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87南宋犀利哥

    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它对中国的影响与道教有所不同。佛教进入中土以前已经在印度次大陆及中亚一带传播了数百年,成为一种成熟了的、为统治阶层信奉的宗教。即使这样，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时亦如水上浮萍,颇难扎根。

    由于很快为统治者所认可，迅速走向上层。东汉末年，皇宫中已建立了浮屠之祠,与黄老信仰并驾齐驱。然而佛教要想发展,必须走向下层,但是它的玄妙教义很难为底层民众所接受。

    直到东汉末年弥勒观念传入中土，特别是西晋时代,西域人竺法护所译《弥勒下生经》等佛经广泛传布,事情才发生根本性转机。

    在弥勒诸经中，大都描绘了光辉灿烂的彼岸世界：“谷食丰硕，人民炽盛”,“人心均平，皆同一意”，“无有差别”，弥勒佛三行法会，普度众生。

    这种虚幻境界，包含了人类追求美好世界的理想，与特定的西晋以后苦难动荡的现实生活发生鲜明的对照，不能不引起各阶层芸芸众生的强烈信仰，甚至启迪了部分不甘现世苦难的民众，为追求“无有差别”的宗教王国起而抗争。

    从西晋至隋代，沙门僧侣举旗造反称王者，不胜枚举，而以“弥勒下生”为号召的弥勒教、大乘教也从佛教中演化出来。北魏时代，冀州沙门法庆的大乘教宣扬“新佛出世”，发动起义。隋大业间，沙门向海明自称弥勒佛转世，揭竿造反。可见弥勒教、大乘教都是由佛教异端分化出来的民间教派。

    与弥勒净土宗雷同的是弥陀净土宗。后者世俗化倾向也十分明显，但从中真正分化出民间教派则在南宋时代。南宋初年，浙江、江苏分别出现了两个弥陀净土宗世俗化教派：白云宗和白莲宗即后来的白莲教。

    白莲教在初创阶段仅是一个净业团社性质的组织，创教人江苏昆山沙门茅子元融会了天台宗与净土宗的教义与忏法，以四种果报土吸引群众信仰。信教者吃斋念佛，却不必祝发修行，家居火宅，娶妻生子，与平民无异。因此迅速地赢得了大量信徒，“愚夫愚妇”，“皆乐其妄”。

    茅子元倡教不久，被当局以“食菜事魔”的罪名发配江州。白莲教当然不是摩尼教。摩尼教是一种受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影响很大的外来宗教，由波斯人摩尼创成于公元3世纪。隋唐时代由波斯传入中土，不久即遭禁断。唐安史之乱后，该教随回纥军队再次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区，成为合法教派。

    唐会昌间，武宗灭法，摩尼教与佛教同遭毁禁，从此混迹于下层社会，秘密流传。五代母乙起事，北宋方腊起事都与摩尼教有关。故在宋代，当局视摩尼教为大敌。南宋当局当白莲教与摩尼教混同的时间不长，大概发现白莲教对封建教化颇有补益，遂承认其为合法教派。

    元代，白莲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其势足与佛、道相埒。元政权除了在极短时间曾经禁断该教，基本采取认可、保护的政策。白莲教上层宗教领袖也采取与元政权依附合作态度。但该教传教过泛，以至多涉异端，而下层群众也数度利用其旗帜反抗元政权。

    元代末年，以弥勒教即香会为骨干的抗元起义揭开序幕，遂有大批的白莲教徒云集响应，加入其间。后世史家多混称之为白莲教起义。明初白莲教遭禁，彻底演变成民间秘密宗教。

    禅宗是唐、宋以后与净土宗共存的最大佛教教派，形成五家七宗，流派纷呈。由于其特点，格外受上层官僚及知识阶层青睐，它否定偶像、经忏，不顾规矩方圆，成为士大夫阶级闲适、解脱的工具和下层知识分子摆脱精神苦闷与专制高压统治的避世良方。

    理学的出现除了受丹道思想的影响外，亦得力于禅宗的影响，而禅宗本身又具备着对抗理学的内在力量。

    明代，禅宗不但影响心学的兴起，同时影响也日益走向下层。明代中叶一支影响巨大的民间教派——罗教倡兴于世。罗教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禅宗教义。明清时代罗教及其各类异名同教活跃于华北、江南、西北十几个省份，并公然向白莲教宣战，意在取而代之，最终发展成为那一时代首屈一指的大教派。

