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八章 难以理解吗
目录:渭北上门女婿后传| 作者:海上明月生| 类别:都市言情
第一百八十八章难以理解吗
德仁的一番话感动了在场的三个人,向前、佳佳从未听过这样执着的追求,要不是德仁就在当面,他们一定会认为这是吹牛皮的天方夜谭。袁老师虽然是过来人,却没有德仁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听了德仁的叙述,涌动的心cháo也是久久难以平静。
德仁的心里憋着太多的委屈,觉得人们对他有太多的不理解甚至误解。虽然没有人提示和动员,没有人催促和鼓励,德仁依然冲动地表白着自己的心迹。他隐隐地觉得,这是一个能够包容和理解自己的场合,因此,他继续慢慢地倾吐着自己的心声:在劳教单位,我积极地参加劳动,改造思想,严格地要求自己,也可以说是用一个**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李老师听我汇报到这里,嘿嘿地冷笑着,她说,你被划成右派送去劳教,对于党心里一定非常仇恨,哪能用一个党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谁能相信你这骗人的鬼话呢?
德仁说得有点气愤,停顿下来,大家也默默无语,空气沉闷得很……碍于谈论的是与母亲有关的事情,向前没法张口。倒是聪明伶俐的佳佳说话了:张老师,事实胜于雄辩,你可以让事实说话嘛。
佳佳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揭示了问题的要害。是啊,你说是用**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那么,你举几件事情来证明一下。德仁微微一笑:这样的事情很多,我就举其中的三件吧。第一件,我的右脚掌长了鸡眼,后来严重到整夜钻心地疼,睡不着觉,第二天照样忍着疼痛一拐一拐地到工地去劳动。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管教干事实在看不下去了,叫大夫给我做了剜除鸡眼的手术。第二件,在大炼钢铁中,我率领小组成员上山伐木烧炭,在出窑时,炭窑崩塌,我使劲地把一名组员推了出去,我的脚却被塌伤骨折。第三件,在修公路时我被安排当统计员,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每天拿着卷尺,东转转,西看看,收收方,填填表,这是多少人羡慕的差事。可是,当管教干事要求我大量虚报完成土方量时,我拒绝了,我宁肯辞去统计员的职务,也不能拿原则做交易。……李老师批评我买房子是发展资本主义,是违**性原则。我不知道,当我还是一个劳教分子的时候,我也在讲原则,这个原则和李老师说的党性原则有没有区别?我还要问,一个劳教分子就不能用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吗?如果他说自己是这样做的,就一定是狂妄自大、自欺欺人吗?……
德仁很冲动,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面对着这么复杂的问题,向前、佳佳真的不好表态,可是佳佳要求人家摆出事实来,现在德仁已经说出三个典型的事例,你再不表明自己的观点就说不过去了。佳佳只好发言了:根据张老师讲的这三件事情,确实够上**员的标准了,都可以入党了。当然,入党不入党,我说了不算。再说,事情一定要真实才行。
德仁说:这三件事情都是事实,只要翻开我的档案材料,里面写得清清楚楚。
袁老师疑惑地:张老师,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咋知道你的档案材料里记录有这三件事情?
德仁说:哦,说起来话长了。我解除劳教回到学校以后,在人事部门工作的余书理说我是开除公职,我说整风运动结束时书记对我宣布的是保留公职,余书理说你的档案丢失无法查对。当时,年轻幼稚、缺乏经验的我,没有坚持去查清事实真相,就到农村参加劳动去了。过了十几年,我向学校提出申请,经过查证,我确实是保留公职的。于是,学校派徐同志到劳教单位和生产大队调查,给我重新建立档案。当时,徐同志来到我家,跟我讲了调查的情况,劳教单位李干事写的证明材料上就提到了这三件事情。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复职,被按退职处理了,直到落实党的政策,我才恢复了工作……哎呀,我一说就说了一大堆,不知道你们听清楚了没有?
