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百六十四章 清官和贪官之间

    丁云毅听着忽然想到了一段话：

    “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这话虽然偏激了些但却未必便没有道理了。

    在这样的时代里，清官和贪官其实各有各的可恨之处！

    叶原先也不再顾虑什么了：“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就对清官的盲目自信提出了批评。他在上宋仁宗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中，对包拯作为风宪官劾罢两名大臣后接替其职位的做法表示了否定，认为这样做会使‘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包拯辩解他本无此心，欧阳修说：‘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yù自信其不见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yù，人谁信之。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避也。’他还很有针对xìng地对包拯的道德优越感做了抨击：‘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丁云毅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姐夫居然会说起了包拯，他仔细的听着叶原先说了下去：

    “欧阳修的看法代表了相当一批宋代士大夫的态度。他们对包拯的节cāo无疑是赞赏的。但是政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个人修为不可等量齐观。包拯仅仅重视道德上的无可指摘，却忽视了其行为对朝政风气的影响。这样仅凭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思虑不熟，处之乖当’。而我大明的海瑞同样也招致了士大夫的批评，而且比包拯更甚。几乎已经到了不见容于当世的地步。海瑞一生廉洁耿介，平时所学以刚为主，自号刚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命途多舛，道不得行。几次为官开场时轰轰烈烈，却都黯然收场。其中愿意究竟又是什么？”

    他叹息一声说道：“究其原因，当然并不仅仅因为‘天下皆浊我独清’。万历皇帝给他的断语是‘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表面上肯定了海瑞的长处，实际上是一种否定。万历皇帝对海瑞的廉洁cāo守深信不疑，但他认为这位耿介的忠臣只在道德风化方面有榜样作用，在国计民生的事功上并不能有所建树。”

    说到这。他渐渐的加重了自己的语气：“清官要把道德优越丢掉，对人不可苛责太严，施政不能一味地依靠近乎偏执的强硬。这当然不是鼓励贪污，而是不能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局面。()这样的话，就使国家无法正常运转。”

    丁云毅陷入到了沉思之中，一个领袖负责的将是整个集团的运转。而普通民众和社会jīng英对清官的评价出现差异是耐人寻味的。

    士大夫乃至皇）对清官的批评集中在一个“刻”字上。这个“刻”意义很广，既包括用法严苛，也包括对属下和部民苛责，还包括在施政中偏执、强硬。不近人情。

    清官一般都是道德完人，有道德洁癖，对人太过苛责，如果别人不能达到他们的标准，就一概斥为泥猪、癞狗、污秽小人。这种心态导致了他们在施政中用法严苛，而这一点却恰恰是老百姓推崇清官的原因。

    老百姓对清官的期许不外有三：抑制欺压百姓的权豪势要；打击鱼肉乡里的泼皮无赖；惩戒贪赃枉法的贪官污吏。清官对这些人打击越严厉才是“爱民”。

    比如后世《拍案惊奇》里的梁太守看见拐带妇女、弄出人命的泼皮无赖汪锡只被判了充军，于是大怒，“喝交皂隶重责六十板，当下绝气”。

    这种擅杀行为却受到了的肯定，称他极有正气。

    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这种“刻”是很反感的，除了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因素外，考虑到治国施政的现实情况是更主要的原因。“处事惟求得中”，政事不同于个人修为，它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各方利益博弈的棋局；施政要想有所作为，就不能仅凭道德上的居高临下，一味的偏执强硬。司马光《涑水纪闻》载：“包希仁知庐州，即乡里也......有从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亲旧皆屏息。”

    这段大义灭亲的“佳话”总让人产生其他的想法：若从舅有可死之罪，杀之则可；若罪不至死，包拯为了表示自己铁面无私就从严惩处，杀之以博直名，这种“杀妻求将”的行径无疑会使人们对他的崇敬大打折扣。

    包拯如此，海瑞更甚，他的家庭悲剧为其xìng情做了一个绝好的注脚：他的前两个妻子被休，第三个妻子暴死，一个妾自杀身亡，致使他不得不前后九娶。而他的女儿因吃了家仆给的一个饼，就被他逼得绝食而死。可见其xìng情之苛刻。

    除此之外，海瑞还是一个严刑峻法的赞赏者，他对明初朱元璋“剥皮楦草”的残酷惩贪措施怀念不已，并建议恢复“毫发侵渔者加惨刑”的祖制。他的建议不但让官场震恐，连万历皇帝也认为太过了。

    《海忠介公年谱》中载，海瑞被任命为应天巡抚后，“飙发雷厉，郡县官吏凛凛竟饬，贪污者望风解印绶而去。权豪势官，敛迹屏息，至移他省避之”。这种让贪官污吏、权豪势要望风而逃的杀气自然也是海瑞平rì所作所为产生的效果。

    然而，属下挂冠求去。大户外逃也让海瑞的利民大计无法得以实施，最终黯然收场。

    清官是整个社会大加提倡的道德楷模，在现实中却不见容于官场，这确实让清官们百思不解：贪官污吏对他们的切齿痛恨能够不以为意，名臣士林的批评对他们来说却不啻晴天霹雳。

    爱惜羽毛的他们最看重的就是清议对自己的褒扬，而这种批评却无疑是社会jīng英阶层对他们所谨守的东西表示不以为然。

    难道真的是“天下皆浊我独清，天下皆贪我独廉”使然吗？

    清不可刻。清只是治术的一端。并不足以解决现实中的所有问题。道德洁癖、偏激的个xìng和强硬的手腕是其不见容于当世、不能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的病根。

