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百十章:新皇登记
目录:侠踪芳影| 作者:吾辰吾爱| 类别:都市言情
隆庆六年,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
朱翊钧的诞生给裕王府带来欢乐,王府张灯结彩,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然而,这种喜庆的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原来朱翊钧的祖父嘉靖皇帝,对于这个皇孙的出世并不高兴,而是产生一种愤恨的心理。
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直到5岁时,这个皇孙才有了朱翊钧这个名字。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
万历帝是穆宗的独子,隆庆二年,三月十一日,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万历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后来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万历帝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
其母李氏“教子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挚之登辇以出”。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万历帝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隆庆帝病危的消息。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隆庆帝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隆庆帝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
第二天,隆庆帝即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即位之后,在读书方面,明神宗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记叙,神宗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
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则今上早年励精,真可只千古矣”。
明神宗即位时,摆在他面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朝纲,矫除积习”。这个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按照隆庆帝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
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很有涵养,所以很受隆庆帝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轻松地通过一道遗诏,就驱走了孟冲,自己做了掌印太监。但是,就高拱来说,对冯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
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高拱,“性直而傲”,“持论多偏”,说话随便,常常为此得罪人。他与徐阶有矛盾,在徐阶谢政归里以后,高拱即“扼阶不遗余力”,为此又与张居正关系破裂,成为冤家对头。高拱主阁,坚持反对宦官越权,为此触犯了当时内廷的大红人太监冯保。冯保遂与张居正内外串通起来,欲置高拱于死地。
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他不问高拱说此话的背景,是否属实,即于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
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万历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神宗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神宗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
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神宗就在平台,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神宗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明神宗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明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其时,因为神宗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这是万历初年整个社会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最有意义与成绩。清丈田亩,又称“清丈田粮”,目的是为了纠正田制混乱。这是继洪武朝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丈。
万历六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进行试点。中心问题是为了改变有田者不交纳税粮、无田者苦于赔纳的怪现象,使田亩与税粮挂钩。由于明神宗态度明确,张居正指导得力,坚决排除阻力,试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
至万历八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神宗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
至万历十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出重头戏。万历九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这标志着整个张居正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万历十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神宗从此开始亲政。
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基本结束。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朱翊钧的诞生给裕王府带来欢乐,王府张灯结彩,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然而,这种喜庆的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原来朱翊钧的祖父嘉靖皇帝,对于这个皇孙的出世并不高兴,而是产生一种愤恨的心理。
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直到5岁时,这个皇孙才有了朱翊钧这个名字。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
万历帝是穆宗的独子,隆庆二年,三月十一日,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万历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后来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万历帝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
其母李氏“教子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挚之登辇以出”。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万历帝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隆庆帝病危的消息。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隆庆帝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隆庆帝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
第二天,隆庆帝即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即位之后,在读书方面,明神宗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记叙,神宗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
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则今上早年励精,真可只千古矣”。
明神宗即位时,摆在他面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朝纲,矫除积习”。这个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按照隆庆帝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
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很有涵养,所以很受隆庆帝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轻松地通过一道遗诏,就驱走了孟冲,自己做了掌印太监。但是,就高拱来说,对冯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
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高拱,“性直而傲”,“持论多偏”,说话随便,常常为此得罪人。他与徐阶有矛盾,在徐阶谢政归里以后,高拱即“扼阶不遗余力”,为此又与张居正关系破裂,成为冤家对头。高拱主阁,坚持反对宦官越权,为此触犯了当时内廷的大红人太监冯保。冯保遂与张居正内外串通起来,欲置高拱于死地。
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他不问高拱说此话的背景,是否属实,即于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
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万历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神宗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神宗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
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神宗就在平台,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神宗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明神宗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明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其时,因为神宗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这是万历初年整个社会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最有意义与成绩。清丈田亩,又称“清丈田粮”,目的是为了纠正田制混乱。这是继洪武朝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丈。
万历六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进行试点。中心问题是为了改变有田者不交纳税粮、无田者苦于赔纳的怪现象,使田亩与税粮挂钩。由于明神宗态度明确,张居正指导得力,坚决排除阻力,试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
至万历八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神宗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
至万历十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出重头戏。万历九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这标志着整个张居正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万历十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神宗从此开始亲政。
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基本结束。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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