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一章 朝野分争
目录：中华狂澜| 作者：萧声煮酒| 类别：其他类型
此时，刘飞扬虽然下野，但他一手经营的人民力量党已经成了可决定朝局的中国第一大势力。
他一手打造的“新军”，在这个时候牢牢的控制九个军三十余万人。各个军的军长都是跟着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各军长的名单为：第一军军长本是刘飞扬，他辞职后由已加入中国籍的副军长施泰因，驻守在京畿、天津；第二军军长刘洪恩，驻守在直隶、河南；第三军军长林展翼，驻守苏南、浙江；第四军军长林镇伟，驻守东北；第五军军长李斌武，驻守台湾、福建；第六军军长吴宽达，驻守山东、苏北；第七军军长赵良从，驻守安徽、江西；第八军军长张怀仁，驻守山西、内蒙一带；第九军军长于之高，驻守朝鲜。
同时，在地方督抚上，刘飞扬系的官员也不少：直隶总督为刘洪恩，两江总督陈其昌，东北总督林镇伟，闽浙总督张汝梅；奉天巡抚由林镇伟兼任，河南巡抚袁世凯，江苏巡抚郑成明，浙江巡抚沈应奎，台湾巡抚谭延闿。
而且，至李鸿章逝世后，淮系的一些势力也被揽入怀中。
刘飞扬的力量就是因为创制并训练了规模宏大的新军，他被政启勒令丁忧也大半是因为他坐镇京师，权高盖主。
刘飞扬回到上海后，即住进已逝胡雪岩府上，自号“泛海闲人”。
但是在朝廷中，他的追随者并未因他的失势而受影响，仍旧留任总督、尚书。此外，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各省督抚大员中，刘飞扬还有众多的政治盟友。
刘飞扬罢职后，立宪派力量大增，人们甚至普遍对政启能快速的立宪。康有为在要求速开国会呼声日益高涨之时，上奏速开国会，认为时局明朗，可速开国会，并试图说服政启不要“孤立于庙堂之上”。
在1905年下半年，朝庭内出现了真正的新老交替现象。
这一现象其实从刘飞扬进京勤王时候就已经开始。原先批跟随慈禧的官员换掉，而后1901年，李鸿章去世，第二年，湘系最后一个大佬刘坤一也离开人世。在1905年，张之洞随之于7月在京师病死。继而10月奕劻离世，最后端方、王文韶、鹿传霖、戴鸿慈这样一批的老一代官员也纷纷谢世。
1905年7月4日，这是张之洞在世的最后一天，政启前往他的府上探视，张之洞对政启进行了最后一次劝谏，他希望政启能够正视帝国面临的危机，与刘飞扬采取协商而不是对抗的措施处理政治争端，希望能善用刘飞扬来革除积弊，以图振作。政启并没有指望从这位垂死的老臣那里得到治国良策，只是做了象征性的慰问：“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
张之洞则说：“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
张之洞的临终建言没有对政启起到丝毫的作用。
政启离开之后，陈宝琛问张之洞：“皇上之意如何？”
张之洞长髯抖动，感慨道：“国运尽矣，概冀一悟而未能也。”
张之洞一生赤诚，坐镇武汉，心向朝廷，入军机后在形式上由地方官员而入阁拜相，达到了一个士大夫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地位，他试图力挽狂澜，却并不受重用。他的同僚胡思敬说他“生平多处顺境，晚岁官愈高而境愈逆，由是郁郁成疾”。
地方实力派官员缔造了大清帝国的中兴局面，虽然现代化之路走得坎坷蹒跚，仍旧可以说成绩卓绝，并且历经磨炼，光绪在世期间也大体能够做到人尽其才，用人不疑，这是一段汉族官僚同清朝皇室之间的合作“蜜月期”，二者的政治关系较为稳固。与此同时，这些风格各异的地方权臣们拥有自己独特的个人魅力，在士绅阶层甚至社会底层拥有较高的政治威信，特别是在汉族人群中，他们的存在维系着帝国皇室的合法性。
奕劻、端方，这些满族官员，虽然他们之间的政见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因为自身的政治影响力的存在，与不同的汉族官员形成了政治同盟，也是维持帝国稳定的重要纽带。
然而，到了1905年，这样的调和型政治人物越来越少，各派政治力量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复杂化。
