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五章 被误导了
目录：逆流伐清| 作者：样样稀松| 类别：历史军事
“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皆能久长？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今大皇帝英明神武，是为大明之福，藩国之幸也。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构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
朱永兴放下了朝鲜的国书，轻轻吐出一口长气。大明纵有毛病，纵有问题，却依然受到藩国的倾慕和向往。文化上所蒙的污垢可以洗去，出现的问题可以解决，但绝不应该被野蛮和落后所取代。
而且，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具有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进化活力的文化，而不是僵化倒退的文化。
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思想，当然绝不是再倒退到几千年前，在孔孟的水平上重新来过。而是要进行继承与发扬，把原先被满清统治打断的传统再接续回来！
如果一味采取原教旨主义，复古主义，一味认为儒家典籍，或者其他中国文化典籍是越古越好，越古越正宗。如果是这样，这种所谓复兴传统文化，其实质与满清统治下兴起的所谓“汉学”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恰恰是戕害毁灭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因为，在满清禁锢思想的黑暗统治下，使得真诚信奉与研究宋明理学本身就成为了禁区，成为有生命危险的事情，钻入故纸堆得到的所谓汉学则相对来说更安全。
倭国便是在满清时开始瞧不起中国的吧？朱永兴不是很确定，但现在该考虑的不是倭国日后的问题，而是中国将来的发展。
明年便是昭武元年，开恩科的事情已经决定。设文武两大科，武的就不用说了，将考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文科之内除进士科外，又设立了绝学科（包括法律、历算、乐律、测望、水利、农耕、建筑、器物制造），且进士科不考八股，而以时论取才。
在朱永兴看来，这种人才选择制度并不完善，只是暂时的。涉及到人才论典，涉及到上千年的传统习惯，也只能逐渐改变。如果一下子便废除科举，那可是天塌地陷的大事，明清战争由此逆转也不一定。
“陛下，这是户部最新的统计资料。”查如龙将文件呈上来，又补充道：“易尚书认为依据目前的财政状况，最早也要到明年才能实施。”
“朕知道这应该不是短期内能够实施的政策。”朱永兴虽然早有预料，但还是轻轻叹了口气。
战争，消耗了太多的资源，更大幅度的惠民政策只好拖到战争结束之后。或许战争结束也不行，北地凋弊，要恢复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办到的。
“免除人头税暂不可行，那摊丁入亩呢？”朱永兴一边翻阅着文件，一边随口询问。
“户部认为也不宜马上实行。”查如龙委婉地说道：“而且，户部认为摊丁入亩操作起来很有困难。”
“困难？当然有困难。”朱永兴微微皱了皱眉，说道：“是担心那些大户士绅的反对吗？”
“回陛下，也不全是。”查如龙想了想，说道：“微臣等也细致研究过，觉得与其形成问题，倒不如北伐胜利后，一举取消人头税更好。”
“朕要看看你们研究的资料。”朱永兴有些疑惑，摊丁入亩难道真的有什么重大问题。
满清的“摊丁入亩”政策被称为“良法美政，归于大同而无业贫民永沐”，被归结为清统治者爱民如子的“德性”，是“至仁之政”、“惠于贫民”的恩恤旷典。被清朝统治者标榜自己的恩政载入史册，故各种文献，如清三通、清会典等都不惜笔墨，大肆加以渲染。
其实呢，摊丁入亩并不是满清的什么独创，它是由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转变而来。就是将一部分户丁银摊入地亩征收，减轻户丁征派，加重土地负担，也就是把户丁银转入土地摊派，由地主承担。
但“摊丁入亩”却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弊端，即无法均匀地分摊赋税，从而无法有效保证赋税的顺利征收，更无法达到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的需要，因而遭到上至豪强富户，下至贫民百姓的反抗。这使得“摊丁入亩”政策实施的进程变得缓慢而困难重重。
而且，“摊丁入亩”政策并不能维持固定的征税数额从而抑制人民逃避税收。清朝前期实行“永不加赋”的措施时，曾希望通过将丁口数额固定下来的方法来保证丁银征收，避免人丁流失，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但是由于“永不加赋”的措施表面上固定人丁数额，实质上却无法使人丁附着于土地之上。
