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八四章定谋

    第二八四章定谋

    离开了圈禁载沣的废理亲王府，在路上我一直在恼火，载洸等人口口声声说载沣是服罪了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我才不惜纡尊降贵到昌平走这么一朝，指望让他这个特殊人物重新出来给我的新总理人选抬一抬轿子，随后再来几个大小动作，戴鸿慈这个总理位子也就算坐稳了。却没料到亲眼见到的载沣却是这么个模样。

    虽然最后他嘴上说服气，但是不管从他的表情还是动作上来看，敷衍甚至是口是心非都是十分明显的，似乎他已经对前途不抱任何希望，之所以在程序上和礼仪上放下头颅来配合我的到访，也许是为了少些活罪吧。

    这么个人，还真让人犯难，一个人要是对前途都不在乎对生死都不在乎了，哪怕是皇帝都拿他没办法的。看来这个抬轿子的事情，只有找其他路子了。

    想着想着，又不由看了一眼一言不发的戴鸿慈，这个人似乎话很少，可能这也是他这些年一直不显山露水的原因了，现在他正目不斜视的盯着脚前的车厢底板，身子一动不动，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光孺在想些什么？”我启开话题道：“朕本是想放他出来做些个差事，毕竟是朕的兄弟啊。却不料他如今是这么个模样。光孺你觉得朕该是继续关着他呢？还是放出来？”

    戴鸿慈皱着眉抬起头来，回话道：“臣以为还是放出来为宜，不伤皇上仁德。我朝圣祖世祖高祖时，有前例在，臣不敢多言。只是臣以为，载沣不宜再办实差，若再办实差，于己于人都无益处，臣恐有宵小之辈误会了皇上的意思，到时候怕更有人仿效就不好了。”

    他说的该是乾隆时放出了他父亲雍正和爷爷康熙时一直圈禁着的那个二阿哥。他后面说的那个道理我也懂得，这个口子不能轻易开，一旦开了，我这番心思会被人误会为妇人之仁。

    他的操守果然不错，张之洞这么说是有道理的，我已经明显的在载沣面前暗示是他戴某人对载沣有着搭救之恩，照例来说对他而言，载沣复出做的事情越多，手中权柄越重对他就越有好处，现在看起来他似乎并不在乎这一点。所说的，还都是出于公心。

    嗯，罢了吧，载沣还是要放出来的。想了想，还是首先让他对前途回复点信心，这样他才能为我所用，不然一个活僵尸放与不放又有何分别。想了想吩咐停车，对戴鸿慈道：“你回去一趟吧，跟载沣说，朕是要用他的，劝他顾念着点兄弟的情分。还有两个月，万国禁烟大会就在上海开了，朕的意思是让他带你一起去与会。”

    戴鸿慈愣了愣，却没有多说，只是磕头领旨。

    这头事情且先放下，车驾在我的授意下，直接去了以当年西山锐键营军营直接改的总参谋部大本营，有关中德在中东事务上的合作问题，以及与英国方面通气的程度等事宜，我都要听听总参谋部的意思，德方带来的阿拉伯事务及他们现有的资源，总参谋部也看了，他们理当有所考量。

    这项任务徐世昌委的是专门负责处理亚洲范围内非东亚事务的亚洲乙司来负责，司官是一个大校，当年首批留德陆军军官团的成员，回京后一直在前军部聂士成系统下，并没有受到载沣事件的牵连，是以他也是当年那一批陆军精英中官阶最高的人之一了。当年看去最有前途的铁良如今不过在理藩院以大校军职充任东南亚司司官而已。而这位叫做黄启源的人，比铁良还年轻上四岁，论起军功来，他更是与铁良没得比，这恐怕就是在政治斗争中站对了队的好处了。

