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目录 第460章 重定理学〔上〕

    名可秀儒宗地位的确立,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事。

    首先,对理学的影响很大。

    “理学”是卫希颜提名，名可秀定义。最初是因凤凰书院内各学派思想的百家争鸣碰撞而萌生，建炎六年正式创名立为学派，当时名可秀对“理学”的定义是：

    “理者，究天地万事万物之理。”

    又概定理学“三分”：上曰天人之理，即天道；中曰道德『性』命之理，即人道；下曰格物之理，即物理。

    其中，格物之物理，包括算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工械,即“形而下者谓之器”,儒家又称为“百工之学”。

    大宋很重视“工”，因有辽、夏的边患威胁，但对内又重文抑武，所以比起前朝历代都更依赖于军器的犀利和守城工械的防御力量。但是，“工”毕竟是旁门左道，不比正统儒学，士子入仕还是要读儒经经科考道路的，所以即使有这方面天赋的士子很多也会弃之不学。

    最初凤凰书院设格物学科时招生人数很少，就是这个原因。那时建炎新政的工科制举才刚开一年，对士子的影响还不大。直到工科制举陆续考了三届之后，进入格物科的学子才渐渐增加了。

    后来，随着理学的名声扩大，包括：格物学科出的成果应用到军事、农事和工事上，受到朝廷不少表彰；理学的学者们在有影响力的论刊和报纸上陆续发表文章宣扬学说，又与其他学派进行辩论，宣扬理学；以格物和自然认识为主的《自然》杂志的读者群越来越大；后来新创的《探索》杂志引起的探索者团队的火热，等等，这使理学名声宣扬的同时影响也日益扩大，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学子加入到格物学科。[]凰涅天下GL460

    至大宪十二年时，理学创建已达二十年，从最初幼嫩的花骨朵长成了历经风霜的花树。

    但是，与新学、程学、温学这三大学派相比，理学还是弱势学派。

    虽然理学的名声已经很广，影响范围也很大，但是真正尊崇理学的儒生却不及新、程、温三学。

    一个主要原因，就在格物之理上。大多数儒家不认同理学的格物之理是儒学，对此一直有攻讦，包括书院内的很多儒经夫子都不认同，而外部大环境更是重经义轻物理。另外，《自然》杂志扩大格物学科的影响的同时也给理学带来一个负面影响——使天下读书人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理学就是“格物之理”的学派，而理学的究天人之理和道德『性』命之理反而被忽视了，或者说被格物之理遮蔽了。

    这对理学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作为理学三位学派领袖之一，名可秀不由反思，对理学的定位是否出现了偏差？

    在理学高层的讨论会上，苏澹、蔡发这两位学派领袖认为理学太全了，形而上、中、下三者皆具，这使理学的包容『性』很强，但是，万有不齐，物理自然不同，如何从物理各异之中求得一个统一的天理？这是理学还没能解决的问题。

    苏澹道，天理是一，而物理是多，在现实的存在之中，如何从这物理之多中识得天理之一，如果用格物致知的方法，就事事物物去穷理，以期用力久之，而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这显然是主观的唯心论，易陷入自大、狂妄。

    蔡发道，从物理中见天理，从主观唯心上来讲是可行的，但是在存在的实践中根本就是无效的，人生有限，如何可穷尽物理，又将不同物理贯通为一？这完全是思想的事情，而不是存在的事情——“格万物而致知天理人『性』”，只是在思想逻辑上合理，在实践中却无效。

    沈元、陈旉、陆宸、周执羔这几位理学执事则从另一个方面讲显现的弊病——因格物致知物理较之格物致知天理、道德『性』命之理更易出成果，目前在格物学子中已经出现了重物理而轻道德心『性』的迹象了。

    为此，苏澹认为，为了理学的发展，并使学子思想不入歧途，应将“格物之理”剔除于理学之外。沈元、陈旉、陆宸、周执羔等人则反对，认为这会使正在兴起的格物学科遭受很大打击，本来就是“少数人的学科了”，很可能经此重新陷落下去。

    两方各执意见，在理学内部引发了争论。

    事实上，这个争论不仅仅是涉及“格物之理”在理学的去留，其实质是争论格物致知的内涵意义，以及形而上下的道器、体用之争，这两者都是儒家一直争论的议题。

    其中，道器、体用，说的都是一件事。

    孔子《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的道是抽象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称为道、体；形而下的器是具体事物和现象，称为器、用。[]凰涅天下GL460