“永不加赋”并非“毋增毋减，定为常额”，而实质上使人丁数字增多。由于“摊丁入亩”政策的丁银数字是建立在“永不加赋”的定额基础上，因而“摊丁入亩”政策施行之时，人民就负担了更为沉重的赋税。
换句话说，在满清统治时，大部分省份的丁银都出现增额，并非保持定额数字。换句话说，自“永不加赋”至“摊丁入亩”，满清统治者一直打着“定为常额，毋增毋减”、“天恩浩荡，亘古未有”的旗号，要求各省人民顺从地承担封建义务。所谓“有道明君”，其实不过是更懂得如何缓和阶级矛盾，保证人民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已。
实施“摊丁入亩”政策后，政府加在土地上的丁银实际上还是由贫苦的佃农雇工承担。丁银并入地赋一起征收，土地成为征收赋税的凭据，表面上无地少地的贫民因此摆脱了丁银的征收，实际上，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租用地主土地或出卖劳动力，沦为地主的佃农、雇工。清代租佃经济在清初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也表明，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仆雇工。
从商品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到边远的贵州地区，从江南到江北，雇佣长短工进行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常见现象。这样，佃农雇工就成为大部分土地的真正劳作者。他们或通过交纳地租，或通过领取工值的方式谋生。但显然地主在产品分配中占据绝大部分，佃农雇工仍然徘徊在贫困线上。因此，这些赋税钱粮的真正负担者仍然是佃农雇工。
在满清的统计资料中，雍正实施“摊丁入亩”，百姓迫于重赋而背井离乡，到了乾隆年间便有大批流民涌向东北或东南沿海，他们的目的地越来越趋向原本自然环境较差的地区，如宁古塔原为清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
这表明，统治者希望通过“摊丁入亩”政策减轻赋役负担、安辑人民来固定税收的方法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他们无法控制赋税征收从而稳定社会。由此可见，“摊丁入亩”政策并未减轻人民负担，相反，它促使大批农民逃往外地，流民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
钱穆所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满清吹嘘的仁政“摊丁入亩”可谓是一针见血的评价：
“清代有所谓地丁摊粮的办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当时全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口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
“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得是仁政。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过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
“满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田租里，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非此而不能。这哪好算得是仁政？”
“何况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而且就基本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直到现在，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象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算是好制度。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的。”
朱永兴掩卷沉思，固然研究资料没有那么详细，没有那么准确，但他还是看出了问题的大致所在。看来，他也被包衣们的歌功颂德与扯虎皮当大旗所迷惑了，提出所谓的仁政“摊丁入亩”实在是有些草率了。
就象过高估计了八旗的战斗力一样，自己还是免不了被满清所篡改的历史所蒙蔽或误导啊！
朱永兴苦笑起来，他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赋役制度的形式可以改变，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剥削的基础，惠政也惠不到佃户头上。谁有土地，谁占主动，谁才有决定权。除非国家用强令规定田租地租的数额，并用暴力机器保证政策的实施。但在目前，却是不宜干预的。
