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百八十九节 共和万象千里行

    一本能把党国领袖们气的集体绝食的书该是什么样子的？吴宸轩手里这本就是，铜版纸印刷带三十多页胶板照片插页，封面是仿皮面的包书脊硬底封皮装潢的大气又不失庄重，特别是那一个湘西缠头的农民目光空洞的眼神和他那满是老茧的粗糙手里端着的那个缺两个口的粗瓷大碗，里面是他一天的唯一一顿干饭，小半碗的南瓜红米饭。{我们不写小说，我们只是网络文字搬运工。-<网>血红色的题目《共和万象千里行》，这是一位《字林西报》的女记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从十几位中外旅行者的口述和文字及照片中整理出来的原始资料，里面女记者只是记录着、讲述着，冷静客观的笔调，始终未置一词的评价，也正是因为这样，看惯了南北两家论战的大众才更愿意看这本书。

    或许从其中一些章节，就能明白为什么让乔大总统如此光火，甚至不惜在“租界报案”之后仅仅不到两个月就再次起诉一位无冕之王，全然不顾革命党的最后一点颜面。

    书中第三章土匪保民众是这样记述的：“共和二年，美籍牧师安东伦丁遭江西土匪绑票，获释后，伦丁牧师写下了关于土匪的见闻：

    还在商酒务的时候，有一天，一片浓重的阴郁笼罩了匪首和整个营地。匪首的一个下属违反了命令。在土匪地盘里，有些做法与在行军< 路上有所不同。在路上，任何土匪都可干下几乎任何暴行而不会因此受罚。而在这里，在土匪地盘里，匪首们是很注重自己名声的。正在受审的这个土匪以匪首的名义偷取了一条毯子。当消息传到匪首耳朵里时，他暴跳如雷，命令马上把这个该死的土匪宰了。这个土匪的许多朋友为此都来求见，希望他宽大处理，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奏效。人被枪毙了，一切都已过去，但处决的命令却令人耿耿于怀。好几天里，营地里人气低落消沉。尤其是匪首自己，更是明显的郁郁寡欢，但是显然他把自己当成了当地的治安官，维护当地的秩序显然比起他的弟兄们的性命更重要。

    伦丁牧师本来对土匪的印象还不错，但是：我们刚出土匪区，对他们的印象一下子就变坏了。他们无恶不作，烧杀抢掠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可怕的劫掠景象难以用语言形容。远近四方的村子全部被毁，烟与火是土匪所到之处留下的最明显的痕迹。随着土匪队伍的移动，遭难的地区实际上扩展到了10英里以外，到处是浓烟、烈火、灰烬和废墟。

    伦丁牧师对土匪执法的描述很真切。可以看出，在自己的地盘里，土匪比共和国的治安军队和当地警察还要严厉地打击犯罪。伦丁牧师认为这是一个渐变系列：一端是纯粹的害民贼，另一端是纯粹的保民官，两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组合，保护和加害的组合。那么，决定这种组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许是对利益的最大化追求，长期或者短期都有所考虑。

    无论是保民还是害民，暴力集团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土匪之所以不打扰他的势力范围内农民的耕种，是为了有的可抢。

    抢劫行为存在的前提，是有可抢的东西；绑架人质勒索赎金的前提，是人质有支付赎金的财力。如血酬定律所说，人质的命价，是由当事人支付赎金的意愿和能力决定的。在风险和成本相同的条件下，人质越有钱，抢劫对象越富裕，绑票和抢劫的收益越高。反过来说，抢劫绑票的对象越穷，抢劫的收益越低。低到得不偿失的程度，土匪就没法干了。

    但是官府显然没有这种顾忌，不论是前朝的县衙门还是现在共和国的县政府，他们显然对于“天高三尺”的兴趣都是一致的。（不得不承认东方人的幽默往往表现的更加黑色一些，他们在绝望的环境里通过这种幽默来表达自己的无奈。）

    因为南方的共和国政权对于自己政权的长期性表示非常高的质疑，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团也可以退化为土匪（这里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土匪）。

    比如广西玉林地区的军政长官黄骐（革命党人，还曾经参加过镇南关起义），比起当地的土匪却更加心狠手辣，一种捐税到了玉林就要完成几种。如酒税，到玉林便有了购米税、蒸馏税、入瓮税、卖酒税、喝酒税等等。有一次，玉林诗社以“诗”、“酒”二字举办征联竞赛，有一副获奖对联是这样的：

    “将军囊涩加征酒，政府事忙漏税诗。”

