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鏖战晋绥 第二百七十三章 党政分工

    朱德掷地有声的质问狠狠砸在了在座每个人的心头，新四军的问题看似是个孤立事件，却暴露出深受苏军影响的红军建设中的弊端，强调阶级、强调历史，怀疑同志、政治大于军事、政治干扰军事，军事干部处于从属地位，畏手畏脚、顾虑重重。

    朱德作为**军队的总司令一直受到这些弊端的困扰，他虽然明白这个措施很好地限制了军阀的产生，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31年以后大批苏联归国、不懂军事、缺乏作战经验、过分强调精神力量的政治干部进入红军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

    年轻气盛、胆大敢为的陈海松在东北抗联、新四军里指挥体系的整顿他很赞同，继续说：“部队是要打胜仗的，可打仗的指挥员在新四军里失去信任、完全被架空、丧失了指挥权，抗议无效只好离开，被劝回又被批判为意志不坚定、缺乏组织观念，双方矛盾更深。

    我不禁要问请人家来真的是当摆设的吗？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除了艰苦奋斗还是艰苦奋斗、甚至于比军队的团结、生存和胜利还要重要吗？无产阶级军队就不能容忍不同阶级的革命者吗？同级政治指挥员有权剥夺军事指挥员的指挥权吗？

    所以我说责任主要在项英，陈海松去了以后针对两人的矛盾进行了调节和明确的分工，提出党领导的军队首要任务是形成鲜明的作战风格和强大的战斗力。在抗日战场上建功立业发展壮大。党政领导要把精力用到部队的生存发展、根据地的巩固、对日作战上去。

    他认为无产阶级军队不同于军阀部队的地方就是通过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出有理想有追求有责任感的指战员。政治委员制度是一大创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组织保证。政委的存在不是削弱军事首长的权威和作用，反而是军事计划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陈海松外出时战区基本交给两人负责，双方各负其责有事沟通协调，相处的很融洽。

    至于你刚才提到的留苏干部问题确实做了较大调整，这是战区司令的职权，如果这些人能适应工作需要我相信他会重用提拔的，如果他们实际能力一般、缺乏创新和艰苦奋斗精神、缺乏深入基层、团结共事的态度，陈海松的性格是决不会使用的，调整到地方部队和根据地或许可以让他们更进一步地了解现实、体察民情、转变思想，并不是一件坏事。

    我承认陈海松喜欢先斩后奏，用你刚才的话说就是自以为是。我从何应钦那里也得到过相同的抱怨，嫌我们作战不报计划、兵力装备数据不实，大家想想我们有必要报吗？

    陈海松不向我们及时上报肯定不是要隐瞒什么，这一点我是充分信任的，他作战夺取的根据地最后全都交给了中央。由中央委派人员接手管理，他似乎更习惯于充当一只潜伏的猛虎。静静观察战场的胜机然后猛扑上去拿下猎物，交给我们后继续去寻找新的猎物。

    我想他的神秘举动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他战略眼光深邃，战机瞬间即逝，他又很善于把握战机不需要调动较大兵力，觉得不必要请示。另一点就是他作战计划过于大胆、有些匪夷所思，担心我们不理解不支持甚至会加以阻拦，延误计划的实施，因此才提前不打招呼。

    比如进入晋绥、进入东北、进入华南、海南、建立特种兵、空军、坦克兵、工业基地、军工研究院、合成化的第三师这些都是我们从没想过的，因为我们习惯了钻山沟、游击战，总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单薄、敌人很强大，思想上难免保守，战略上以守为主。

    他身处前线看到了胜机想到了胜利却担心我们疑虑重重，手里又有可以执行任务的特种部队就果断出手了。胜利者是不该受到指责的，所谓将在外不由帅，作为独当一面的将领临机处变、合理布局、拓展我党我军生存空间、增强我军实力、占据战略要点是值得鼓励的。

    使用特种兵、飞行师那是他的作战方式，他一贯倡导走精兵之路、合成化、现代化之路，这两支部队是他在张掖就开始着手建设的在历次大战中发挥出重要作用，此次晋陕作战老彭、老叶、贺胡子、刘瞎子也都把自己培养的特种兵用上了，虽然还有差距效果不错。

    陈海松的作战偏重于进攻，却不肯付出大的伤亡，习惯于精锐部队偷袭敌人重要目标较多地倚重特种兵和空军部队，有任务就上也是这两支部队的传统，所以薛云龙、王凯两部才越打越强，作为我军高级指挥员调动自己熟悉的部队执行对敌斗争并不存在违纪行为。

    王凯带着两个中队三百多人大闹江南、炸了两艘巡洋舰六艘驱逐舰、端掉了上海、杭州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队、炸毁镇江、苏州、嘉兴火车站、宁波货运码头、杭州飞机场，击毙海陆特少将三名，少佐以上20多名，大尉以下近千人，汉奸特务200多人。

    抢劫日本银行十几家、破坏工厂、货栈三十多处，收缴资金2000多万日元，极大地震动了日军大本营，迫使增援前线的116师团被迫留在宁沪杭地区整顿社会秩序。

    正是有他的东讨西杀、南下北上、后方建设、军队整编，我军才取得了比**、日军更好的战略态势，最弱小的蜀国拥有了比曹魏、东吴更加强劲的发展后劲，这样发展下去他当初制定的第二阶段作战期会大大缩短，三年后兵强马壮的八路军就能展开局部反攻。

    更让我欣慰地是他的每一次大胆出击都是充分利用了日军与**、日军与苏军的激烈交战期，并没有费太大的劲、付出大的伤亡就挤进去扎下了根，部署相当周密。军事之外他制定了根据地工作方案、一手促成了两大工业基地的启动、兴建，引进大量建设人才。

    这样的战略眼光、战场执行力、计划落实力是我党之福、我军之福，我们应该庆幸年轻的他拥有坚定地**信念，没有被蒋介石的高官厚禄挖走。这样的人才是我党宝贵的财富，应该倍加珍惜，放手让他施展才华，我们跟在后面为他保驾护航、扩展突破口。”

    张闻天不以为然地说：“老总，你太在乎胜利了，被胜利迷失了革命的原则，我们也希望中国革命胜利，可我们更在乎中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健康发展，陈海松的做法确实带来了事业的发展，可真的有太多需要规范的地方，中央有必要进行研究和整顿。”

    **点点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直接照搬，所以探索的道路不会平坦、政策措施要反复地实践总结完善，这是个长期的过程。

    陈海松的探索从总体上讲是合乎实际的、有效的，但也有不足之处，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总结和规范，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总结和规范应该是带着完善的目的来进行，不应采取否定的态度而全盘推翻，政策的反复危害极大。

    晋绥战役虽然是陈海松提议的，但具体实施是军委决定和部署的，造成一定的伤亡、暴露了我们的实力、引起了日寇的敌视和国民党的防范也是在意料当中的，与他没有关系。

    我们**以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为宗旨，勇敢地站在抗日的最前线取得这样的胜利、引起敌人的恐惧是很骄傲很自豪的，我们用生命和鲜血兑现了自己的誓言，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