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五经注我

    王必从许都启程，按照路程的远近，先往河内，再赴河东，所以他宣诏后不久，跟是勋酒还没喝完呢，曹仁的使者也前后脚到了——从使者掐着点儿来，是勋可以想见，曹子孝是真想赶紧拿到自己手中的兵马，好展开对并州的全面攻击。

    虽说兵权被夺，是勋却并不怨恨曹仁——还不如当日听说曹仁率军奔官渡去了来得郁闷哪——身为武将，听说自己的权限可以扩大，兵马可以增多，毫无士人风度地急着办交接，本是人之常情。他跟曹家班的武将除了太史慈、典韦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也就点头之交，几个姓曹的相对更融洽一些，不过经过这件事，即便曹仁不因此心生愧疚，也肯定要承自己的情吧，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未必不能把坏事办成好事。

    所以他并不为难曹仁的使者，只是说今日将晚，明晨交割，派人把使者领下去，安排宿处，好生款待。

    当夜辗转难眠，怎么也想不明白荀彧为啥要趁机落井下石——唉，看起来自己对政治斗争还是门外汉啊。只是他本能地察觉到并且认定，荀文若的用意，并非明面上摆出的理由那么简单。

    翌日起身，先召来曹仁的使者，交割了兵符。他把屯扎在永安境内的兵马全都交给曹仁了，仍驻安邑之卒，算是河东本身的郡兵，则不交与。当然啦，理论上只要曹仁需要，行文来讨。不但河东郡兵，就连是勋自己都必须带着部曲上阵去。但那终究是后话了。

    送走使者以后，是勋又陪着王必在安邑内外巡视、游玩了三日，然后恭送王必返都。等一个人再回到衙署，坐于案后，打开公文来，却半天都瞧不进去。铺开一张纸，提笔蘸墨，连写了三遍“赵达”。然后忍不住恶狠狠地抟作一团，掷在地上——“贼徒，吾必不与汝善罢甘休！”

    他知道赵达迟早是要被曹操当替罪羊提拉出来，明正典刑的，因为那家伙得罪人太多——正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想到这点，心里略微舒服了些。至于跟自己还有点儿交情的卢洪。史书上却并未记载其下场……何不写封信给卢洪，言及往日之情，略述今日之事，再聊聊日后的发展？“校事”组织，自己现在还不敢去碰，既然如此。何不暂且分化那二人，拉卢洪一把的同时，也给赵达再埋点儿钉子？

    想到做到，当即信付卢洪，遣人送出——他知道卢洪不敢隐瞒。这信很可能最终落到曹操手里，所以并不敢写得太过明白。甚至不敢直接抱怨赵达，而只是略述了一番校事可能的危害，勉励卢洪要忠勤办事，“毋傲上，毋凌下，毋纵恶，毋逾法”而已。

    一边写信，他一边也想，赵达究竟为什么要弹劾自己呢？是因为往日的仇怨，还是特意揪出个曹家亲眷来刷名声，从而扩大自己的威望，甚至妄图扩充校事的权柄？对于赵达那种人，是勋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之。不过还好，看起来他的弹劾只是一个契机而已，曹操剥夺了自己的兵权，虽因弹劾而起，却并非认同了弹劾的内容——否则就把弹劾抄送自己看啦。那么，自己除了乖乖听命外，又该如何应对呢？

    话说自己这些年，对曹操是不是太过惟命是从了？他让自己往东自己就往东，让自己往西自己就往西，只要不悖大义，不逆统一进程，几乎从无违拗，顶多也就半真半假地犯几天懒，请几天假而已。其实自己的身份乃是朝官，非幕府之臣也，与曹操分属同僚、上下级，却并非君臣——当然啦，表面上是如此，却并不代表实际也如此——太过听话，会不会反为人所看轻？赵达胆敢弹劾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觉得自己肯定逆来顺受，不会给曹操脸色瞧，所以也牵累不到他？

    这都是先入为主之害啊。曹操是何等货色，他得志后将会如何猖狂，这年月没人比自己更瞧得清楚——也说不定贾文和是例外——所以尽量不触其怒。你说孔文举，如今会想到自己迟早要掉脑袋吗？还有荀文若，如今会料到自己最终的下场吗？在他们眼中，曹操不过霍光也，只要不犯路线斗争的错误，只要不起意谋害曹操，曹操就不会也不敢拿自己怎么样。

