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之白话三国 第四十三章 我之忧也

    甘露二年(公元257年)十二月，姜维趁司马昭倾全国之力平叛淮南时再次北伐，魏将司马望和邓艾进据长城（县名，今陕西周至西南，并非万里长城)相抗衡。魏军虽然人少，但军粮充足，面对蜀军的百般挑战就是不理。几个月后姜维听说诸葛诞兵败被杀后撤退，并再次担任大将军。这一战本身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唯一的热点是在此期间谯周写下了一篇《仇国论》，对姜维不顾”蜀人愁苦”而一意孤行动武进行讽刺。《仇国论》的出台标志着蜀汉内部对北伐的否定达到了顶峰。在文章中谯周认为，如今的情势有如六国并立，并不是秦末鼎沸的乱世。蜀汉的正确路线，应当是向周文王那样休养生息，而不可能如汉高祖那样一统天下。相反，如果”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这个意见，其实并非谯周个人的独断，而是蜀汉国内对北伐一事持否定态度人士的大爆发。蜀汉国内反对北伐之势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是因为历年的北伐都证明，力攻强曹很难有什么战果，而自己的消耗不能忽视，战争毕竟是日费千金的事情。另一方面，同时是在外围压力越来越大的窘境下内部矛盾激化的反映。淮南的第三叛已经证明，北方在内部爆发大规模叛乱时仍有能力”看一个(蜀)，挟一个(吴)，吃一个(叛)”，而蜀汉的国力，到此已经是”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了。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十二月，姜维申报蜀汉后主刘禅后，将汉中的防务彻底修改。原来的部署是遭遇进攻时占据各个险要关口，据敌于国门之外。这一方针从魏延到王平都加以贯彻，因此取得了兴势一役的大捷。姜维认为这样的防守虽然稳妥，但没有太大的好处。他新的部署是如果遭到魏军进攻，放弃险要退守汉乐两城，并坚守阳平关。趁敌人攻坚不克退兵时加以追击歼灭。然而，姜维的这个理由，说的难听点，挂羊头卖狗肉。他有自己的难言之隐：蜀军战斗力的下降已经无法支撑全面防御的任务。姜维如今的行为，有如赌徒，开始下小钱，越输越下大注，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资本雄厚的庄家彻底清盘。在五年后的魏灭蜀之役中，我们将看到这一部署的恶果。

    诸葛亮在世时，法令严峻。有人劝诸葛亮以大赦来取得民意，诸葛亮反对，认为治国不能以来这样的小恩小惠。当年刘璋屡次大赦，对他的统治有什么帮助吗？然而诸葛亮去世后，蜀国风向一变，大赦频繁，三四年一次。对此，大司农孟光曾当众责备大将军费袆，认为这白白便宜罪犯：“夫赦者，徒与罪犯有利，非明世宜有。衰弊穷极，必不得已，可权而行之。今国家未有旦夕之危，何以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但从费袆遇刺后蜀汉仍然坚持这一政策看，这不是费袆个人的心慈手软。个人的看法，与东汉对比，三国时人口剧减，为了尽快恢复人口来取得兵员劳力三国都费尽心机，并不得不采取些非常手段。魏国陈群钟繇等人曾有恢复肉刑的动议，听起来残忍其实仁慈：其出发点是以此处罚一些本来应该判死刑的人，这样每年可以从断头台上”节省”三千人。这个动议虽然由于肉刑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不了了之，但魏国对此的努力可见一斑。东吴对此也有非常行动，卫温等人出海就是为了抓壮丁。蜀汉的大赦，应属于同样的性质。蜀汉人口变化的过程不详，这里仅按照现有的史料进行个推测。《晋书?地理志》记载：刘备称帝，约有户口二十万，人口九十万，这与夷陵之战时蜀汉七万大军的估计基本吻合。根据诸葛亮一出祁山时刘禅的诏书(实际为诸葛亮所作，刘禅拿着念而已)，蜀汉有军队二十万。按照军民十比一的极限比例，蜀汉此时至少有二百万人口。当然，这个二十万就象赤壁时曹操的八十万一样仅仅是声称，不会真实。但以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亲率十万大军，而国内必然会有少量留守部队来估计，当时蜀汉的人口应在一百一二十万左右，人口得以恢复是事实(注1)。然而，蜀汉亡国时人口状况白纸黑字，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可见从此后蜀汉人口在下降。诸葛亮去世后蜀汉频繁的大赦，多半是其恢复人口的一种非常手段，因此费袆对于孟光的指责只能”知错不改”。另一方面，人口的下降反映的是蜀汉内政的恶化。姜维北伐，从来没有过诸葛亮的十万大军，每次都是”数万”，从侧面也可以看出蜀汉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恶化。在这样的困境中，姜维于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再度北伐。《三国演义》中称其“欣然”上表，不知道“民有菜色”时他怎么能“欣然”的了？被邓艾击败于侯和后，姜维退往沓中。这一败后怨声载道朝野鼎沸，黄皓诸葛瞻（诸葛亮子）等人有了解除其兵权并以右大将军阎宇代替其为全军首领的动议(注2)。从此姜维不敢回成都，当年十月起以屯田为借口驻扎在了沓中。蜀汉的北伐，至此全部结束。