西方人士也不无感叹：“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在充满危机和困顿的时期，却没有突出的中国领袖人物足以应付对事可能发生的困难。”
政启领导下的新政治核心虽然看似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所要面临的时局也更为严峻，他们试图通过进一步加快中央集权步伐消弭矛盾。
“督抚大权，无过兵、财两政，将事裁抑，此为最先”。1905年8月13日，在政启的主导下颁布《清理财政章程》，朝庭设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由度支部派专任监理官赴各省清理财政；从本年起，各省清理财政局必须按季度详报本省财政收支数字。该章程公布后，地方督抚纷纷上书，或婉言抵制，或指控弹劾本省财政监理官独断专横，一时间纷争四起。同年10月，度支部弹劾甘肃巡抚毛庆藩“不以清理财政为然，訾警部章，诋为多事”。清廷降谕斥责毛庆藩，但地方督抚与中央的财政纠纷仍旧是有增无减。
同年底，朝庭为直接控制大宗工商税收、盐税收入，又设立督办税务处，颁布税务新章程，将工商税收收入及各省盐务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收归朝庭督办大臣之手。因为工商税、盐税乃各省财政收入的大宗进项，而推行新政事项——诸如办学校、办实业、举行地方自治又需大量前期投资，耗用巨大，朝庭垄断政策不但引起有工商税、盐税收人省份督抚的抗议，其他督抚也分纷纷表示反对。
度支部尚书载泽亲自兼任督办盐务大臣一职，他毫不退让，坚称推行此章程对国家有利无弊，决无“不便之处“，一时间地方督抚与度支部矛盾冲突极为严重。政启为此下谕，要求各省督抚与盐政大臣以国事为重，“和衷共济，妥协办理”。
但是复杂的纷争不可能因为一纸上谕而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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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手打造的“新军”，在这个时候牢牢的控制九个军三十余万人。各个军的军长都是跟着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各军长的名单为：第一军军长本是刘飞扬，他辞职后由已加入中国籍的副军长施泰因，驻守在京畿、天津；第二军军长刘洪恩，驻守在直隶、河南；第三军军长林展翼，驻守苏南、浙江；第四军军长林镇伟，驻守东北；第五军军长李斌武，驻守台湾、福建；第六军军长吴宽达，驻守山东、苏北；第七军军长赵良从，驻守安徽、江西；第八军军长张怀仁，驻守山西、内蒙一带；第九军军长于之高，驻守朝鲜。
同时，在地方督抚上，刘飞扬系的官员也不少：直隶总督为刘洪恩，两江总督陈其昌，东北总督林镇伟，闽浙总督张汝梅；奉天巡抚由林镇伟兼任，河南巡抚袁世凯，江苏巡抚郑成明，浙江巡抚沈应奎，台湾巡抚谭延闿。
而且，至李鸿章逝世后，淮系的一些势力也被揽入怀中。
刘飞扬的力量就是因为创制并训练了规模宏大的新军，他被政启勒令丁忧也大半是因为他坐镇京师，权高盖主。
刘飞扬回到上海后，即住进已逝胡雪岩府上，自号“泛海闲人”。
但是在朝廷中，他的追随者并未因他的失势而受影响，仍旧留任总督、尚书。此外，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各省督抚大员中，刘飞扬还有众多的政治盟友。
刘飞扬罢职后，立宪派力量大增，人们甚至普遍对政启能快速的立宪。康有为在要求速开国会呼声日益高涨之时，上奏速开国会，认为时局明朗，可速开国会，并试图说服政启不要“孤立于庙堂之上”。
在1905年下半年，朝庭内出现了真正的新老交替现象。
这一现象其实从刘飞扬进京勤王时候就已经开始。原先批跟随慈禧的官员换掉，而后1901年，李鸿章去世，第二年，湘系最后一个大佬刘坤一也离开人世。在1905年，张之洞随之于7月在京师病死。继而10月奕劻离世，最后端方、王文韶、鹿传霖、戴鸿慈这样一批的老一代官员也纷纷谢世。