    只有是勋明白，曹操一代枭雄，非霍光那种官僚可比也，逆鳞不可触！

    然而如今曹操的逆鳞终究还并没有奓起来，他的骄狂，得在平灭袁绍，一统北中国以后才会逐渐显露。人都是会变的，在变之前即当变之后来看，自己是不是太过小心了？

    王必之流才需要如此小心，因为他除了忠荩外一无所长啊，因为他把自己彻底地依附在了曹操个人而非整个集团身上。自己不同，自己身为姻戚，略有所长，亦为曹操多立功劳，更重要的是，自己所要博的乃是在儒林中的名望，或者在曹氏集团中的名望，而非曹操个人的信重。

    况且，最近收了不少小弟，你必须得让小弟看清楚，你是曹家分公司的老板，而不是曹操手底下一个业务员——哪怕是最受信用的高级业务员——他们才有继续跟随你而不是直接往母公司跳槽的动力啊！

    想到这里，是勋不禁冷笑一声，当即下令：“召韦曹掾来。”

    九月秋收的同时，有榜文张贴河东各县，言郡守将重开官校，暂任奏曹掾韦诞为学宫祭酒，召聚学子，读书讲经。为了吸引士人前去官校学习，榜文中还特意说明，凡入学者，将下发一套朝廷才刚定正的三经（《易经》、《尚书》、《诗经》）当教材，学足一年，即归己有，并且身为郑门嫡传的郡守也会亲往讲学。

    汉代的郡国学校，始创于孝景、孝武时代的循吏文翁，至平帝元始三年，由王莽颁布制度，各郡国统一设立。但是汉末动乱，就连太学都开不成了，更何况各地的学宫呢？也就名士大儒刘表在襄阳复兴过一回而已，余者大多废弃。

    是勋重修学宫，再开官校，就是要向曹操表明：你让我专注民政，好，我就专注民政；但我说过自己搞印刷术是为了教化，如今干脆就把主要精力全都放在教化上给你瞧瞧。赵达那种屁话，我知道你是不信的，我这番举动，就是要全天下人都不信他——这也算是对曹操一种无声的抗议。

    当然啦，抗议归抗议，是勋此举，政治上绝对正确，儒林中可刷声望，曹操又能拿他怎么样了？

    河东郡内，世家大族很多，卫、裴、董、柳以下，家世二千石的就不下十家，子弟们大多在家中读书，虽有不少往赴许都太学，但年轻太轻的，家人还真不放心让他们跑那么老远，那么，去郡治安邑上官校，就是相当不错的选择。更别说低一等甚至两、三等的那些中小家族，家中藏书和师资都不足，子弟们也未必有资格、有门路上太学，如今听闻郡内官校重开，个个喜不自胜，奔走相告。

    秋税收缴上来以后，官校就正式开课了，四方来聚的士人，下起十二岁，上到四十八岁，足有五百余名，这数字把是勋都给吓了一大跳。他事先已经拜访过各大家族，请出几名宿儒充任教授，又命法曹掾、精擅经学的乐祥总管其事——在原本的历史上，杜畿治理河东，即任乐祥为文学祭酒，负责文教之事。不仅如此，是勋还兑现承诺，自己隔一天就往学宫去开讲。

    历代经学，可分为“我注五经”和“五经注我”两派学风。汉儒是“我注五经”，即先有经典，再钻研经典去探求其中的道理；宋儒则是“五经注我”，即先有自己的思想，再歪曲经典来加以诠释。是勋一直是奔着第二条路去走的，只是原本不敢太明目张胆而已，如今他师承也有了，名声也有了，一郡之内，唯他为大，那还有啥放不开的？

    在学宫之中讲课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是勋就越是胆大妄为，甚至不惜彻底地扭曲经义。比方说，孔子曾经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直接骂孔老二主张愚民政策是不对的，应该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广大底层民众根本就没有接触知识的可能，强使知之，反而会出事儿。但是勋在讲这一句的时候，却干脆按照后世为给儒家洗白白而到处流传的不靠谱点逗方法，读成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倘若老百姓遵从你的政策，那便可以不加管束，倘若老百姓不肯遵从你的政策，那便需要先开发民智，教化他们。

    如果说是勋当初私注五经，往里掺了一成的私货的话，那他如今在河东讲学，就足足掺了三成还不止。他要利用儒家经学，阐释自己觉得可以在这时代拿出来的崭新的思想，从而创建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正所谓和尚摸得我……啊不对，朱熹做得我便做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