    到了正门前时，天色已是近黄昏，总参谋部大本营中四处都已经亮起灯来，给这一片建筑群凭空添了许多特别的气氛。这里，就是整个中国最神秘的军事机关了。

    进了会议室，免去了许多礼仪上的事务，直接叫来了相关人员，听取了总参谋部对于中东事物的计划安排，在他们的考虑中，首先要在国内遴选一个合适的特使人选，此人要有伊斯兰教信仰背景，官阶也不能太低，也要带一点军方背景，不能以单纯的文官来充任，而这个人选，他们也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安排：西北回民招抚出身，现在担任驻新疆三一一零九协协统，时年五十五岁的马安良；西北武举出身，现任驻青海三零八镇教化官，时年五十六岁的马福禄；西北回民叛乱招抚出身，前皇家陆军中将董福祥的长子，现任拉萨驻屯军第三零二镇属下一零一标标统，时年三十九岁的董承恩。这三个人，还需要我钦裁之后才能定夺让谁去阿拉伯比较合适。当然从年龄上讲，董承恩比较合适，二马都太老了，奔波上比较吃不消。但从威望和能力阅历及忠诚度上来说，老二马比较能够迅速打开局面。他们都是经历过大风浪的将才，十年前河湟事变的前鉴，他们都还没有忘记。而且从忠诚上来说，两个老将比较靠谱的多。（后来的西北马家军，都是这几系过来的。）

    “那就让马福禄去，他毕竟是武举出身。”我钦定下人选后，稍微想了想还是补充道：“董承恩也可以去，不过他是拉萨驻屯军出来的，英国人也许会在意这一点，先给他调出来过渡一下。”

    有人记下了，随后就谈起与英国的有限沟通问题上来，这方面总参谋部的建议是先最好是自行建立起沟通渠道和操纵在自己手中的人际及利益资源来。随后才能与英国人建立互信和沟通。而在德国方面，则以德国无法明确站在阿拉伯一方反对土耳其以避免刺激土耳其政府为由，让德国人将这一块的事务转交给中国进行。中德之间建立一个通报机制就可以了。在这方面，可能还要向德国施加压力。

    这我是赞同的，只是特别指示，在坦克贸易问题上，总参谋部也要拿出可行的报告来给德国人参考，这是对中德都有利的事情，务必要让德国人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同时下一代坦克的开发工作，总参也要派出专门的人力去列装部队和生产厂家居间指导，这方面可以让德国人适度参与等等。

    话题再次转回到中东问题上来时，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提了出来，就是暹罗运河的工程是否要真的动一动，否则长时间不做任何动作，会让英国人感觉到这是一个骗局，他们没有压力，就不会与中国妥协，是否应当首先派人进行堪址。我同意了，在这方面，花几个小钱没关系，现在花几个小钱，将来暹罗运河总是要建的，那时候就可以省大钱了。

    中东事务的大方向就这么姑且定下来了，总参谋部要忙着给德国人答复，而我也要回宫去听取戴鸿慈的回报，于是会议很快结束，在询问了几句总参谋部吸收海军人才方面的进展后，我就离开了西山，回到紫禁城。虽然总参那边还有一份有关俄国人可能在近期内动员兵力对深入境内的蒙古移民进行大规模清剿的报告，但是在我而言，这条消息已经不值得付出太多的精力了。俄国人想动动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动，也符合我的利益，俄国人和蒙古之间结下的梁子越大，将来他们所承受的回报也就越大。荣庆这个人，近期我就要召见，等马肯森回到北京后再谈一次看一看，到时候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去对付俄国人。

    俄国人似乎始终找不到他们应该正面去面对的方向，这些年来他们一直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向西，似乎他们一直都没有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这样的民族如果周围的邻居都是弱者说不定会让他们很得意的过上几十年好日子，但是如果他们遇上的是一个个强大的邻居，他们这十几年来承受的厄运实在是他们应该得到的。

    见到戴鸿慈的时候，他似乎心事重重，我很清楚他的心事，倒不是为了载沣，对于他这个级别的高官来说，这种单个事务的困难绝不会让他有所犯难。让他为难的，是他的角色似乎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变，让一个天生二号人物命的人去做抛头露面的政府首脑，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一个挑战。

