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百五十八章 西安事变

    第三百五十八章 西安事变

    张汉卿、杨虎城两将军所率领的部队，在姜瑞元的军事体系中属于所谓的杂牌，历年来受尽了中央军的削弱与裁撤，在“灭赤”战役中又不断遭到赤军的严重打击，实力日益下降。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混乱时代，兵权是地位唯一的可靠保证，姜瑞元凭着杨永泰的削藩计策，使得张汉卿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都是怨声载道。

    1936年11月，姜瑞元趁解决南方赤化军事区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队约30个师，从两湖调到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准备入陕，达到一举消灭赤军的目的。

    12月4日，姜瑞元携张汉卿由洛阳到西安，向张、杨两人摊牌，提出两个办法，要他们作最后的抉择：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之下积极进剿赤军。

    另一个是如果不愿“灭赤”，就将东北军调湘，十七路军调赣，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姜瑞元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被姜瑞元削藩，也不愿让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

    湘省如今不余一半，赣省也是一样，直面华军的威胁，朝不保夕。而且东北军与西北军已经和红门牵上线，打算凭着多年来经营下的根基，好好在西北诸省发展。

    想要不被姜瑞元所吞并，此二人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迫使姜瑞元停止内战，联红抗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最后争取姜瑞元能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还向姜瑞元进行了一次“哭谏”。

    姜瑞元闻言之后当即是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红门的迷惑。张、杨忍无可忍，才下了“硬干”的决心。

    这也是必然的，姜瑞元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战略时机上和张汉卿有严重分歧，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门赤军，然后是用大势逼迫华联成为的后援。

    这种政策主要出于两个考量，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红门威胁最大，他们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又有苏俄在背后撑腰，与其他军阀都有本质不同。

    姜瑞元和张汉卿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姜瑞元对红门的本性有相当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铲除赤军，它会利用抗日之机得以发展而后患无穷。就算是华联，毕竟大家都还是中国人，还可以坐下来谈判，而红门则完全是苏俄的狗，不可理喻。

    二是以这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以储备力量。身为一国主宰者的姜瑞元深知两方的实力悬殊，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

    因此姜瑞元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早在1934年之时，姜瑞元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他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

    最为关键的是这些举动都是暗中安排，无法宣诸于外。全因之后，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当时日本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护日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日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

    虽然这种条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国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以积蓄的力量，从长计议。

    因此如果作为当时中国领袖的姜瑞元公开这种战略部署，等于告诉日本人，中国正卧薪尝胆，准备全面抗日，会刺激日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姜瑞元的这种国防设计。

    日本占领东三省后，深受红门赤化影响的中国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学生和小知识份子们，更是游行示威。在高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热血沸腾，难以听进去理性的声音。

    因为东北军的不抵抗政策，张汉卿引咎辞职，这是为了服从姜瑞元对日暂时忍让的战略需要。但从欧洲考察后，张汉卿不仅没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委任为西北灭赤副总司令，负责攻打赤军。

    他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现在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东北军和赤军交手两次，两次大败，张的两个师被歼灭。

    姜瑞元不但不给兵员补充，还把两个师的建制取消了。这使张汉卿疑心，认为姜瑞元可能在一箭双雕。剿匪成功，赤军被消灭，不成功的话，东北军被削弱，而中央军则保全实力，因此更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抵触。

    张汉卿是在父亲被暗杀后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毒品、，他的知识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行空喊抗日的学生，更谈不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认知到胡适那种水平。

    除此之外，张汉卿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那就是利用兵谏逼姜瑞元抗日之后，他就可以在西北联合红军和西北军而割据，不仅洗刷不抗日的污名，而且可与中央军分庭抗礼。

    事变之后张向蒋提出的条件，不仅有停止剿共立即抗日，还有成立西北联军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等政治要求。

    张学良所以提出这样的条款，是因为他在红门头目吉少山等秘密接触谈判中，对方已表示要在西北建立以张汉卿的东北军为主、西北军和红军为辅的“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军，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

    张汉卿在首次和吉少山密谈时，就见吉少山对彬彬有礼，一口一个“张将军”地推崇，也使张汉卿产生赤军和西北军都要推举他为“西北王”的幻想。

    看到姜瑞元勃然大怒的强硬态度，张汉卿当时已经看到回东北无望，因此联合赤军和西北军建成“西北联军”，并成立以他为首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就可以得到苏俄屎大淋的军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据和称王。

