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矛盾的逻辑
目录：二十一世纪的朝日光鲜王国| 作者：信王朱由检| 类别：历史军事
随着90周年纪念临近，左棍纷纷出动，沉渣泛起，大有复辟动乱鼓噪。说来也有趣，当年说老大哥今天就是我们明天，那麽老大哥对历史反省是不是也走在我们前面了呢？不知是俄罗斯和中国民族都有长期统治下相似的民族性还是意识形态相同导致的思维模式相仿，在对待暴君问题上有着似曾相识的感觉。
上世纪70年代，苏联勃烈日涅夫统治下的“再史达林化”时期，苏联作家叶甫图申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亚的夏令营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边，一位年轻姑娘提议“为史达林乾杯”。
“为什麽要为史达林乾杯？”叶甫图申科问她。
“因为那时，所有的人民都相信史达林和他的理想，他们战无不胜”，她说。
“你知道在史达林统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吗？”叶甫图申科问。
“嗯，大约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边的其他学生和这位姑娘差不多年龄，叶甫图申科也问他们同一个问题。
“大概200人吧”，一位小夥子说。
“也许2000人”，另一位姑娘说。
在这将近20位青年学生中，只有一位说，“我觉得大约有1万人。”
叶甫图申科告诉他们，被逮捕的人据估计有几百万人，他们都不相信。
“你们读过我(写这件事)的诗歌《史达林的继承者》吗？”叶甫图申科问。
“你真的写过这种诗吗？”第一个姑娘问。“在哪里发表的？”
“是1963年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叶甫图申科回答。
“喔，我那时才8岁，”她有点迷茫地答道。
1963年，那是赫鲁雪夫反史达林和史达林主义的“解冻”时期，当时的《真理报》允许刊登揭露史达林统治的阴暗历史事实。可是，到了勃烈日涅夫时期，为统治利益的需要而重祭史达林的亡灵，在苏联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忘却形式：不只是要忘记史达林的暴行，而且还要忘掉苏联曾在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的，对史达林暴行的记忆和反思。这令叶甫图申科非常感慨：“我突然觉得明白了，今天的年青一代没有任何了解过去悲惨事实的知识来源，因为书里和教科书里都是不记载的。就连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刊登过的文章，提到谁死了，也还是对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沉默代替了真实，沉默就是谎言”，那麽沉默的是谁呢？仅仅是报纸、书籍、教科书、官方历史？还是整个社会都参与了这一沉默？美国政治学家弥尔(J.S.Mill)曾写道：人们“获得国家历史，并因此结成记忆的族群。其实都与过去的一些事件联系在一起。”人民“获得”的“国家历史”是那些记录下来，或者说被权力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而那些没有被记录或被不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也就因此被排除出国家历史，而从族群记忆中排除出去了。
对历史真实发生的沉默，虽然是从改写历史开始，但最终却表现为族群的集体忘却。每个沉默的个人，每个在族群中按权力意志来记忆或忘却的人，都参与在以沉默代替真实，以沉默维持谎言的共谋之中。
集体沉默造成集体失忆，而集体的沉默又是怎麽造成的呢？这本身成为一种需要记忆的历史灾祸。这个灾祸我们记得吗？记住了吗？我们的历史中有许多迫使大多数人变得沉默的事件和时刻。这些固然不能忘却，但是，更不能忘却的是那个绝大多数人从“被沉默”到“自觉沉默”的心理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必须由每个现在正在“被沉默”，或者甚至已经“自觉沉默”的人自己去记忆。
记忆必须由集体来保存，但记忆同时也是每一个记忆者剖析自己的真实回顾。这样的记忆成为每一个打破沉默咒语的行动，因为它是对“正统记忆”的有意识地反抗。
人们对每一个过去时刻的集体失忆，总是与某种用以替代的“正统记忆”同时发生的。“正统记忆”是由统治权力所主导的，用来加强集体失忆，成为集体记忆的替代品。生活在勃烈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年轻人，因为没有对史达林暴政的记忆，所以才欣然接受史达林使苏联“强大有力”的“正统记忆”，并把它当成他们应有的集体记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记忆，有了“苏联具有非凡自我纠错能力”的记忆。这样的“正统记忆”取代了对史达林暴行的真实历史记忆，在几乎全体苏联人对真实历史的沉默中得到维持。
打破这个沉默，是重新开始真实历史记忆的第一步，它要记忆的不是史达林的“强国”，而是这个“强国”对苏联人的奴役和迫使他们为之付出的人性代价，其中便包括整个社会从“被沉默”到“自觉沉默”的集体沉沦。
这样的“自觉沉默”，发生在那些少不更事，对过去没有直接记忆的青少年身上，与他们在教科书或历史书里学到的东西有所关联。但是，为什麽那些上了年纪的，对过去有亲身体验的人们那里也会发生呢？
上世纪70年代初担任《纽约时报》莫斯科新闻部主任的海德里克·史密斯(edrickSmith)在他的《俄国人》(heRussians，1973年)一书里，记敍了当时一些苏联人对史达林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对史达林的大清洗感到心有余悸，一方面则怀念他的“坚强领导”。1973年巴黎航空展时，发生了苏联一架图－144超音速飞机坠毁事件，一位苏联工程师对史密斯说，“要是还像以前那样有强人主政，那就绝对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1974年，苏联冰球队以7：2的比分输给了捷克斯洛伐克队，一位球迷也是这麽对史密斯说，“塔拉索夫(前教练)是个独裁者，他是很残酷，但他能赢球。”人们选择容忍独裁和忘记残酷，因为独裁和残酷在他们心目中是一种有效的领导形式。