    理学内普遍认同，形而上之道寓于形而下之器中，所以道在器中，体在用中。但是，在二者的先后关系以及是否可分离上，学派内产生了分歧。

    苏澹、蔡发、金安节、苏行冲、陈子卿等人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道主宰器，形而上在形而下之先，因此：虽然道在器中，体在用中，但二者不相杂，可以分离。

    沈元、陈旉、陆宸、周执羔等反对派则认为，“有形，而后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器是形而上之道的基础，因此：道不离器，体不离用，不能分割，唯有主次。

    因为学者们的分歧，理学内部分成了三派，其中没有明确表态的一派是中立派。

    名可秀属于没有明确表态的中立派，但在两派的争论中，她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碰撞、反思和转折。

    理学内部的争论持续了三年，直到蔡发去世还没有定论。因为学者们的分歧，已经对理学的发展造成了影响，虽然这个影响还没有显形于外，但内部学者团体已出现了对立的迹象，如果不解决这个争端，很可能会造成理学的分裂。

    名可秀这些年一直在著写《中庸正义》，但并不是闭门造车，理学的两个议题之争她一直在关注，随着她中庸思想的深入，也在反复思考她释义的格物致知和理学的道器之争。

    与其他学者相比，名可秀有一个长处，就是宏观与系统能够很好结合，也即是说，她的抽象思维和理『性』思维的结合比任何一位儒家学者都要强。

    儒家学者们，包括创始人孔子在内，都是以抽象思维见长，理『性』思维相对较弱。只有像沈元、陈旉、高宣、陆宸这些长年致力于物理和应用的儒家学者才具有比较强的理『性』思维，但这类儒家学者比较少，而他们的抽象思维却因理『性』思维过强往往受到局限，所以在思想上很难有大的建树，譬如张衡、祖冲之、沈括、苏颂都是这种，物理百科成就很厉害，但思想成就则不显。先秦诸子百家的圣哲中，也唯有墨子，这两种思维结合得最好，故能同时创立出墨家的思想体系和名辩物实逻辑体系。

    名可秀具有两种思维结合的特『性』，这决定了她既能理『性』辩证地分析问题，又能创新思想解决问题。

    她经过长期的反思，分析、归纳理学内部的争论观点，就道器之争上，她认为应该以中庸的思想来对待道、物的区别，它们的先后关系不是绝对的，道生万物，是道在物先，但道不是平空就有的，混沌生太极，太极这个道是又因混沌这个物而生，故而，道与物的先后是相对的。

    中庸就是一种相对的思想，名可秀认为，治学上要多用相对论，不要用绝对论。所以，不能过于强调道与物的区别，否则将导致一般与个别、本质与现象割裂的倾向，这会使儒学走上形而上、空谈天理而不重实践的道路——这是认同沈元、陈旉等人的“道不离器”论。

    但是，她又赞成苏澹和已辞世的蔡发的提议，将“格物之理”从理学中分出去——这就是摒弃了她原来对理学的三个层级定义。

    大宪十六年的二月初二，在理学开年第一次理事会议上，名可秀正式提出了她的新学说，阐明了她的意见，这标志着理学内部长达四年的格物致知之争和道器之争终于落定。

    名可秀首先提出的，是新的“格物致知”说。

    “格物、致知”，这是《大学》提出的。从东汉郑玄作注解起，到宋代诸儒，“格物致知”的意义一直是争论不休的热点议题。名可秀在她所著的《大学正义》中，对格物致知有创新的释义：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即：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道理。知识是物理，道理是人『性』、天道之理。

    名可秀的释义与其他儒家的区别在于：不是司马光的“抵御外物诱『惑』，而后知晓德行至道”和程颢的“穷究事物道理，知『性』不受外物牵役”，视物理为修德『性』的物欲而斥于外，也不是程颐的“穷究事物道理，致使自心知通天理”的踏脚石的存在；而是认为物理与天理、人『性』是并行、同行的存在。

    名可秀的这个释义提高了“物理”自然科学）的地位，是理学成立的基础，但是也存在着问题，即理学内部争论的——怎么从格物理致知天理？

    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混淆人心和道心，这也是名可秀的格物致知释义中存在的不足——虽然她的释义没有将二者混同，但也没有明确分开，在这上面是模糊的，所以造成了理学派在实践应用中的分歧。