    黄骐知道了这件讽刺他的事情之后，就下达对做诗的人每人征收收入的30%、获了奖的征收20%的税。此令一出激起了民愤，但是显然没有能让南京城的那位伟光正的乔夫大总统阁下有所反应，或许因为他的部下中像是黄骐这样的官吏是非常常见的。”

    书中第五章官匪一家中是这样记述的：为了追求报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反而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爷，与土匪头子往来密切。他和这位女记者谈话的时候提到：

    广汉位居川陕大道，商旅往来，素极频繁。但宣统年以后，时通时阻，共和肇始，几乎经常不通。不但商旅通过，需要绕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头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军队通过，也要派人沿途先办交涉，否则就要挨打被吃。后来匪头们认为道路无人通行，等于自绝财源，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盐收保险费五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贩、丝帮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

    匪头们鉴于普遍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会断了他们以后的饭碗，于是也兴起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代替普遍抢劫。即每乡每保每月与当地大匪头共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丁去打匪。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北区六场和东区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地主运租谷进城，每石缴银五角……如此等等。这

    样一来，有些乡镇农民又部分地开始从事生产，逃亡开始减少，匪徒们坐享收益，没有抢劫的麻烦，多少也有点好处。但是他们的是没有止境的，钱财越多越好，人枪也是越多越好。这种分乡分片自收保险费的办法，总对他们有了限制，他们当然不能满足。所以有些出了保险费的地区，仍有抢劫事件发生。地方首人（当然是袍哥大爷）去报知大匪头，匪头只推说某些兄弟伙不听话，答应清查。有时也把兄弟伙“毛”（引者注：即杀掉）几个做个样子，以表示他们的“信用”。

    虽然女记者并不清楚当地的物价水平，不过仅仅从田租或土地税的角度看，“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土匪制订的税率在5%～10%之间，大有什一而税的儒家之风。这笔钱该如何定性呢？从来源看，这是对抢劫的替代，可以看作赃款。从形态看，如果把暴力集团建立并维护的制度看作“法”的萌芽，赃款便体现为制度收益，或曰“非官方税收”。从功能看，土匪收费之后，承担了维持治安、抗击外匪的责任，有时还杀几个违法的本伙兄弟以示信用，这笔钱又有点公共税收的意思。”

    乔大总统在宋妹子的劝说下好歹吃了点湖州小米稀饭，可是吴大官人这边就多了，一顿在当时还算不上丰盛，但是很有济南风味的宴席在大明湖的历下亭老商会俱乐部的餐厅里开席了。席间吴宸轩还是一手拿书一手筷的恶习，不过和吃饭的时候摊开实验数据翻看的王子衿小姐相应成趣，这夫妻俩还真的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不过吴宸轩这厮手里拿着《共和万象千里行》边看边拍案叫好的形象就太不厚道了，看着给革命党添堵的文字也不算少了，不说铁流那如椽巨笔对于糟蹋四川百姓的革命军阀极尽冷嘲热讽，就是彼岸兄一篇篇的社会调查报告连载在从《齐鲁日报》改版的《中华日报》上，在国人的面前把乔大总统和革命党的脸打得啪啪作响。这样的文字当然不是这位女记者的稚嫩笔触可以媲美的，不过这位江上青记者很有手段的采用了白描的记述手法，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自己的主观评论，通过的是外国人和很多海内闻人的话来讲述，反而在客观性上占了上风。很多南方的读者对于南北论战中的问题或许还有地域性的偏袒，但是江上青的这本书却让他们从心底里就愿意相信这些都是现实，没有一分的粉饰也不带一丝抹黑。

    “江上青听说还是双十妙龄，这手功夫还真让铁流兄、彼岸兄叹服。”吴宸轩扭头给坐在角落里的贺敏寒贺大局长（情调、统调两处都升格为局，从总参中脱离出来，直属吴宸轩的秘书室和侍卫室）“我说，贺局长，这个江上青的来历调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招揽的可能，是个人才，别放，啊！”

    吴宸轩的突然变调让一起聚餐庆祝老大订婚三周年以及即将补办婚礼的众位大佬们都是一惊，不过看着瓷牙咧嘴的揉着大腿的总座却无奈的放下书本给爱妻夹菜，还有一直眼睛就没离开报告的未来主母那只刚收回来拿勺子喝粥的芊芊玉手。大家选择了无视，该吃吃该喝喝，一律暂时性失忆的干活。熊秉三还和徐菊人两个人瞄了一眼总座夫妻俩，会心的一笑走了一杯，让吴宸轩恨得牙痒痒，这对老不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