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小说网 中华狂澜 第二百三十五章 “铁路危机”(二)

第二百三十五章 “铁路危机”(二)

目录:中华狂澜| 作者:萧声煮酒| 类别:其他类型

    同时,宋育仁、甘大璋等川籍在京官员对国有政策的支持,非但没能削弱反抗浪潮,反而激起更大的抗争。10月25日川保路同志会把这些官员的举动通过报告的形式向全省宣示,激起了商民更大的愤慨。盛宣怀向四国银行借款修路的细则其实并不为中下层更多人所清楚。但当时,在东风社和革命党的推动下,民情的激愤程度可想而知。朝庭投敌卖国,将铁路拱手让与外人之手——这是最简单也最为人们所乐于接受的一种解读。

    政启对王人文的征询均未作明确答复,邮传部也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邮传大臣盛宣怀声称不可能取全国之财而补四川商办公司亏损之资,载泽主持的度支部作为财政总管部门更是反对。

    这样,王人文就处在地方咨议局和朝庭的双重压力之下。一方面,川督王人文的陈奏受到政启的漠视甚至斥责;另一方面,“其心至诚”在川省商民和同僚中赢得了的极大拥护,也使他极为珍视这种名节,也更为坚定自己的主张。这两种因素导致他此后与朝庭渐行渐远,终被罢黜,他身上的悲**彩也为商民的抗议运动增加了新的动力。搜索最新更新尽在

    政启迁怒于护理总督王人文屡违上意,办事不力,遂放弃王人文,任命赵尔撰为四川总督。这位祖籍山东的汉人,在1903年5月随四川总督锡良入川,设立行辕,派兵屠杀反清“平会”成员数百人,得号“赵屠户”。此后会同黔军镇压贵州红灯教起事。1905年又入巴塘,镇压边民叛乱。1906年授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职,在任上实行改土归流,颇有政绩,推行屯垦、通商、兴学、开矿诸事,促进文化、经济繁荣。1906年12月任护理四川总督。

    朝廷试图利用他的铁腕力挽狂澜。

    但在处理四川保路风潮方面,这位新任总督继承了护理总督王人文的意见,并对王人文参奏盛宣怀表示钦佩,言称:“惟公正气特识,萃于一身,实为丰所钦佩。”其后赵尔撰屡次奏朝廷重议“国有”之策。

    12月31日,朝庭害怕事态失控,命赵尔撰解散包括保路同志会在内的各种群众集会,并要求“将首要数人,严拿惩办。”但赵尔撰并没有没有照办,而是向京师发出电文表达自己的看法:“若纯用压迫,反动转增,于事未必有济,而地方反受其弊。”

    赵尔撰试图用安抚的办法化解矛盾,总督两次亲莅已被朝廷斥为非法的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赞誉会众“具爱国之热忱”,意欲利用自己的地方督抚身份缓和群众情绪。

    与此同时,保路同志会的组织迅速扩大到重庆与川南。参加该会的成员都是各地商会、州县头面人物、咨议局议员,还有士绅、农工、学界代表,声势颇为壮大。

    1907年1月下旬,原反对国有政策的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也改变看法,主张将川路余款纳入国有路款,邮传部拟派李稷勋继续管理宜昌分公司。

    “盛宣怀卖路于前,李稷勋卖路于后,是害吾全川之生命财产,皆二贼所为,吾川人必誓杀此二贼”的声音随即已经传播开来。但盛宣怀并没有对这种声音立即重视起来,随后与裁泽和起复的湖广总督岑春暄等先后上奏,支持对李稷勋的任命,并获政启批准。

    保路同志会并不认可,上书朝廷弹劾甘大璋、李稷勋等人。但在这个时候,保路同志会和川中绅商等在民主党的立宪等仍力主温和路线,劝导群众“勿在街头群聚”,“勿暴动”,“不得侮辱官府”,力戒暴动,前后持续了十余日。由此可见,他们需要的只是朝庭作出让步,所谓的“保路运动”在这个时候并非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赵尔撰表示愿意代奏。但朝廷的反馈电文下达到四川,没有作出丝毫的让步,执意任命李稷勋为宜昌铁路督办。

    当天下午,国民党就开始在酝酿罢工、罢市,试图给朝廷施加压力,以便激化矛盾。

    暗中的国民党议员吴玉章代表吴商民来到总督府面谒赵尔撰,赵答道:“若为邮传部而罢市,则风马牛不相及,若为川督而罢市,则尔撰自认到任无对不起川人之处,还请勉力维持。”

    当夜二更,前任川督王人文到达股东会场,登时群情激昂。

    1907年2月24日,特别股东会议决“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两天之后,又议决“以租股利息抵扣正粮,不纳捐输”。抗议运动自此开始出现越过立宪派人士原来所设计轨道的迹象。

    大面积的罢工、罢市、罢课开始之后,立宪派并不愿与官府决裂,号召群众要进行理性的抵制,提醒市民勿辱骂官府、勿武装暴动,告诫民众“能守秩序,便是国民,无理暴动,便是野蛮”。并设有慈善局,救济受运动影响的商户、农民等弱势群体。并且要求成都各同志分会保证治安,并与地方政府一起组织官绅商学联合会。也就是说保路同志会在这时候还没有明确提出政治诉求,仅仅是为了争路权、争路款,虽然各地同志会里已经夹杂有一些国民党等革命党成员,但领导层面主要还是由民主党等立宪派组成的。

    街道上进而出现了许多书有“光绪德宗景皇帝”字样的灵位,并附有“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等招贴字条。民众以“奉先朝遗旨”、“不准借用外债”与清廷相争,因为批准铁路商办的上谕颁布于光绪在位时的1903年。

    但是局势的发展程度很快超出了立宪派的掌控能力。

    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之后,立宪派中的不少人进行宣传和动员群众工作,试图利用民情向政府施压。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每当演说时,愤激不顾前后,则听众欢迎。若果瞻前顾后,研究办法,则众极不满。”

    如果他们振臂一挥,抨击朝庭“夺路卖国”,便轻易就激起人们的愤慨和附和,并且“愈演愈烈,已成风气,不易执回矣”;如果研究可行性办法,则必然会引起群众的反感。

    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捣毁地方官局和外国教堂的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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