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零三章 国家信用
目录：乱清| 作者：青玉狮子| 类别：恐怖小说
这几条铁路加在一起,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原时空的唐胥铁路,全长十一公里,耗银十一万两,刚好一公里一万两。
睛线一千四百六十三公里,京汉线一千两百一十四公里,绢线八百四十二公里,石太线二百四十二公里,加在一起,三千七百六十一公里。其中,睛线、绢线的北京至天津段是重叠的,这一段大约一百六十公里,这么算下来,“两纵两横”加在一起,全长三千六百公里。
就是说,把这四条铁路修起来,如果按照唐胥铁路的标准,至少要花三千六百万两银子。
当然,唐胥铁路线路较短,沿途地质状况简单;而“两纵两横”,长的一千几百公里,短的也有两百多公里,沿途地质状况都较唐胥铁路复杂得多,筑路成本相应要高得多。如果要过河造桥,单位成本更会翻着倍地上升。
比如原时空的京汉铁路,全线桥梁一百二十七座,工程总投资——包括官拨和贷款,高达四千三百四十九万两白银,平均一公里三万五千八百两白银。
但关卓凡认为这个数字不足为凭。原时空的京汉铁路,开始的时候,朝廷本来是想“官督商办”的,但其时的清政府信誉已经很差,华商各怀观望,“官督商办”的路子没有走通。官拨资金匮乏,工程时断时续——这是效费比最低的一种施工方式了。
后来总算在比利时人那儿借到钱了,可工程又因此被比国一手把持,京汉铁路成了一条大水鱼,被比利时人予取予求,造价乃直线上升。
加上清末“官办”无处不在的浪费、贪污、低效率,最终有了京汉铁路每公里三万五千八百两白银这么个惊人的造价。
回头看唐胥铁路,这条铁路是开平矿务局所筑,而开平矿务局是商股,股东们盯着。成本反倒合理得多。而且这里面,已经包含了这么个因素:唐胥铁路线路较短,单位成本本应较高。
所以,关卓凡认为。如果由他来主持,京汉线的单位成本,可能高过唐胥铁路,但绝对不会达到三、四倍的程度。
他估计,顶层规划加规模效应,“两纵两横”的总造价,大致在五千万至六千万两白银之间。
这当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还算不上“天文数字”,清末时候,朝廷的年入有七千万到八千万两之数。何况,这笔钱只是“总造价”,并不是要一次过拿出来。
不过,用钱的地方太多,如果全由官拨。即便分成十年,每年朝廷也要为铁路至少支出五百万两之巨,依然是极其沉重的负担。
惯常的做法,除了官拨,无非两条路子,一,“官督商办”。招商募股;二,贷款。
可是,关卓凡在他穿越而来的那个时空长大,对“铁路国有”有根深蒂固的执念,对铁路私有本能地不信任。更何况,在这个时空。“铁路国有”约略等于“铁路关有”,对关卓凡控制铁路,进而控制铁路辐射地区,大有助益。
这个情形,就像关卓凡以上海电报局控制全国电报。进而加强对电报线路行经地区的影响力,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中国铁路,还是得以“国有”为主,“官督商办”只能作为补充,不能作为正办。
而贷款,最大的问题是要有抵押。
比如,关卓凡为左宗棠借洋款充军费,朝廷其实就是拿了各地海关的收入以为抵押。本来不免让渡主权之讥,幸好放款的其实是关卓凡自己,肥水未流外人田,因此还算心安理得。
铁路贷款,不能再拿海关收入重复抵押了。历史上惯常的做法,是用铁路自身的权益作为抵押,即在还贷期内,这条铁路交由放贷方管理。
原时空的京汉铁路,因为是向比利时人借的款,合同规定,借款期限三十年内,一切行车管理权均归比利时公司掌握。
这就是被时人和后人批评的“出卖路权”。
关卓凡倒不认为当时的政府做错了什么,因为除了贷款,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而贷款,当然要抵押,除了“路权”,还有什么能抵押给人家的?
“出让路权”前提是“有路”可让,怎么也好过根本“无路”吧。
当然,这种做法的弊端确实很大。借款期限内直接的经济收益的丧失还在其次,关键是放贷国的势力,自然而然,深入铁路沿线。比利时国家小,离得远,对中国没什么野心,如果换了某个大国,或者沙俄、日本这种狼子邻居,其害不可殚言。
关卓凡可以故技重施,向花旗银行贷款。可是,一来,这种性质的贷款,数量太大,不是单独某间银行可以承受,必须组成银团,花旗的分量自然会被稀释;二来,一定需要政府背书,抵押物肯定还是路权,而关卓凡自己又不可能出面,将来铁路的实际管理权还是会落到美国人手里。
这是不能接受的。管理人员可以聘请美国人,但老板必须是俺自己,鸠占鹊巢的事情,是不可以在俺这里发生的。
那么,除了官督商办和贷款,有没有其他的募集资金的法子呢?
