸襟，却没有从政治上，改造世界的果断、眼光和气魄！

    作为一个新旧世界之交的大知识分子，处处流露出哀清亡的情绪，愿为满清王朝添一缕忠魂，不能不说是自身的局限，只是书生情怀，情长识短，但痛斥狐媚变节者，也显示出，自己不求功名，不求利益，是单纯清高的守持封建宗室文化的忠贞的态度。

    不只如此，他这时，还写下洋洋洒洒的七律长诗《颐和园词》，为清覆亡痛哭，以颐和园屡遭破坏，哀悼一个王朝的逝去……当然也是哀悼国家之痛。这种激情无可厚非，但以遗老身份抒怀，多少有点愚忠，也许正是因为，他寄身于中国传统文化，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而愚忠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须知，文化之塑造人，远远大于政治！

    正是这样，他后来人生的悲剧才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