    当时东北军有近２０万部队，西北军３万人，再加上经过长征剩下的２万赤军，这支２５万人的“西北联军”是姜瑞元一难以对付的。

    并且杨永泰之死也是关键，姜瑞元居然不明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古训，以人君之身，只带少量随从，就敢孤身犯险，实在是让人感慨。

    进入西北之行，姜瑞元的安全工作由三个人负责。

    首先是蒋孝先，是时，此人担任侍从室第三组组长，扮演的是“带刀侍卫”的角色。几十名精干的特工，分作三班轮流负责蒋介石的居所安全。

    其次是戴笠，接管调查课后，戴笠多了一项特别使命，即在各地潜伏特务，监视各地军阀的“异动”，预防兵变。

    但张汉卿替蒋介石延揽了满洲责任后，蒋介石有时谈道张副司令，忠诚厚道之人，不可欺之以方。”

    意思就是告诫属下与张汉卿“要表示真诚的合作”。这使得戴笠不曾在张学良身边设置伏线。

    还有一个负警卫责任的是书记长邓文仪，这是由蓝衣社的性质决定的。作为“天子门生”，蓝衣社如同帝国时代的御林军，它的书记长天然地有护卫姜瑞元的职责。

    但此前就已经发生了政训工作的失责，也即是王曲军官训练团事件。按贺衷寒制定的《政工条例》，各军阀部队政训人员均应由朝天宫指派。

    但1936年夏，张汉卿却自行派人，去北平招募政工人员。结果“招考录取的二百名人员，几乎全是红门左派门徒分子或‘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他们使奉军大批少壮军人日渐左倾。

    总政训处长贺衷寒因此有“严重责任”。贺衷寒之后，是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的曾扩情。他早已王曲的“异动”，曾整理密报。但密报到达姜瑞元侍从室后，如石沉大海。曾扩情也就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不再过问王曲事务。

    到1936年秋天，西安已成为“言论的大本营”。9、10月间，在南京，张汉卿幕僚黎天才甚至以开玩笑的形式，对与他私交很好的刘健群说过，“刘，副司令快要‘红’了。……”

    奉军的反姜态度已极为明显，但深陷于、倾轧、官僚主义泥潭的蓝衣社，却断然想不到东京“皇道派”军人式的兵变，会在西安上演。

    12月12日子夜，西安、临潼两处的枪声一起发作。大批军人迅速占据了华清池、西安省党部、西安警察局、政训处、铁路局、电报局等据点。在警察局内，他们还查获了一个蓝衣社“特别行动中心”，没收了文件和电台。

    兵变在3个小时内就终结了，但失去控制的乱兵，使这一天的西安，一片混乱。

    第一个死于乱兵枪口下的，是接替蒋孝先担任宪兵三团团长的杨震亚。西北时期，杨震亚得罪了大批奉军、西北军官兵。

    半夜时分，一伙叛兵冲进他的房间，将他的热身子从被窝里拉出来。一个兵用手电照了一下他惺忪、惊慌的脸，说了一句“没，就是他”，另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他的脑门就是一枪。

    死得更惨的是蒋孝先，杨震亚与奉军的结怨是在西北。但早在北平时，一贯以“天子近臣”自居的蒋孝先，以禁绝贩毒、检查军纪等名义，屡屡闯入奉军军营，得罪了许多人。

    这一天半夜，他和警卫从西安驱车到临潼，路上就叛兵的层层岗哨，他却以为是蒋介石的警卫岗哨，丝毫没有疑心。

    临近华清池，岗哨越来越森严。蒋孝先隐约发觉异常，但一群叛兵已拥了，询问他的姓名。他仍旧大咧咧地回答，话未落音，密集的枪声响起。蒋孝先和警卫都身中几十弹，几乎被打成一个筛子。

    随后，衣裳不整头发蓬乱的肖赞育和曾扩情被关押进陕西交通银行地下室。

    特务处的王新衡10日才抵达西安，此时成了遭殃池鱼。他被关押在乱糟糟一片的西安警察局。在这里，特务处西北站几十人员、政训处几百人员、别动队近千人员，像羊肉串一样地被麻绳连着，在大批看守森冷的枪口下，密密麻麻地蹲了一院子。