    而我，正在慢慢的培养他适应这样的一个角色。

    载沣在他的劝说下，似乎有所触动，听内务府的回报说，他已经开始注意起自己的仪容来，每天生活作息也开始稳定下来。戴鸿慈仍然向我建议不要让载沣担任实职，我也听了，只是点头而已。载沣的用处可不仅仅是给他抬轿子，还有一个原来载沣系的人才们的启用问题，这些人或多或少的受到了牵连，要启用他们，就必须先把他们头上的帽子给摘掉。他们数年来受的怨气，总要有一个上层建筑层面的大变化才能消化掉。而且，在皇家宗室的稳定性方面，我也要用载沣做个例子，给其他人看一看，以免皇室特别是小一辈们为了自保又去干一些勾连大臣的事情。

    当天下旨给载沣赏贝子俸，第二天报纸上又出现皇帝去探视载沣，戴鸿慈同行的消息，过了几天又下旨给载沣撤去宗人府看守。这连续几条消息，都迅速的让人感觉到一个政治信息：载沣可能要起复了。

    而张之洞在六天后的去世，也让这一阵热度稍稍降低了一点，张之洞生前享受了文臣的极品殊荣，死后也被赐谥文襄，归葬故里。

    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对这位终生没有外访过的中国第二任内阁总理大臣的故去表示了哀悼，从新闻界的报道上来看，德国的致哀规格最高，他们派出了以马肯森将军为首的致哀代表团抵达北京，中华帝国内阁总理副大臣戴鸿慈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位于北京城南部的内阁办公区域，全部挂上了白幡致哀，他们在用这种令人感伤的方式来告别他们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工业革命驱动者——《泰晤士报》简短的张之洞逝世新闻的末尾，这样写道。

    虽然英国的报纸还对德国越来越与中国接近表示了担忧和警惕，但是也有相当多的言论对帝国日益失去远东这样一个重要且日益重要的盟友的忧虑。但这都不是什么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兜兜转转之后，英国人民又一次用他们的选票选举出了新的首相——来自自由党的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保守党的国际政策越发的让英国失却了往日的雄风，不仅仅在亚洲，在南美，他们也在渐次的失去了原有的利益，美洲的主人美国人正在逐渐将英国的利益从南美洲驱逐出去。而德国在智利获得了海军基地，也让大英帝国更加的感受到威胁的存在。而即使是在最牢固的底盘欧洲，英国人也眼睁睁的看着德国在这两年玩了一手前些年英国玩过的手段，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失去的，又重新抓回到了手里。

    这都让骄傲的大英帝国感受到耻辱。

    随着更富有攻击性的自由党内阁的上台，鹰派人物的代表阿斯奎斯首相一定会在近期内做出一系列改变目前这种态势的动作来。所以，在阿拉伯问题上对英国示好，已经是必须要进行的了。

    这一切都由外交部和总参谋部在联合进行。对于英国这样的长期性的老大，有时候需要硬一点，有时候又需要软一点，哄哄他，这样的灵活的政策有助于更大的国家利益的获得。

    世界上大多数的成熟国家也正是这么做的，眼下看来，最成熟的，要算是美国人了。美国没有发一兵一卒，利用欧洲的两次危机，他们建立起了超然的地位，同时他们又在同时发展着与欧亚大陆上几个重要国家的密切关系，在长途的海上访问旅行之后，他们的舰队将于十几天后抵达上海，最近皇家海军正在忙着迎接他们的到来，海军王大臣醇亲王载洸已经在今天前去了上海，同时在大白舰队抵达之前，驻在名古屋，实际上已经被架空了的德意志帝国普鲁士亲王殿下也将在数天之内到达上海，他的任务所在为何，还不得而知。他虽然是亲王之尊，但是在海军中一直都没有建立起威望和实权，远东的太平洋舰队根本没有他指手画脚的余地，他的精力似乎完全被限制在了名古屋那一亩三分地上。

    随着互动的增加，中国**的立场也将很快明确的传递到英国决策层，在此之后，国家的策略就要完全的转移到英国将最大的敌人锁定在德国身上的机会，大力巩固已有底盘，并徐图在亚洲的进取了。这正是美国如今的策略，但是，美国人绝无我目前的烦恼——陆海军中的鹰派当然希望将整个帝国架上战车，他们需要战争来证明自己，需要通过战争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地位。