    与蜀汉衰落相对应的，是东吴无休止的内讧。孙亮自从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临朝听政以来，大权一直掌握在大将军孙綝手里。他不满于孙綝专权，经常故意拿一些难题来纠缠这位大将军。孙綝受不了，干脆告了个病假回家，免得在庙堂之上出洋相，实际上却把自己的兄弟心腹都安插在要害岗位上，在家里遥控政局。这种把戏当然让孙亮更加愤恨，他暗中和孙权长女鲁班公主(全琮妻)以及太常卿全尚等人谋划，要除掉这个”大将军”。孙亮最担心的，就是全尚，因为他妻子是孙綝的姐姐。很不幸，事实被他言中，全尚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将这个计划告诉了自己的结发妻子，这位全夫人立刻就告诉了孙綝。九月，孙綝发动政变，废孙亮为会稽王，并将鲁班公主发配豫章，将全尚发配零陵(后来杀害)。和魏国一样，他也不得不另找个新人来做皇帝。十月，孙权的儿子孙休即位，成了东吴的新任君主。

    和他的前任孙亮一样，孙休对这位横行霸道的大将军孙綝也是相当提防，但表面上还是相当地宠幸。他升孙綝的官为丞相、荆州牧，封地增加到五个县，并将其党羽也都一一升官。然而，暗地里他却和自己的老朋友张布濮阳兴二人图谋。张布推荐了老将丁奉后，他们设计于腊月朝会时诛杀孙綝。

    和诸葛恪一样，孙綝在大难临头时也有些坐卧不安。到了朝会的日子，他一如既往地称病不去。孙休派使者去请，翻来覆去十几次。孙綝不得已，只好前往。进宫前，他嘱咐自己的部下，如果有什么变化立刻举火，我就知道了。他刚刚进去，外头火就被点起来了，里面的他也被张布丁奉的手下一根绳子捆了个结实，然后斩首灭族。此后，孙休将被孙峻孙綝兄弟杀害的诸葛恪等人一一平反，同时任命张布为左将军，濮阳兴为丞相，把朝政都交给这两人。自己则闲览群书，竟自吹自擂说自己对明君暗主，奸臣贼子，古今贤愚成败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然而，张布濮阳兴二人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您知道吗？

    东吴的宫廷总算从腥风血雨中恢复了平静。东吴的国力本来就不算丰厚，哪里还经得起翻来覆去地折腾？吴蜀内讧之后，就是魏晋的独舞，三国时代终于走到了尽头。司马昭自从平定淮南叛乱以来，魏国朝廷屡次要给他加官进爵，还要加九锡，都被司马昭推辞。但表面上的谦逊之下，却是事实上的权力越来越巩固。曹髦对此忧心忡忡，景元元年(公元260年)五月，他终于忍不住了，找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忍无可忍，今天你们和我一起去拼了！”这三个人吓了一跳：”司马氏掌握重权，不是一两天了。朝野四方都效忠于他。宫里的侍卫武器短缺，您凭什么和司马昭决斗？万望您三思。”曹髦拿出自己写好的诏书：”我意已决！”然后，带着宫里的侍卫和太监，呼啦啦地就冲出了宫门。