佳佳说:听清楚了,可是你的情况太复杂了。
向前说:比起张老师,我父亲的经历就简单得多了。
袁老师诚恳的:我是开除公职的,解除劳教以后回农村劳动,直到落实政策,才恢复了工作。唉,20年的经历一句话就说完了,可其中的艰难困苦却难以尽述了。相比之下,我没有张老师那样执着的追求,也没有张老师那样惊心动魄的事情,我只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在整风运动中我没能像张老师那样热情洋溢地书写100多张大字报,我只是明哲保身、不疼不痒地提了几条意见,什么厕所卫生没搞好呀,走廊长明灯浪费电呀,……就这样,我还是被别人检举出来定了右派,你说我冤也不冤?悔也不悔?……
袁老师说得有点伤心,向前劝道:爸,咱不说你的事情了,还是说说张老师的事情。
袁老师有点生气了:向前,你别急嘛。我说我的平庸,更显出张老师的奋进。要是没有张老师那样高尚的jing神,哪里会出现舍己救人的行动?要是没有张老师那样严以律己的高贵品德,哪里会出现坚持原则、拒绝虚报土方的行为?当然,按照常规,在劳教单位的右派分子,能表现出这样高贵的品质,真是难以理解,使人难以相信。所以在谈话中,李老师才会说你说的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
细心的佳佳耐心地听着父亲的谈话,他似乎感觉出一点什么,又不很肯定,不过还是笑笑地说了:爸爸,我听你谈话,既像是在表扬张老师,又像是在怀疑张老师,难道在这方面,你和妈妈保持着同一个观点?
袁老师的脸色变了,瞥一眼佳佳:这孩子,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袁老师不愿意和这个漂亮的儿媳妇辩论,瞅一眼向前,意思是让他替自己解围,向前心领意会,挺直腰杆发言了:张老师,我爸爸绝对不可能和妈妈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他们的观点是不可能一致的。我爸爸是说,按照常规推理,人在一帆风顺、飞黄腾达的环境里,思想会激进一些,行为超前一些,那是顺水推舟,锦上添花,人们都会理解。可是按照常理分析,当人处在逆境时,譬如像你,被划成右派,送去劳教,劳动繁重,生活艰苦,说话没人听,有冤无处诉,自然是心灰意冷,万念成灰,大不了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每天按时出工,等待解除劳教的那一天吧。要是像你说的那样,带病劳动,坚持原则,舍己救人,可真是超出常规,难以理解了。
佳佳美丽的眼睛巴眨了几下,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德仁望了望她,瞅了瞅向前,喝了口水,侃侃而谈:不管你们怎么说吧,我不会埋怨你们的。真的,我的一些行为别说你们难以理解,有时候我自己也不能理解,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我做了,我超出常规地做了,我觉得只有这样,我才无怨无悔,我的心里才能平衡一些,我才能睡得安稳一些。如果说在劳教单位这样做是为了耍积极,争取早ri解除劳教的话,那么在农村生产队里,这种违反常规的积极表现,就更加难以理解了。你们大概知道,农业社的生产队长是不拿工资的,在一般情况下,他会顺当地干下去。但是,有时候,在特殊的情况下,比如队长和副队长闹了矛盾,或者队长和社员发生纠纷,队长就会撂挑子,不干了,生产队的生产便陷于瘫痪。
佳佳天真的:他这是干什么?他不想干了,另换一个队长不就行了。
德仁说: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其实,这个队长也不一定真的不想干了,他是借此威胁别人,等待大队干部前来调解问题,好提高自己的威望。其实,即就是大队干部也不会随便撤换生产队长的。大队干部对队长撂挑子也很头疼,遇到这种情况并不着急,有时候会冷笑几声:不急,摆上几天再说。
向前气愤的:咳,这些大队干部,简直是吃冤枉的!
德仁说:队长一撂挑子,好几天,生产停顿了,社员着急了。生产队里几十亩谷子黄了,等待收割;几百亩玉米成熟了,等待收获。收获后的土地还要抢时种麦,节气不饶人,社员哪能不着急呢?早晨,社员聚集在村口,七嘴八舌,吵吵嚷嚷。两个赶麻雀的社员拿着鞭子也在哪儿站着,别人就喊他们:还不快去赶麻雀,小心麻雀把谷子吃光了!这两个人说:你们都没上工,我们干了活,谁给记工分呀?别人就说:德仁是记分员,少不了你们的工分。他们望望我,我点点头,他们就放心地赶麻雀去了。几个有威望的社员就来动员我:德仁,眼下正是三秋大忙时节,生产一天也不能停顿,你来打铃,我们来派活。我望了望眼前黑压压的一群社员,他们正用信任的目光注视着我,我鼓足勇气,大步走到老槐树下,抓住铃绳,一下一下敲打着铜铃,当当当当,洪亮的铃声传遍四方,我的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波涛,久久不息……社员兴奋地喊着:上工去了,德仁打铃了!