    这也是我屡次为了用人大费脑筋的原因。每一个关节口上的用人，也许都将影响到帝国未来十几年的走向，在总理人选问题上，一个纯粹的技术官僚戴鸿慈，似乎比其他有地方军政背景的人选更为适合。

    临睡之前照例关心了一下每日的报告，马肯森将军终于前去了北方，临别前他对于这一支坦克部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表示德国似乎也应该在国内组建一到两个师进行实验。这是一个利好消息，虽然说坦克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武器，而且英国也将拥有坦克部队，但是对于将来的战争而言，英国对于德国已经占有太多的资源优势了，如果德国不能从其他方面得到补偿的话，那么这场战争不会像我希望的那样打得长久一些。

    这当然不是一个可以说得出口的希望。在礼节上，中国对于马肯森将军的尊重可以说是十分足够了，对于他的北上，沿途陆军各部也表达了相当程度的敬意，他在参加完一个高阶的晚宴之后，乘坐火车从太原北上，前往他的第二个目的地，近期的热点俄国东部的西伯利亚地区。

    在那里，有一个乌克兰人正在越来越寒冷的天气下，冷静的观察着在他周围发生的一切变化。这一段时间以来，他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蒙古人正在成为这里的优势民族，这些蒙古人的粗野和彪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唯一的一次与蒙古人的谈话中，他得知了他们的来意，一个看上去地位比较尊贵的蒙古人高傲的骑在马上通过翻译向他询问了几个问题，这是哪里，有没有见过太阳神，愿不愿意获得自由。

    对于托洛茨基这样的一个流放犯人来说，自由当然是他所渴求的，在这个能冻死人的流放地，他已经呆的够久了。他告诉这些蒙古人，他见到过一个浑身赤红的高大的人经过这里，远远的看不清楚长相，并不知道是否就是他们寻找的太阳神。

    蒙古人似乎很满意，他们粗鲁的逮捕了流放官，并用皮鞭抽了几下之后，蒙古人向托洛茨基宣布他自由了。当然，他的新任务是带领这群看上去有七八百人的蒙古人向太阳神消失的方向继续追寻。

    的确，他亲眼看到过那个浑身赤红的高个子向着北方而去了，但是他可不愿意带着这群人继续向北，对于他来说，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在圣彼得堡。

    经过一番无效的劝说下，无奈的托洛茨基在蒙古人严密的监视下向北方引路去了。沿途他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生火的迹象。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当然不会相信有神祇的存在，他也更加不愿意继续这无畏的旅行。但是这个高个子红人到底是什么怪物，强烈的好奇心使得他最初几天的旅行还不至于太过无聊。

    他不知道的是，一个中国方面的官员陈新元正在严密的注意着这支蒙古人的部落。他们已经越发的危险了。尽管在这片无人地区，托洛茨基这群人还是很快的很频繁的见到有不明身份的人在跟踪着他们。

    也许是边防军哥萨克吧，托洛茨基越发的感觉到危险的接近，于是在几天以后，他逃脱了。

    而这支蒙古部落则沿着火的指引继续北进，直到他们遇上哥萨克的伏击。双方的驳火发生在下午夜幕刚刚降临的时候，短促的交火共造成数十人的伤亡，蒙古人察觉到危险的存在而折返回头了。很奇怪的是从这一次交火事件以后，再也没有人发现任何太阳神还在人间的迹象了。

    而身在库伦的哲布尊丹巴活佛身边的人也传出消息，说闭关已久的活佛传出谕命，说太阳神给他赐下谕示，蒙古人应当在太阳神生活过的地方生存下去。太阳神会保佑蒙古人。

    在这场蒙古民族内的大动荡大约半年以后，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个子相当高挑的军人，在一场边境实弹军事演习中不幸被误击身亡。

    这一天，正是钦命诸蒙古事务大臣，蒙古正黄旗出身的荣庆抵达库伦探视病重中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后的第三天。

    而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潜伏回到圣彼得堡的托洛茨基，也见到了他十分尊敬的瑞士人。他有一个想法要迫不及待的向这位老朋友吐露，并争取他财力上的支持。

    这些都是后话，也是旁支末节，整个下半年最重要的事务，当然是定于1910年1月1日，农历新年来临之前的皇次子溥英的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