    罗教的问世和发展，是禅宗思想在下层社会的一次大传播，是底层民众为摆脱现实苦难，追求精神解脱的一种新追求。

    儒学不是宗教。正是其过分注重社会的政治观念和伦理观念，才使传统的旧儒学走向末路。新儒学的出现，是强大的宗教思潮影响的结果，它说明，儒学只有更贴近人的精神世界，部分地进入信仰主义的领域，才能获得生机与发展。

    所以说宋明理学是儒学日益宗教化的产物，这决不过分。特别是陆王心学把人的主观意识绝对化，不但体现了禅宗的影响，更受到内丹道的启迪。禅宗的枯坐顽空不得不向内丹道转化，而心学也只得亦步亦趋，这就为一系列新型宗教开启了大门。

    明代嘉靖年间在闽中问世的三一教，清代中叶在四川问世的刘门教，以及同时在山东问世的黄崖教，都是由标榜陆王心学的学术团社逐渐演化成宗教实体的。这三门教派虽然都倡导三教合一，其实质是儒家的伦理思想与丹道思想的高度融合。

    三一教主林兆恩的最高追求是所谓虚空粉碎，究其实与刘门倡教人刘沅追求的止于至善——太极境界，不仅同出一源，亦归于一处。在封建时代末期，儒、道合流，同归一途，宗教、哲学、伦理融合在同一实体里而达于极致了。

    中国民间宗教不仅在组织、教仪、戒律诸方面与正统宗教密切相关，并自成体系，而且在反映教义的经典方面逐渐脱离正统轨道而形成蔚为大观的气候。

    从张角的太平道诵奉的《太平清领书》中已包含着大量的底层社会的平等意识，而隋、唐的弥勒教则以“诈云佛说”的伪经及别造的“小经”，作为自己的教义。诸如《龙华誓愿文》、《弥勒三会记》。

    宋代弥勒教则有《五龙经》、《滴泪经》等，鼓吹“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同一时代，宋当局又发现了托诸唐公、志公、朗公等五位“佛祖”的《五公经》，“言辞诡诞不经，甚大可畏”。而活跃于两宋的摩尼教“经甚多”，刻版摹印，部分教徒夤缘校定官，希图将经入道藏。

    真正形成体系的民间宗教教义，是在“宝卷”问世以后。最初的宝卷，主要是由唐、五代的变文以及讲经文孕育产生的一种传播宗教思想的艺术形式。它多由韵文、散文相间组成，可讲可唱，颇引人视听。

    最早的宝卷起于何时，学术界迄无定论。有人认为在宋金元时代。那时的宝卷应是佛教向世人说法的通俗经文或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世俗故事的蓝本。僧侣借这类宝卷宣扬因果轮回，以弘扬佛法。

    迄今所见最早的民间宗教宝卷是明初宣德五年（1430）孟春吉日刻行的《佛说皇极结果宝卷》。在这部卷子中，已经有了粗成体系的收元观念。而在成化、宣德间问世的罗教的五部宝卷之中，引证了“圆觉宝卷作证”、“弥陀宝卷作证”、“大乘卷是宝卷”等内容，再次说明了明正德年间以前曾有大量宝卷问世。其中部分已是宗教经书。

    而罗教五部六册宝卷的出现，在民间宗教世界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宝卷如洪水猛兽，不可遏止，大量印行，风靡下层社会。为数众多的民间宗教预言家动辄撰经写卷，皆冠以宝卷名目，从此宝卷几乎成为民间宗教教门经书的代称。

    清代，专制统治更加酷烈。在当局的眼中，宝卷成为“邪说”、“妖书”的同义语。宝卷引起封建当局的注意，是在它为民间教门利用之后。明代万历年间，政府已明令禁止一些宝卷，毁经焚版，宣示众庶。

    清顺治年间，清当局初次发现《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即《皇极经》，而雍正间则大量地搜获罗教宝卷。此后，就把搜缴宝卷作为镇压民间宗教的重要手段，每次破获“邪教”，都把抄获的宝卷送往军机处，或呈御览后，加以焚毁，“以涤邪业”。

    但宝卷的流传却如野火春风，以至清道光年间，直隶的一个官僚黄育楩竟专门著书，以攻宝卷为己任。民间宗教还有一些经书但并不冠以宝卷名目，内容或名称庞杂，五花八门。

    当然，即使在明清时代，宝卷也不仅限于经书一种。大量的宝卷并非民间宗教经书，而是纯粹的劝善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