有,就是这几天君臣们议的第二件大事:发行国债。
银行、股票、国债,是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必要金融准备,是集中社会剩余资源聚于工业化的“必杀技”。银行是社会的金融根基,这个不消说;而股票、国债二者,以关卓凡欲行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思路,他认为,国债的重要性,又超过了股票。
关卓凡在奏折中,极力渲染国债之力,说什么发行国债,“军需国用,源源不绝”,“坚船利炮,尽出其中”,“英吉利据而睥睨天下,美利坚乃得迅扫逆氛”,等等。
确实“看上去很美”:利息比银行的低,不需要任何抵押,每一期都能募得资金数以千万两之巨,基本跟天上掉馅饼差不太多了。
关卓凡说道:“启禀两宫皇太后,说起抵押,这个国债,也可以说是要抵押的,只不过抵押的不是有形之物,而是国家的信用。老百姓相信朝廷,自然就会购买国债;如果对朝廷的信用,心里不是那么有底,国债的发售,就难免举步维艰。”
两宫和军机,不免都在心里嘀咕:咱们有这个“信用”吗?
关卓凡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继续说道:“国债一物,新鲜出炉,国人对之自然要有个熟悉的过程,俗话说得好,‘一口吃不成胖子’,初初发售的时候,一定会有些阻滞,这是极寻常的事情,不劳两宫皇太后厪虑。”
顿了一顿,关卓凡说道:“臣的想头,这个国债,拿出三成,在江浙、广东等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发售;其余七成,在美国出售,叫洋人替咱们出钱修铁路！”
听者都是眼睛一亮,慈禧问道:“洋人肯买吗?”
关卓凡说道:“回圣母皇太后,一定肯的。洋人的国债,都是英国的卖去美国,美国的卖去英国,实属寻常。况且,洋人眼里,咱们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开工厂,筑铁路,办洋务,一切革新,锐意进取,将来不晓得富强到什么地步,能有多少生发?洋人买国债,最讲究这种将来的‘想头’,眼下赚了钱没有,还不是最紧要的。”
这番说辞,极为动听,两宫太后和军机大臣都不由面带笑容。
关卓凡并不是在忽悠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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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时空的唐胥铁路,全长十一公里,耗银十一万两,刚好一公里一万两。
睛线一千四百六十三公里,京汉线一千两百一十四公里,绢线八百四十二公里,石太线二百四十二公里,加在一起,三千七百六十一公里。其中,睛线、绢线的北京至天津段是重叠的,这一段大约一百六十公里,这么算下来,“两纵两横”加在一起,全长三千六百公里。
就是说,把这四条铁路修起来,如果按照唐胥铁路的标准,至少要花三千六百万两银子。
当然,唐胥铁路线路较短,沿途地质状况简单;而“两纵两横”,长的一千几百公里,短的也有两百多公里,沿途地质状况都较唐胥铁路复杂得多,筑路成本相应要高得多。如果要过河造桥,单位成本更会翻着倍地上升。
比如原时空的京汉铁路,全线桥梁一百二十七座,工程总投资——包括官拨和贷款,高达四千三百四十九万两白银,平均一公里三万五千八百两白银。
但关卓凡认为这个数字不足为凭。原时空的京汉铁路,开始的时候,朝廷本来是想“官督商办”的,但其时的清政府信誉已经很差,华商各怀观望,“官督商办”的路子没有走通。官拨资金匮乏,工程时断时续——这是效费比最低的一种施工方式了。
后来总算在比利时人那儿借到钱了,可工程又因此被比国一手把持,京汉铁路成了一条大水鱼,被比利时人予取予求,造价乃直线上升。
加上清末“官办”无处不在的浪费、贪污、低效率,最终有了京汉铁路每公里三万五千八百两白银这么个惊人的造价。
回头看唐胥铁路,这条铁路是开平矿务局所筑,而开平矿务局是商股,股东们盯着。成本反倒合理得多。而且这里面,已经包含了这么个因素:唐胥铁路线路较短,单位成本本应较高。
所以,关卓凡认为。如果由他来主持,京汉线的单位成本,可能高过唐胥铁路,但绝对不会达到三、四倍的程度。
他估计,顶层规划加规模效应,“两纵两横”的总造价,大致在五千万至六千万两白银之间。
这当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还算不上“天文数字”,清末时候,朝廷的年入有七千万到八千万两之数。何况,这笔钱只是“总造价”,并不是要一次过拿出来。
不过,用钱的地方太多,如果全由官拨。即便分成十年,每年朝廷也要为铁路至少支出五百万两之巨,依然是极其沉重的负担。