德仁的一番话感动了在场的三个人,向前、佳佳从未听过这样执着的追求,要不是德仁就在当面,他们一定会认为这是吹牛皮的天方夜谭。袁老师虽然是过来人,却没有德仁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听了德仁的叙述,涌动的心cháo也是久久难以平静。
德仁的心里憋着太多的委屈,觉得人们对他有太多的不理解甚至误解。虽然没有人提示和动员,没有人催促和鼓励,德仁依然冲动地表白着自己的心迹。他隐隐地觉得,这是一个能够包容和理解自己的场合,因此,他继续慢慢地倾吐着自己的心声:在劳教单位,我积极地参加劳动,改造思想,严格地要求自己,也可以说是用一个**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李老师听我汇报到这里,嘿嘿地冷笑着,她说,你被划成右派送去劳教,对于党心里一定非常仇恨,哪能用一个党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谁能相信你这骗人的鬼话呢?
德仁说得有点气愤,停顿下来,大家也默默无语,空气沉闷得很……碍于谈论的是与母亲有关的事情,向前没法张口。倒是聪明伶俐的佳佳说话了:张老师,事实胜于雄辩,你可以让事实说话嘛。
佳佳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揭示了问题的要害。是啊,你说是用**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那么,你举几件事情来证明一下。德仁微微一笑:这样的事情很多,我就举其中的三件吧。第一件,我的右脚掌长了鸡眼,后来严重到整夜钻心地疼,睡不着觉,第二天照样忍着疼痛一拐一拐地到工地去劳动。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管教干事实在看不下去了,叫大夫给我做了剜除鸡眼的手术。第二件,在大炼钢铁中,我率领小组成员上山伐木烧炭,在出窑时,炭窑崩塌,我使劲地把一名组员推了出去,我的脚却被塌伤骨折。第三件,在修公路时我被安排当统计员,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每天拿着卷尺,东转转,西看看,收收方,填填表,这是多少人羡慕的差事。可是,当管教干事要求我大量虚报完成土方量时,我拒绝了,我宁肯辞去统计员的职务,也不能拿原则做交易。……李老师批评我买房子是发展资本主义,是违**性原则。我不知道,当我还是一个劳教分子的时候,我也在讲原则,这个原则和李老师说的党性原则有没有区别?我还要问,一个劳教分子就不能用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吗?如果他说自己是这样做的,就一定是狂妄自大、自欺欺人吗?……
德仁很冲动,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面对着这么复杂的问题,向前、佳佳真的不好表态,可是佳佳要求人家摆出事实来,现在德仁已经说出三个典型的事例,你再不表明自己的观点就说不过去了。佳佳只好发言了:根据张老师讲的这三件事情,确实够上**员的标准了,都可以入党了。当然,入党不入党,我说了不算。再说,事情一定要真实才行。
德仁说:这三件事情都是事实,只要翻开我的档案材料,里面写得清清楚楚。
袁老师疑惑地:张老师,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咋知道你的档案材料里记录有这三件事情?
德仁说:哦,说起来话长了。我解除劳教回到学校以后,在人事部门工作的余书理说我是开除公职,我说整风运动结束时书记对我宣布的是保留公职,余书理说你的档案丢失无法查对。当时,年轻幼稚、缺乏经验的我,没有坚持去查清事实真相,就到农村参加劳动去了。过了十几年,我向学校提出申请,经过查证,我确实是保留公职的。于是,学校派徐同志到劳教单位和生产大队调查,给我重新建立档案。当时,徐同志来到我家,跟我讲了调查的情况,劳教单位李干事写的证明材料上就提到了这三件事情。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复职,被按退职处理了,直到落实党的政策,我才恢复了工作……哎呀,我一说就说了一大堆,不知道你们听清楚了没有?