    覆巢之下无完卵，当夜，在兰州的于学忠同时动手。一队军人冲进甘肃政训处大院，像抓鸡一样地揪出了躲在里头的赵龙文。随后关闭城门，进行全城大搜捕。

    西北蓝衣社的首脑中心被一举摧毁了，姜瑞元苦心运营的大势，一日而蹦。

    天亮之后，张汉卿押解着蒋介石，从临潼进入西安。此时飘零着雪花的西安，街道仍然是湿漉漉的，但街上除了横冲直撞的叛兵外，空无一人。店铺的门板不敢卸下，居民不敢出门。

    枪声仍然零零星星，杨虎城的西北军部队本就是多为土匪，纪律较为松懈，其所属的一伙士兵，先后洗劫了几条街道。另一伙人冲进了西京招待所，逮捕了几百名蓝衣社人员后，甚至顺手把一个美国记者的钱物劫掠一空。

    这混乱的一夜，究竟有多少蓝衣社人物被枪毙逮捕？没有人能够。

    别动队的西安负责人公秉藩，几乎是枪声刚刚响起，就在城里的一处民房潜伏了下来。搜捕结束后，他化装成赶驴人混出城门。然后又变卖了驴用作盘缠，逃到洛阳。

    别动队的另一负责人唐汝昌，在事变当夜趁乱逃出西安。他一路鼠窜，到达陕西商县后才给康泽打汇报事变。

    马志超则趁乱化装成一个，连夜逃出西安。

    兵变当夜，叛兵立即控制了西安电报局，西安与外地的通讯被全面切断了。但这一夜，仍然有一份绝密电报，飞越重重关山，把消息带到了朝天宫、鸡鹅巷53号。

    这是西安事变的当夜，混乱的局面已经在先进的无线电通讯设备下，将无限的恐惧与不安从西安传递到了国家的另一端，帝都金陵。

    当夜，在无数报童“号外”的招摇叫卖声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纷纷驻足，掏钱购买报纸。他们都在各大报刊的显要位置，看到了这份通电文稿。

    也是这一天，桂永清率12000余人沿铁路急速渡过长江。在军列前头横冲直撞的，是一批装甲战车。与此同时，洛阳飞机也第一次出动，呼啸过西安上空、投下通电传单。“轰炸西安”的阴霾，重重地压抑在叛军的心头上，内战似乎不可避免了。

    但此时，一个人出现了。这是一个既有贵族的骄横、也有基督徒的宽容与真挚的人，是一个与蒋介石一样复杂、一样被众说纷纭的。她就是宋美龄。

    此时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个弱女子以罕见的勇气和决心，去对抗无数叵测的居心，并去斡旋西安的数万叛军和陕北那已获得命运启示的赤军暴徒。

    她是否能改写了的命运，这或许并不是一个难以渡测的问题。

    事变当夜，宋美龄在上海。她匆忙搭乘夜车，于13日清晨七时赶到南京。随后，她参加了依然通宵达旦、脑满肠肥的会议。

    13日晚的会议，因为这个的在场，比前一天更加不堪，贯穿整场会议始终的是一百多名达官对这个进行的彻底羞辱。

    当夜会场，“闻左右偶语，竟窃窃私议委员长已不讳”。许多人悄声责骂姜瑞元无谋、专横，是“独夫”。而她刚刚开始发言，就有人对她的与会进行攻击，质问她的资格。

    出身名门的宋美龄心系安危，此时也只能忍气吞声，回避了那不屑的口气，随即声明，她是“以一普通国民”的身份与会，虽然地位微不足道，但自信代表相当部分的人心民意。

    戴季陶提出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

    宋美龄则抛出了更实质、思谋更深远的观点，来提醒与会者……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孰能领导全国者乎？”

    这个观点捅到了与会者的心病，于是乎群情激昂，主张纷杂。一些人确信姜瑞元已经被杀，一些人说“国家存亡应重于个人之生命”，还有一些人，更说到“一妇人耳，仅知营救而已”。

    会场态度对宋美龄极其不利，嘈杂的声音平息下去后，她进行了她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明确了“兵临城下”、但“不战促和”的解决主张，“……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

    她深知的安危才是最重要，不能让党内部的权力倾轧而使得国家又重归的分裂。当日袁世凯身死，北洋军阀割据中国的纷乱局面，就足以让人胆颤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