惯常的做法,除了官拨,无非两条路子,一,“官督商办”。招商募股;二,贷款。
可是,关卓凡在他穿越而来的那个时空长大,对“铁路国有”有根深蒂固的执念,对铁路私有本能地不信任。更何况,在这个时空。“铁路国有”约略等于“铁路关有”,对关卓凡控制铁路,进而控制铁路辐射地区,大有助益。
这个情形,就像关卓凡以上海电报局控制全国电报。进而加强对电报线路行经地区的影响力,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中国铁路,还是得以“国有”为主,“官督商办”只能作为补充,不能作为正办。
而贷款,最大的问题是要有抵押。
比如,关卓凡为左宗棠借洋款充军费,朝廷其实就是拿了各地海关的收入以为抵押。本来不免让渡主权之讥,幸好放款的其实是关卓凡自己,肥水未流外人田,因此还算心安理得。
铁路贷款,不能再拿海关收入重复抵押了。历史上惯常的做法,是用铁路自身的权益作为抵押,即在还贷期内,这条铁路交由放贷方管理。
原时空的京汉铁路,因为是向比利时人借的款,合同规定,借款期限三十年内,一切行车管理权均归比利时公司掌握。
这就是被时人和后人批评的“出卖路权”。
关卓凡倒不认为当时的政府做错了什么,因为除了贷款,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而贷款,当然要抵押,除了“路权”,还有什么能抵押给人家的?
“出让路权”前提是“有路”可让,怎么也好过根本“无路”吧。
当然,这种做法的弊端确实很大。借款期限内直接的经济收益的丧失还在其次,关键是放贷国的势力,自然而然,深入铁路沿线。比利时国家小,离得远,对中国没什么野心,如果换了某个大国,或者沙俄、日本这种狼子邻居,其害不可殚言。
关卓凡可以故技重施,向花旗银行贷款。可是,一来,这种性质的贷款,数量太大,不是单独某间银行可以承受,必须组成银团,花旗的分量自然会被稀释;二来,一定需要政府背书,抵押物肯定还是路权,而关卓凡自己又不可能出面,将来铁路的实际管理权还是会落到美国人手里。
这是不能接受的。管理人员可以聘请美国人,但老板必须是俺自己,鸠占鹊巢的事情,是不可以在俺这里发生的。
那么,除了官督商办和贷款,有没有其他的募集资金的法子呢?
有,就是这几天君臣们议的第二件大事:发行国债。
银行、股票、国债,是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必要金融准备,是集中社会剩余资源聚于工业化的“必杀技”。银行是社会的金融根基,这个不消说;而股票、国债二者,以关卓凡欲行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思路,他认为,国债的重要性,又超过了股票。
关卓凡在奏折中,极力渲染国债之力,说什么发行国债,“军需国用,源源不绝”,“坚船利炮,尽出其中”,“英吉利据而睥睨天下,美利坚乃得迅扫逆氛”,等等。
确实“看上去很美”:利息比银行的低,不需要任何抵押,每一期都能募得资金数以千万两之巨,基本跟天上掉馅饼差不太多了。
关卓凡说道:“启禀两宫皇太后,说起抵押,这个国债,也可以说是要抵押的,只不过抵押的不是有形之物,而是国家的信用。老百姓相信朝廷,自然就会购买国债;如果对朝廷的信用,心里不是那么有底,国债的发售,就难免举步维艰。”
两宫和军机,不免都在心里嘀咕:咱们有这个“信用”吗?
关卓凡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继续说道:“国债一物,新鲜出炉,国人对之自然要有个熟悉的过程,俗话说得好,‘一口吃不成胖子’,初初发售的时候,一定会有些阻滞,这是极寻常的事情,不劳两宫皇太后厪虑。”
顿了一顿,关卓凡说道:“臣的想头,这个国债,拿出三成,在江浙、广东等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发售;其余七成,在美国出售,叫洋人替咱们出钱修铁路！”
听者都是眼睛一亮,慈禧问道:“洋人肯买吗?”
关卓凡说道:“回圣母皇太后,一定肯的。洋人的国债,都是英国的卖去美国,美国的卖去英国,实属寻常。况且,洋人眼里,咱们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开工厂,筑铁路,办洋务,一切革新,锐意进取,将来不晓得富强到什么地步,能有多少生发?洋人买国债,最讲究这种将来的‘想头’,眼下赚了钱没有,还不是最紧要的。”
这番说辞,极为动听,两宫太后和军机大臣都不由面带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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