而且，中国古代一直有丁税，但一般一户人家的土地是一定的。人口增长代表丁税增加，负担加大。这从客观上限制了人口增长，与朱永兴所希望的人口大量繁衍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要想使人口大量增长，便要使其不再受土地资源的限制，或者使土地资源大量增加。取消人头税，削弱人身控制，并且加快人口流动，这是一个办法；而对外开疆拓土，也就是侵略掠夺，则是另一个办法。
警钟再次给朱永兴敲响，让他知道，即便是穿越者，也不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确，也有犯错误的时候。
而且，任何改革措施，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福利均沾，必然经过一个长期的摸索和磨合期，以让改革措施更加适用于社会经济的需要。他提出摊丁入亩，出发点是好的，确实是要解决农民的赋税问题，让农民减轻负担，同时让国家财政增收。但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如果不能完全解决土地问题，社会发展的阶段就摆在那里，便无法实现更高层次的突破。
抛开满清的“仁政”——“摊丁入亩”，朱永兴又认真考虑起“官绅一体纳粮当差”的政策。
古代王朝为什么会灭亡，为什么逃不脱三百年轮回的厄运，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土地兼并的结果，就是劫贫济富的结果。
比如明朝，掌握大量土地的人不需要缴税，赋税却转嫁到了无地少地的人身上，王朝初期问题还不突出，到了中期矛盾便开始尖锐。因为王朝初期特权阶层还是少数，不需要缴税的土地也不占多数。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就开始加剧，特权阶层越来越多，比如有功名的人，致仕的官员，皇亲国戚，皇帝赏赐给某人的土地，地主士伸富豪等等。就这样再熬一段时间，问题大爆爆发，王朝被推翻，接着就是新一轮的轮回。
朱永兴要想结束这个轮回魔咒，就必须解决土地兼并，但又不能违背中国千百年来的土地政策传统，那么只剩下统一纳税和向外扩张这两种办法双管齐下了。
土地仍可以自由买卖，但是官绅国戚宗室等以往的特权阶层必须一体纳税，且朝廷将不再以土地作为赏赐，有功者和宗室将按爵位等级用粮帛金钱予以发放。然后再以国家暴力机器作后盾，制定出严格的地租赋税，使佃农能够免受太过严苛的剥削。
只要老百姓有饭吃，在没有强力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国家的长治久安还是比较有保证的。
“让户部统计官绅的土地，朕要知道现在有多少人不纳税。”朱永兴知道数字不会太大，战乱、杀戮、逃亡，明朝中期那种特权阶层到处都是的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正因为如此，这或许是一个实施政策的机会。1152
朱永兴放下了朝鲜的国书，轻轻吐出一口长气。大明纵有毛病，纵有问题，却依然受到藩国的倾慕和向往。文化上所蒙的污垢可以洗去，出现的问题可以解决，但绝不应该被野蛮和落后所取代。
而且，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具有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进化活力的文化，而不是僵化倒退的文化。
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思想，当然绝不是再倒退到几千年前，在孔孟的水平上重新来过。而是要进行继承与发扬，把原先被满清统治打断的传统再接续回来！
如果一味采取原教旨主义，复古主义，一味认为儒家典籍，或者其他中国文化典籍是越古越好，越古越正宗。如果是这样，这种所谓复兴传统文化，其实质与满清统治下兴起的所谓“汉学”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恰恰是戕害毁灭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因为，在满清禁锢思想的黑暗统治下，使得真诚信奉与研究宋明理学本身就成为了禁区，成为有生命危险的事情，钻入故纸堆得到的所谓汉学则相对来说更安全。
倭国便是在满清时开始瞧不起中国的吧？朱永兴不是很确定，但现在该考虑的不是倭国日后的问题，而是中国将来的发展。
明年便是昭武元年，开恩科的事情已经决定。设文武两大科，武的就不用说了，将考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文科之内除进士科外，又设立了绝学科（包括法律、历算、乐律、测望、水利、农耕、建筑、器物制造），且进士科不考八股，而以时论取才。
在朱永兴看来，这种人才选择制度并不完善，只是暂时的。涉及到人才论典，涉及到上千年的传统习惯，也只能逐渐改变。如果一下子便废除科举，那可是天塌地陷的大事，明清战争由此逆转也不一定。
“陛下，这是户部最新的统计资料。”查如龙将文件呈上来，又补充道：“易尚书认为依据目前的财政状况，最早也要到明年才能实施。”
“朕知道这应该不是短期内能够实施的政策。”朱永兴虽然早有预料，但还是轻轻叹了口气。
