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386朱元璋得国奇正？

    《明太祖实录》有关文字关于刘福通的结局，以往最常见的一种法是元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的部将吕珍攻围安丰，城破，刘福通被杀陆深的《平胡录》、高岱的《鸿欲录》、郎瑛的《七修类稿》、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查继佐的《罪惟录》乃至清代官修的《明史》等等，而究其根源，则来自明代官修的《明太祖实录由文献记载和前人研究成果可知，《明太祖实录》凡三修，初修于建文元年，再修于朱棣即位之初，三修于永乐九年，至永乐十六年五月最终完成。<前两本俱毁，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为三修本。在三修本中，对刘福通结局的记载如下“至正二十三年二月癸酉，张士诚将吕珍攻刘福通等于安丰，人其城，杀福通等。先是福通等兵势日盛，以安丰来附，至是为珍所杀。。三月辛丑朔，上按指朱元璋率右尽徐达、参政常遇春等击安丰，是时吕珍杀刘福通而据其城。

    但是，明朝对历史的删改十分粗糙，远没有清朝玩四库全书那样近百年的文字狱，早就堵住了质疑者的嘴巴，很多事情也编的相当纯熟。以至于留下了很多尾巴。

    潘梗章撰国史考异》，在引录了《明太祖实录》《国初事迹》《记事录》等书的相关文字之后，着重指出了两点第一，安丰城并未被吕珍攻破。理由是“太祖所以拒刘基之谏而赴安丰之急者，为明王在焉故也。诚令安丰已没于张氏，则太祖必不亲行矣。第二，“安丰”与朱元璋的即位告祭文有矛盾。“然考太祖即位告祭文，历举截定之地，以庐州左君弼、安丰刘福通并称不难看出。潘栓章指出的这两点是致命的。只要其中任何一点能够成立，都意味着刘福通并未被吕珍杀死于安丰。这也就等于，《明太祖实录》关于此事的记载不真实。而从潘桂章的依据看，他所的这两点又很难否定。

    先安丰城未被吕珍攻破。当时朱元璋的对手，西有陈友谅，东有张士诚，二者相比，显然陈友谅的威胁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安丰城还在韩林儿、刘福通的掌握之中，朱元璋才有必要亲自前往，以便解决一般将领无力解决的复杂政治问题。如果安丰城己被吕珍攻占，他就没必要冒着失去根据地的危险，亲自率大军去与吕珍争一日之短长。即使需要打这一仗，也只需派一员将领带兵足矣，根本不需要朱元璋亲自将兵。因为这种仗即使打点了，所得也不大，万一失利，后果却不堪设想。对于这样的利害关系，朱元璋应当能够看到。而朱元璋去了安丰又是事实。这就明安丰城并未被吕珍攻破。这样一来，刘福通死于安丰的可能性便很了。从情理上讲，即便死，也只能死于野战。而以刘福通在红巾军中的地位和身份，他又不大可能亲临战阵。

    再着朱元璋的即位告祭文。该文在许多文献中都可见到，但具体内容略有不同，其中《明太祖实录》所载为“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勘定……庐州左君粥、安丰刘福通……等，惬兵息民于田里。“这里明确将“安丰刘福通”作为被朱元璋徽定的群雄之一，可见朱元璋自己也承认刘福通是亡在他手上的。这就等于明，潘捏章的推论“福通盖非死于珍者也”是正确的。当然，对于朱元璋即位告祭文中提到刘福通之名，还可以做出其它解释。例如王世贞认为“史惟称刘福通而不及韩林儿。至上即位告上帝文，亦止言福通，盖讳之也。”不过这与潘#1章的解释并无矛盾，只是关注的间题有所不同而巳。王世贞关注的是告祭文中本应写作“安丰韩林儿”的地方写成了“安丰刘福通”，所以他“盖讳之也”。潘梗章关注的是告上帝文中提到刘福通之名这一事实，因此他“福通盖非死于珍者也”。因此即使承认告祭文中有隐讳，这也不能成为开脱朱元璋的理由。应该看到，刘福通是龙凤政权的丞相，朱元璋又出身于红军，对于刘福通之死，朱元璋同样需要隐晦，然而事实上在告祭文中却没有隐讳。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可能在于既然韩林儿之名必须隐讳，如果再将刘福通之名隐去，此事便没法记了。于是只好避重就轻，只言刘张士诚围安丰，福通请救，太祖亲赴援之，先常遇春引兵至福通，不提韩林儿。