早在19世纪，俄国杰出的讽刺小说家谢德林就在《一个城市的故事》中描绘过俄国的这种强人崇拜，故事里的人叫喊，“就算把我们摞成一堆，四面放火……只要主子还在，我们就能忍受。”看来谢德林讽刺的还真不仅是那个奴性深重的沙俄时代。
上世纪70年代，苏联勃烈日涅夫统治下的“再史达林化”时期，苏联作家叶甫图申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亚的夏令营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边，一位年轻姑娘提议“为史达林乾杯”。
“为什麽要为史达林乾杯？”叶甫图申科问她。
“因为那时，所有的人民都相信史达林和他的理想，他们战无不胜”，她说。
“你知道在史达林统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吗？”叶甫图申科问。
“嗯，大约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边的其他学生和这位姑娘差不多年龄，叶甫图申科也问他们同一个问题。
“大概200人吧”，一位小夥子说。
“也许2000人”，另一位姑娘说。
在这将近20位青年学生中，只有一位说，“我觉得大约有1万人。”
叶甫图申科告诉他们，被逮捕的人据估计有几百万人，他们都不相信。
“你们读过我(写这件事)的诗歌《史达林的继承者》吗？”叶甫图申科问。
“你真的写过这种诗吗？”第一个姑娘问。“在哪里发表的？”
“是1963年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叶甫图申科回答。
“喔，我那时才8岁，”她有点迷茫地答道。
1963年，那是赫鲁雪夫反史达林和史达林主义的“解冻”时期，当时的《真理报》允许刊登揭露史达林统治的阴暗历史事实。可是，到了勃烈日涅夫时期，为统治利益的需要而重祭史达林的亡灵，在苏联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忘却形式：不只是要忘记史达林的暴行，而且还要忘掉苏联曾在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的，对史达林暴行的记忆和反思。这令叶甫图申科非常感慨：“我突然觉得明白了，今天的年青一代没有任何了解过去悲惨事实的知识来源，因为书里和教科书里都是不记载的。就连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刊登过的文章，提到谁死了，也还是对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沉默代替了真实，沉默就是谎言”，那麽沉默的是谁呢？仅仅是报纸、书籍、教科书、官方历史？还是整个社会都参与了这一沉默？美国政治学家弥尔(J.S.Mill)曾写道：人们“获得国家历史，并因此结成记忆的族群。其实都与过去的一些事件联系在一起。”人民“获得”的“国家历史”是那些记录下来，或者说被权力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而那些没有被记录或被不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也就因此被排除出国家历史，而从族群记忆中排除出去了。
对历史真实发生的沉默，虽然是从改写历史开始，但最终却表现为族群的集体忘却。每个沉默的个人，每个在族群中按权力意志来记忆或忘却的人，都参与在以沉默代替真实，以沉默维持谎言的共谋之中。
集体沉默造成集体失忆，而集体的沉默又是怎麽造成的呢？这本身成为一种需要记忆的历史灾祸。这个灾祸我们记得吗？记住了吗？我们的历史中有许多迫使大多数人变得沉默的事件和时刻。这些固然不能忘却，但是，更不能忘却的是那个绝大多数人从“被沉默”到“自觉沉默”的心理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必须由每个现在正在“被沉默”，或者甚至已经“自觉沉默”的人自己去记忆。
记忆必须由集体来保存，但记忆同时也是每一个记忆者剖析自己的真实回顾。这样的记忆成为每一个打破沉默咒语的行动，因为它是对“正统记忆”的有意识地反抗。
人们对每一个过去时刻的集体失忆，总是与某种用以替代的“正统记忆”同时发生的。“正统记忆”是由统治权力所主导的，用来加强集体失忆，成为集体记忆的替代品。生活在勃烈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年轻人，因为没有对史达林暴政的记忆，所以才欣然接受史达林使苏联“强大有力”的“正统记忆”，并把它当成他们应有的集体记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记忆，有了“苏联具有非凡自我纠错能力”的记忆。这样的“正统记忆”取代了对史达林暴行的真实历史记忆，在几乎全体苏联人对真实历史的沉默中得到维持。
打破这个沉默，是重新开始真实历史记忆的第一步，它要记忆的不是史达林的“强国”，而是这个“强国”对苏联人的奴役和迫使他们为之付出的人性代价，其中便包括整个社会从“被沉默”到“自觉沉默”的集体沉沦。
这样的“自觉沉默”，发生在那些少不更事，对过去没有直接记忆的青少年身上，与他们在教科书或历史书里学到的东西有所关联。但是，为什麽那些上了年纪的，对过去有亲身体验的人们那里也会发生呢？
上世纪70年代初担任《纽约时报》莫斯科新闻部主任的海德里克·史密斯(edrickSmith)在他的《俄国人》(heRussians，1973年)一书里，记敍了当时一些苏联人对史达林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对史达林的大清洗感到心有余悸，一方面则怀念他的“坚强领导”。1973年巴黎航空展时，发生了苏联一架图－144超音速飞机坠毁事件，一位苏联工程师对史密斯说，“要是还像以前那样有强人主政，那就绝对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1974年，苏联冰球队以7：2的比分输给了捷克斯洛伐克队，一位球迷也是这麽对史密斯说，“塔拉索夫(前教练)是个独裁者，他是很残酷，但他能赢球。”人们选择容忍独裁和忘记残酷，因为独裁和残酷在他们心目中是一种有效的领导形式。
早在19世纪，俄国杰出的讽刺小说家谢德林就在《一个城市的故事》中描绘过俄国的这种强人崇拜，故事里的人叫喊，“就算把我们摞成一堆，四面放火……只要主子还在，我们就能忍受。”看来谢德林讽刺的还真不仅是那个奴性深重的沙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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