战争，消耗了太多的资源，更大幅度的惠民政策只好拖到战争结束之后。或许战争结束也不行，北地凋弊，要恢复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办到的。
“免除人头税暂不可行，那摊丁入亩呢？”朱永兴一边翻阅着文件，一边随口询问。
“户部认为也不宜马上实行。”查如龙委婉地说道：“而且，户部认为摊丁入亩操作起来很有困难。”
“困难？当然有困难。”朱永兴微微皱了皱眉，说道：“是担心那些大户士绅的反对吗？”
“回陛下，也不全是。”查如龙想了想，说道：“微臣等也细致研究过，觉得与其形成问题，倒不如北伐胜利后，一举取消人头税更好。”
“朕要看看你们研究的资料。”朱永兴有些疑惑，摊丁入亩难道真的有什么重大问题。
满清的“摊丁入亩”政策被称为“良法美政，归于大同而无业贫民永沐”，被归结为清统治者爱民如子的“德性”，是“至仁之政”、“惠于贫民”的恩恤旷典。被清朝统治者标榜自己的恩政载入史册，故各种文献，如清三通、清会典等都不惜笔墨，大肆加以渲染。
其实呢，摊丁入亩并不是满清的什么独创，它是由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转变而来。就是将一部分户丁银摊入地亩征收，减轻户丁征派，加重土地负担，也就是把户丁银转入土地摊派，由地主承担。
但“摊丁入亩”却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弊端，即无法均匀地分摊赋税，从而无法有效保证赋税的顺利征收，更无法达到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的需要，因而遭到上至豪强富户，下至贫民百姓的反抗。这使得“摊丁入亩”政策实施的进程变得缓慢而困难重重。
而且，“摊丁入亩”政策并不能维持固定的征税数额从而抑制人民逃避税收。清朝前期实行“永不加赋”的措施时，曾希望通过将丁口数额固定下来的方法来保证丁银征收，避免人丁流失，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但是由于“永不加赋”的措施表面上固定人丁数额，实质上却无法使人丁附着于土地之上。
“永不加赋”并非“毋增毋减，定为常额”，而实质上使人丁数字增多。由于“摊丁入亩”政策的丁银数字是建立在“永不加赋”的定额基础上，因而“摊丁入亩”政策施行之时，人民就负担了更为沉重的赋税。
换句话说，在满清统治时，大部分省份的丁银都出现增额，并非保持定额数字。换句话说，自“永不加赋”至“摊丁入亩”，满清统治者一直打着“定为常额，毋增毋减”、“天恩浩荡，亘古未有”的旗号，要求各省人民顺从地承担封建义务。所谓“有道明君”，其实不过是更懂得如何缓和阶级矛盾，保证人民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已。
实施“摊丁入亩”政策后，政府加在土地上的丁银实际上还是由贫苦的佃农雇工承担。丁银并入地赋一起征收，土地成为征收赋税的凭据，表面上无地少地的贫民因此摆脱了丁银的征收，实际上，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租用地主土地或出卖劳动力，沦为地主的佃农、雇工。清代租佃经济在清初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也表明，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仆雇工。
从商品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到边远的贵州地区，从江南到江北，雇佣长短工进行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常见现象。这样，佃农雇工就成为大部分土地的真正劳作者。他们或通过交纳地租，或通过领取工值的方式谋生。但显然地主在产品分配中占据绝大部分，佃农雇工仍然徘徊在贫困线上。因此，这些赋税钱粮的真正负担者仍然是佃农雇工。
在满清的统计资料中，雍正实施“摊丁入亩”，百姓迫于重赋而背井离乡，到了乾隆年间便有大批流民涌向东北或东南沿海，他们的目的地越来越趋向原本自然环境较差的地区，如宁古塔原为清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
这表明，统治者希望通过“摊丁入亩”政策减轻赋役负担、安辑人民来固定税收的方法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他们无法控制赋税征收从而稳定社会。由此可见，“摊丁入亩”政策并未减轻人民负担，相反，它促使大批农民逃往外地，流民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
钱穆所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满清吹嘘的仁政“摊丁入亩”可谓是一针见血的评价：
“清代有所谓地丁摊粮的办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当时全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口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