    除了潘柽章指出的以上两方面，“安丰”还存在另外两个明显疑点。

    其一，吕珍如果能够杀死刘福通，他为什么没有同时杀死韩林儿？在龙凤政权中，韩林儿是皇帝，刘福通是丞相，韩林儿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比刘福通高。当安丰受攻时，韩林儿、刘福通二人皆在城中。摄诸情理，吕珍若能破城杀死刘福通，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韩林儿，即使不将其杀死，至少也会将其带回去请功。然而结果却是韩林儿既未被杀，也未被吕珍所俘，反而被迟列的朱元璋带回了滁州。如果相信“安丰，‘，这种现象实在没法解释。

    其二，《元史》为何不载此事？刘福通在元末是个著名人物。对于这样的人物，明朝洪武年间修的《元史》中理应对其结局有所交待。然而《元史》记韩林儿、刘福通，只记至至正十九年元军攻占沛梁。“刘福通奉其伪主遁，退据安丰’，便没了下文。《元史》这样记，显然不能用作者的疏忽来解，当时参预修《元史》者水平皆不低，不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于是最合理的解释便是要隐讳。然而隐讳什么呢？很明显，只有刘福通之死与朱元璋有关，才有隐讳的必要。倘若刘福通之死与朱元璋毫无关系，朱元璋只是未能来得及救他，据实直书不仅不会对朱元璋的声誉有什么损害，反而更能明他的仁义。有这等好事，明初君臣又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我们而言，既然已经知道《明太祖实录》记载刘福通结局的文字有诸多疑点，那么对荃于此文字的“安丰”，又怎么能够轻易相信它就是实情呢？

    ，刘福通死于瓜州渡的具体原因，依庚申外史》的记载是，’遇风浪掀舟没”，属于意外事故，而在宁王朱权奉敕编撰的《通鉴博论》中，则是被人为地淹死。该书卷下1载“是岁按指至正二十六年，廖水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二者相较，应当《通鉴博论》的法更符合情理，当为真实历史的反映。之所以这样讲，乃是因为，如果韩林儿果系死于意外事故，朱权奉软编撰《通鉴博论》，没有必耍将此事“栽赃”到廖永忠头上，因为这样势必会使朱元璋摆脱不了干系。至于《通鉴博论》在这里只提到韩林儿，并未提刘福通，则可理解为是出于文字省略，因为从《庚申外史》的记载看，刘福通此时是与韩林儿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应当都是被廖永忠沉舟淹死的。

    《明太祖实录》在靖难以及朱棣登基等方面的失实，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至于该书中隐讳朱元璋的过失和恶行，亦包括很多方面，而掩盖朱元璋与龙凤政权的关系，则为其中最突出者之一。该书中不记至正二十三年后韩林儿的情况，对朱元璋及其父祖曾受韩林儿封号亦讳莫如深，便明了这一点。具体到刘福通结局问题上，也可发现明显的隐讳之处。例如，该书记吕珍杀刘福通的文字为“杀福通等”，从书中自从记载了此事之后绝口不提韩林儿来看，这个“等”字应当包括了韩林儿。然而韩林儿又确实未死于安丰。这一点不仅现在是公认的事实，即使在当时，朱元璋对此也不否认，否则《通鉴博论》中就不会记廖永忠沉舟杀死韩林儿之事了。可见，诚如潘柽章所云“史臣于龙凤事委曲避讳，既不著明王之终，故于安丰之役直言刘福通为吕珍所杀，而明王之亡隐然言外矣’。再如，书中记刘福通向朱元璋求援，其文为“先是福通等兵势日盛，以安丰来附。”这显然是鬼话。在红军系列里，韩林儿、刘福通的地位最高，朱元璋乃是他们的属下。作为统帅的韩、刘二人怎么会“来附”作为属下的朱元璋？

    按常理刘福通的真实结局为至正二十三年，刘福通、韩林儿所在的安丰遭到吕珍围攻。朱元璋率军至安丰，击败吕珍，并将韩、刘二人作为俘虏带回滁州。此后三年间，朱元璋利用明王的影响，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到了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看到明王已失去利用价值，遂派廖永忠押送二人赴应，并于瓜步沉舟将二人淹死。事后为掩盖真相，于修《元史》时对韩、刘二人到安丰之后发生的事情全然不提。至朱棣重修<明太祖实录》，更进一步虚构出刘福通被吕珍杀死于安丰的情节。

    为什么恶意抹黑明朝的清廷在这件事情上反而代替朱元璋捂盖子呢，其实穿了也很简单，明教是白莲分支，白莲教是元明清三代的造反专业户，如果把真实历史散布出去，白莲教大受鼓舞，满清麻烦就大了。满清不过是两害相平衡，不得已罢了。

    当然，从后世看来，朱元璋的民族英雄不能抹杀，毕竟在什么时代，坚持白莲教传统的刘福通也不可能成功，但是抹掉朱元璋杀刘福通的事情，塑造高大全的形象大可不必，因为朱元璋本人也不在乎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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