    王沈王业两人害怕自己会因此倒霉，立刻去告诉了司马昭，叫王经一同去时被其拒绝。司马昭命令中护军贾充带人去应战。这样的乌合之众，当然不会被司马昭派出的精兵放在眼里，唯一有点忌惮的是手握宝剑的天子曹髦。太子舍人成济看到大家有点动摇，自己也有点心虚，回头问贾充：“怎么办？”贾充当即冲成济一通大喊：”司马公养你们，就是为了今天的事！你还问什么！”成济立刻向前刺杀曹髦，自以为为司马立下汗马功劳的他然后就得意洋洋地开始想象封赏了。

    他没想到，司马昭听说曹髦被杀，大吃一惊。《资治通鉴》中有关司马氏的记载，凡是有争议的地方几乎全都采用了不利于司马氏的说法，这里仍然记载司马昭大吃一惊，看来司马昭的本意，大概是象曹芳一样，换一个傀儡就行了，如今事情闹大也出乎其意料。人命关天，何况杀的是皇帝。司马昭的叔叔太傅司马孚急急忙忙赶到现场，趴在曹髦的死尸上大哭：”陛下被杀，是我的责任啊！”司马昭立刻召集群臣商议。陈泰说：”只有将贾充斩首，才能平息民愤。”司马昭沉吟良久：”再想想别的办法。”陈泰回答：”只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司马昭再不说话。

    司马昭首先以太后的命令，将高贵乡公曹髦废为平民，然后以平民的礼节下葬。后来由于司马孚的请求，实际上以王礼下葬。然后，司马昭先将王经灭族，再以大逆不道为由，将成济兄弟灭族。六月，司马昭派司马炎迎燕王曹宇的儿子曹奂为魏国的最后一位皇帝，这一场政变如此平息。

    和前几次宫廷政变不同，这次上乱下不乱，并没有导致四方的震动。两年后的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司马昭召集群臣商量进兵灭蜀的事宜。没想到，大家都持反对意见，连征西将军邓艾都反对他这个计划，只有司隶校尉钟会赞同。司马昭明告大家：”自从平定寿春的叛乱以来，休养生息已经六年，为的就是平定两边的叛逆。吴国广大而气候潮湿，不如先征服巴山蜀水。三年后，再顺江东下，水陆并进征讨江南。如今估计蜀汉兵力九万，守备成都和其他地方的不下四万，其他的不过五万。如果能在沓中先纠缠住姜维，令他难以分兵向东，然后大军直指骆谷，趁其空虚而直取汉中，就刘禅那两下子，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哪有不亡国的道理！”于是，他将自己的主簿师篡派去当邓艾的司马。同时，他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一带。灭蜀之役开始进入最后的倒计时阶段。

    司马昭大举攻蜀的消息，当然传到了东吴。当时就有人等着看笑话：”司马氏当政以来，四方的叛乱接二连三。如今又要自不量力地远征，不败就不错了，哪里还能赢！”襄阳人张悌(东吴的最后一位丞相)对此却忧心忡忡：“不然。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敝，竞于外利，不修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无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忧也。”

    注1东汉末年，鉴于沉重的人头税制度，隐瞒户口成风。因此史料中记载的人口增减并不仅仅是实际增减，有时是整理出”黑户”的结果，即仅仅统计上的增减。曹操在攻克邺城后改人头税制为户调制，清查”黑户”也是目的之一。

    注2关于这一点，由于阎宇在史料中的资料太少而难以深入分析，但《三国演义》将其归结于黄皓的专权，阎宇的奉承不可信，至少是太片面。蜀汉朝野此时对姜维北伐的态度已经是口诛笔伐。除张翼的劝谏，谯周的《仇国论》以外，姜维最后一次北伐前，蜀汉的右车骑将军廖化也称其为玩火自焚。在这样的背景下，姜维又打了败仗，其面临的压力是很自然的。《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的一些注引也记载平常和黄皓并不和睦的诸葛瞻董厥同样参与了废姜维夺兵权的动议。此时姜维在蜀汉的处境，不比当年诸葛恪在东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