“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得是仁政。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过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
“满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田租里，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非此而不能。这哪好算得是仁政？”
“何况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而且就基本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直到现在，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象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算是好制度。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的。”
朱永兴掩卷沉思，固然研究资料没有那么详细，没有那么准确，但他还是看出了问题的大致所在。看来，他也被包衣们的歌功颂德与扯虎皮当大旗所迷惑了，提出所谓的仁政“摊丁入亩”实在是有些草率了。
就象过高估计了八旗的战斗力一样，自己还是免不了被满清所篡改的历史所蒙蔽或误导啊！
朱永兴苦笑起来，他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赋役制度的形式可以改变，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剥削的基础，惠政也惠不到佃户头上。谁有土地，谁占主动，谁才有决定权。除非国家用强令规定田租地租的数额，并用暴力机器保证政策的实施。但在目前，却是不宜干预的。
而且，中国古代一直有丁税，但一般一户人家的土地是一定的。人口增长代表丁税增加，负担加大。这从客观上限制了人口增长，与朱永兴所希望的人口大量繁衍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要想使人口大量增长，便要使其不再受土地资源的限制，或者使土地资源大量增加。取消人头税，削弱人身控制，并且加快人口流动，这是一个办法；而对外开疆拓土，也就是侵略掠夺，则是另一个办法。
警钟再次给朱永兴敲响，让他知道，即便是穿越者，也不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确，也有犯错误的时候。
而且，任何改革措施，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福利均沾，必然经过一个长期的摸索和磨合期，以让改革措施更加适用于社会经济的需要。他提出摊丁入亩，出发点是好的，确实是要解决农民的赋税问题，让农民减轻负担，同时让国家财政增收。但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如果不能完全解决土地问题，社会发展的阶段就摆在那里，便无法实现更高层次的突破。
抛开满清的“仁政”——“摊丁入亩”，朱永兴又认真考虑起“官绅一体纳粮当差”的政策。
古代王朝为什么会灭亡，为什么逃不脱三百年轮回的厄运，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土地兼并的结果，就是劫贫济富的结果。
比如明朝，掌握大量土地的人不需要缴税，赋税却转嫁到了无地少地的人身上，王朝初期问题还不突出，到了中期矛盾便开始尖锐。因为王朝初期特权阶层还是少数，不需要缴税的土地也不占多数。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就开始加剧，特权阶层越来越多，比如有功名的人，致仕的官员，皇亲国戚，皇帝赏赐给某人的土地，地主士伸富豪等等。就这样再熬一段时间，问题大爆爆发，王朝被推翻，接着就是新一轮的轮回。
朱永兴要想结束这个轮回魔咒，就必须解决土地兼并，但又不能违背中国千百年来的土地政策传统，那么只剩下统一纳税和向外扩张这两种办法双管齐下了。
土地仍可以自由买卖，但是官绅国戚宗室等以往的特权阶层必须一体纳税，且朝廷将不再以土地作为赏赐，有功者和宗室将按爵位等级用粮帛金钱予以发放。然后再以国家暴力机器作后盾，制定出严格的地租赋税，使佃农能够免受太过严苛的剥削。
只要老百姓有饭吃，在没有强力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国家的长治久安还是比较有保证的。
“让户部统计官绅的土地，朕要知道现在有多少人不纳税。”朱永兴知道数字不会太大，战乱、杀戮、逃亡，明朝中期那种特权阶层到处都是的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正因为如此，这或许是一个实施政策的机会。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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