    理学派内部因为格物学科而起的争论卫希颜是知道的，但她并不是理学的成员，虽然是她给理学提了个名，但当时是作为凤凰书院的创始山长给初立的理学派“赠”了个名，她自己是道家的身份，不会参入到儒学派系中——何况，她不通儒学。所以，名可秀对格物致知和理学定义的反思，卫希颜是帮不了妻子的。但她来自后世的经验让她知道，儒学不能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否则儒学必被后世所弃。名可秀对于格物科学的重要『性』自然是深知的，如何让形而下的物理与形而上的道达成和谐，正是她在修正学说时必须要考虑的。

    经过四年的思考，名可秀在重新诠释“格物致知”时，借鉴吸纳了蔡发的观点——人心与道心之别上，存在着一个矛盾：人心即求物欲之心，当向对象『性』的物理世界去求；而道心即求道之心，当向形而上的天道之中去求。

    但人无法直接去求取天道，怎么办？——蔡发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名可秀从孟子和庄子的学说中得到启发，认为：天道创造了人，人的生命体现了天道，故可以通过人的生命本质去求天道。这即是孟子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名可秀进一步诠释道，“人心”与“道心”本来是二个不同的求知方向，人心是向形而下的物理中求，而道心则是向由人道反观之中的“自明而诚”，从而上达天道。

    她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不能将人心和道心混同，到形而下的物理世界中去求道心，这必然会造成人心与道心的斗争，从而要求舍人心而求道心，存天理而灭人欲。——这个新的诠解，就清晰了以前的模糊之处，分开了有可能导致的人心与道心的混同，使得理学在这一点上与程学迥然不同了。

    名可秀最初定义“理学”，将格物之理放入其中，就是要重视物理之学，促进形而下的知识体系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她在“格物致知”的反思中发现：如果将人心与道心混同之后，向物理之中求天道自然不会成功，反而会堵住人心求物理的道路，这同样会阻碍儒家面向物理世界的求知进路，从而排斥对知识体系的追求与思考，于是，物理之学仍然会沦落。

    经过名可秀重新释义的“格物致知”说，使理学消除了这个隐患。

    但是，将人心、道心明确分开后，又迎来了一个问题：道心、人心为二，如何使人心不『迷』于物欲呢？

    名可秀在写《中庸正义》时，论“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旨，便以中庸的平衡之道来解决这个问题，她在新“格物致知”说中论道：

    人心与道心二者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平衡，道心知天道自在，自然与天地万物一体，而无争夺占有之心，自然除人欲之不正；人心考察物理只为满足生命所需，使物为我用，而不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是故，修心秉持“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旨，就是要人守正“中道”，上求天道而下得物理，上下一贯，中行为人，才是“惟精惟一”。

    这即是孔子《易传》说的：“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道阴阳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地道柔刚为“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物理”，而人道仁义则是处于道器之“中”的“人道”。

    故而人道为“中”，向下为人心，向上为道心；因为处于“中”，故可上下一贯，中行为人，人心与道心取得平衡，即是：达到道心和人心的平衡，也即道心与物欲的平衡了。

    名可秀讲，人心不可能“求无欲”，只不过所求之欲有高下之别，有多少之分——有的人求功，有的人求名，有的人求利，有德者想求利国利民，而人生能至圆满者，无外乎道心与人心所求之欲达到平衡。

    故此，不为物欲所『惑』。

    作者有话要说：道心与人心物欲）达到平衡——觉得对做人、做事、教育孩子都很有帮助。

    中庸的思想就是平衡，不要求做到“最”——事业最成功，钱财最多，学习成绩最好，等等，未必就觉得幸福了、圆满了。你钱最多，但你是最幸福的吗？因为追求物欲的成功，而丢失了生命本质的一些东西，于是，道心和人心不平衡了。所以现在很多人有钱了，转而去学佛，求得内心的宁静……我就讲，其实不用学佛，多读几遍《中庸》就对了笑）。

    现在的父母都希望子女学习成绩好，拿到第一那多好。这未必是好。于是高分低能出现了。看看毕业后投身社会后的，最适应竞争的往往不是学习最好的。综合能力平衡发展，比起高分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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