佳佳说:听清楚了,可是你的情况太复杂了。
向前说:比起张老师,我父亲的经历就简单得多了。
袁老师诚恳的:我是开除公职的,解除劳教以后回农村劳动,直到落实政策,才恢复了工作。唉,20年的经历一句话就说完了,可其中的艰难困苦却难以尽述了。相比之下,我没有张老师那样执着的追求,也没有张老师那样惊心动魄的事情,我只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在整风运动中我没能像张老师那样热情洋溢地书写100多张大字报,我只是明哲保身、不疼不痒地提了几条意见,什么厕所卫生没搞好呀,走廊长明灯浪费电呀,……就这样,我还是被别人检举出来定了右派,你说我冤也不冤?悔也不悔?……
袁老师说得有点伤心,向前劝道:爸,咱不说你的事情了,还是说说张老师的事情。
袁老师有点生气了:向前,你别急嘛。我说我的平庸,更显出张老师的奋进。要是没有张老师那样高尚的jing神,哪里会出现舍己救人的行动?要是没有张老师那样严以律己的高贵品德,哪里会出现坚持原则、拒绝虚报土方的行为?当然,按照常规,在劳教单位的右派分子,能表现出这样高贵的品质,真是难以理解,使人难以相信。所以在谈话中,李老师才会说你说的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
细心的佳佳耐心地听着父亲的谈话,他似乎感觉出一点什么,又不很肯定,不过还是笑笑地说了:爸爸,我听你谈话,既像是在表扬张老师,又像是在怀疑张老师,难道在这方面,你和妈妈保持着同一个观点?
袁老师的脸色变了,瞥一眼佳佳:这孩子,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袁老师不愿意和这个漂亮的儿媳妇辩论,瞅一眼向前,意思是让他替自己解围,向前心领意会,挺直腰杆发言了:张老师,我爸爸绝对不可能和妈妈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他们的观点是不可能一致的。我爸爸是说,按照常规推理,人在一帆风顺、飞黄腾达的环境里,思想会激进一些,行为超前一些,那是顺水推舟,锦上添花,人们都会理解。可是按照常理分析,当人处在逆境时,譬如像你,被划成右派,送去劳教,劳动繁重,生活艰苦,说话没人听,有冤无处诉,自然是心灰意冷,万念成灰,大不了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每天按时出工,等待解除劳教的那一天吧。要是像你说的那样,带病劳动,坚持原则,舍己救人,可真是超出常规,难以理解了。
佳佳美丽的眼睛巴眨了几下,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德仁望了望她,瞅了瞅向前,喝了口水,侃侃而谈:不管你们怎么说吧,我不会埋怨你们的。真的,我的一些行为别说你们难以理解,有时候我自己也不能理解,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我做了,我超出常规地做了,我觉得只有这样,我才无怨无悔,我的心里才能平衡一些,我才能睡得安稳一些。如果说在劳教单位这样做是为了耍积极,争取早ri解除劳教的话,那么在农村生产队里,这种违反常规的积极表现,就更加难以理解了。你们大概知道,农业社的生产队长是不拿工资的,在一般情况下,他会顺当地干下去。但是,有时候,在特殊的情况下,比如队长和副队长闹了矛盾,或者队长和社员发生纠纷,队长就会撂挑子,不干了,生产队的生产便陷于瘫痪。
佳佳天真的:他这是干什么?他不想干了,另换一个队长不就行了。
德仁说: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其实,这个队长也不一定真的不想干了,他是借此威胁别人,等待大队干部前来调解问题,好提高自己的威望。其实,即就是大队干部也不会随便撤换生产队长的。大队干部对队长撂挑子也很头疼,遇到这种情况并不着急,有时候会冷笑几声:不急,摆上几天再说。
向前气愤的:咳,这些大队干部,简直是吃冤枉的!
德仁说:队长一撂挑子,好几天,生产停顿了,社员着急了。生产队里几十亩谷子黄了,等待收割;几百亩玉米成熟了,等待收获。收获后的土地还要抢时种麦,节气不饶人,社员哪能不着急呢?早晨,社员聚集在村口,七嘴八舌,吵吵嚷嚷。两个赶麻雀的社员拿着鞭子也在哪儿站着,别人就喊他们:还不快去赶麻雀,小心麻雀把谷子吃光了!这两个人说:你们都没上工,我们干了活,谁给记工分呀?别人就说:德仁是记分员,少不了你们的工分。他们望望我,我点点头,他们就放心地赶麻雀去了。几个有威望的社员就来动员我:德仁,眼下正是三秋大忙时节,生产一天也不能停顿,你来打铃,我们来派活。我望了望眼前黑压压的一群社员,他们正用信任的目光注视着我,我鼓足勇气,大步走到老槐树下,抓住铃绳,一下一下敲打着铜铃,当当当当,洪亮的铃声传遍四方,我的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波涛,久久不息……社员兴奋地喊着:上工去了,德仁打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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