1905年7月4日，这是张之洞在世的最后一天，政启前往他的府上探视，张之洞对政启进行了最后一次劝谏，他希望政启能够正视帝国面临的危机，与刘飞扬采取协商而不是对抗的措施处理政治争端，希望能善用刘飞扬来革除积弊，以图振作。政启并没有指望从这位垂死的老臣那里得到治国良策，只是做了象征性的慰问：“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
张之洞则说：“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
张之洞的临终建言没有对政启起到丝毫的作用。
政启离开之后，陈宝琛问张之洞：“皇上之意如何？”
张之洞长髯抖动，感慨道：“国运尽矣，概冀一悟而未能也。”
张之洞一生赤诚，坐镇武汉，心向朝廷，入军机后在形式上由地方官员而入阁拜相，达到了一个士大夫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地位，他试图力挽狂澜，却并不受重用。他的同僚胡思敬说他“生平多处顺境，晚岁官愈高而境愈逆，由是郁郁成疾”。
地方实力派官员缔造了大清帝国的中兴局面，虽然现代化之路走得坎坷蹒跚，仍旧可以说成绩卓绝，并且历经磨炼，光绪在世期间也大体能够做到人尽其才，用人不疑，这是一段汉族官僚同清朝皇室之间的合作“蜜月期”，二者的政治关系较为稳固。与此同时，这些风格各异的地方权臣们拥有自己独特的个人魅力，在士绅阶层甚至社会底层拥有较高的政治威信，特别是在汉族人群中，他们的存在维系着帝国皇室的合法性。
奕劻、端方，这些满族官员，虽然他们之间的政见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因为自身的政治影响力的存在，与不同的汉族官员形成了政治同盟，也是维持帝国稳定的重要纽带。
然而，到了1905年，这样的调和型政治人物越来越少，各派政治力量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复杂化。
西方人士也不无感叹：“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在充满危机和困顿的时期，却没有突出的中国领袖人物足以应付对事可能发生的困难。”
政启领导下的新政治核心虽然看似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所要面临的时局也更为严峻，他们试图通过进一步加快中央集权步伐消弭矛盾。
“督抚大权，无过兵、财两政，将事裁抑，此为最先”。1905年8月13日，在政启的主导下颁布《清理财政章程》，朝庭设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由度支部派专任监理官赴各省清理财政；从本年起，各省清理财政局必须按季度详报本省财政收支数字。该章程公布后，地方督抚纷纷上书，或婉言抵制，或指控弹劾本省财政监理官独断专横，一时间纷争四起。同年10月，度支部弹劾甘肃巡抚毛庆藩“不以清理财政为然，訾警部章，诋为多事”。清廷降谕斥责毛庆藩，但地方督抚与中央的财政纠纷仍旧是有增无减。
同年底，朝庭为直接控制大宗工商税收、盐税收入，又设立督办税务处，颁布税务新章程，将工商税收收入及各省盐务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收归朝庭督办大臣之手。因为工商税、盐税乃各省财政收入的大宗进项，而推行新政事项——诸如办学校、办实业、举行地方自治又需大量前期投资，耗用巨大，朝庭垄断政策不但引起有工商税、盐税收人省份督抚的抗议，其他督抚也分纷纷表示反对。
度支部尚书载泽亲自兼任督办盐务大臣一职，他毫不退让，坚称推行此章程对国家有利无弊，决无“不便之处“，一时间地方督抚与度支部矛盾冲突极为严重。政启为此下谕，要求各省督抚与盐政大臣以国事为重，“和衷共济，妥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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