    “宋朝有两个大人物，一个岳飞，一个秦桧。”叶原先缓缓在那说道：“南宋高宗确有反对和惩治贪污**的嘉言懿行。他说。‘惟于赃罪则不贷，盖以赃罪害及众，不可不治’。‘容情请托，贿赂公行，玩习既久，理宜惩革’，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宋哲宗时名臣邹浩之子邹栩知处州，犯入己赃。宋高宗‘蹙頞久之’，说“‘元祐间有声称，其子乃尔’，“既犯赃法。不当赦，可特免真决，仍永不收叙’。单凭上述记录，似乎也表明宋高宗对惩治贪污**是认真的。然而宋高宗极为猜忌并最终杀害的岳飞，无疑是十分清廉的……叶原先冷笑一声：

    “岳武穆也是我敬重的人。他有一句曾对皇帝面奏的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依凭丰厚的收入，岳飞要铺陈豪侈的生活，决无丝毫困难。但他不仅一钱不私藏，还常以私财补贴军用。后来宋孝宗为岳飞定谥时。议谥的官员说:‘虽上赐累钜万，毫不以为己私’。他们不由感叹说‘呜乎！为将而顾望畏避，保安富贵，养寇以自丰者多矣。公独不然，平居洁廉，不殖货产，虽赐金己俸，散予莫啬，则不知有其家’。岳飞在国难当头的卓尔不群的品行，其实在皇帝看来，恰好是反映了岳飞的野心。宋高宗所宠用的只是如张俊等庸将和贪夫，他们玩物丧志，反而使皇帝较为放心，在他看来，有贪心即无野心。张俊大约是南宋初的首富，喜置田产，故江、浙间两淮岁入租米仅百万石。及死，诸子进黄金九万两。

    而秦桧呢？至少也是南宋初的最大贪墨官僚之一。宋高宗对他的贪污行为并非不知，但宋高宗当时隐忍不发，等到秦桧死后，皇帝下决心在朝廷清除秦党，却又下诏对秦桧、秦熺父子等赃罪并免追究。其他如宋高宗宠用的宦官冯益、陈永锡、康谞、张去为等人的处置，也都是如此，则其惩治贪污**的虚伪，也就不言自明了。在建炎、绍兴之际，贪污**政治的最大保护伞，正是宋高宗本人的皇权。江州知州汤鹏举因皇太后还宫，进钱三万贯，这是在绍兴和议后宋高宗生母韦氏被金人放回，即所谓皇太后回銮盛典的一个小插曲。在民力十分凋敝下的所谓进助”宋高宗居然下诏奖谕说，‘尔治郡可观，裕财有素，归其积馀，有相礼仪。人悉如斯，事安不济！备观诚意，良切叹嘉’。这当然又是奖励臣僚用搜刮得来的大量铜钱，直接向皇帝行贿。”

    “宋高宗不是一个东西！”丁云毅不屑地道。

    “也许宋高宗的确不是东西，好皇帝则不然。果真如此？宋太祖无论如何算是宋朝最好的皇帝，他严厉惩处不少贪官，却又对大贪官王全斌等曲法包庇。”叶原先笑了笑道：

    “国家财政收入有限，历代都不可能为低官提供优厚的官俸。古代有关养廉的议论和措施，不可胜计。宋朝名相王安石就是一个力主高俸养廉者。他承认当时的清官‘千百而无十一’，还不足百分之一。但他实行变法后，如前引李新之说，还是‘廉吏十一，贪吏十九’。正如元朝的女真人乌古孙泽常说的一句话‘士非俭无以养廉，非廉无以养德’。他身一布袍数年，妻子朴素无华。养廉的关键还是在于一个‘俭’字。自奉不俭，薪俸再厚，到头来还不是贪得无厌那。”

    他重重的发出一声叹息：“清官不仅须忍受生活上的清苦，而且在官场大都是郁郁不得志。等级授职制的官场筛选规律，往往是黄金下沉，而粪土上浮。得上司青睐，能排挤同列而上浮者是粪土，而被上司厌恶，受同列排挤而下沉者是黄金。有句话叫‘结党营私’，确大有内涵。盖在官场中，yù营私就必须结党，不结党则不足以营私。受众多贪官排挤者正是清官。在官场中，施展各种歪门邪道而得利、而蹿升者，则是贪官。宋朝陈宓所说‘大臣所用，非亲即故，执政择易制之人，台谏用慎默之士，都司枢掾，无非亲昵，贪吏靡不得志，廉士动招怨尤’。这正是官场的常态……他说到这里也完全的放开了：

    “宋朝著名的抗金名将宗泽是元祐六年进士，而jiān相兼大贪官王黼则是崇宁二年进士。宗泽质直好义，是个自奉甚薄的清官，却因拒绝执行宋徽宗的错误政令，屡遭贬黜和处分，屈沉下僚，直到北宋末，还只是当一个磁州知州。然而晚十二年的进士王黼却得到宋徽宗的宠用，宣和元年拜特进、少宰。由通议大夫超八阶，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就在同年，知登州宗泽坐建神霄宫不虔，除名，编管。宗泽抵制宋徽宗耽溺道教，劳民伤财，兴修神霄宫之类宫观，受到极重的处分。宗泽年近七旬，在国难当头时，方得崭露头角，在临终前不到两年，生命大放异彩，却是非常可悲痛的异彩，否则，他肯定在史册上是默默无闻的。两人的荣枯岂不形成很鲜明的对照。”

    丁云毅听到这里，忽然接口提高了自己的声音：

    “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政治相对清明的国家，无不是以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国家进步，如此我们还需要清官？贪官又哪里还能继续存活下去！”(欢迎您来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R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