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小说网 混血八旗 南征北战 第七百一十章 抬棺出战

南征北战 第七百一十章 抬棺出战

目录:混血八旗| 作者:巨兔木木| 类别:历史军事

    七年前剿灭发匪的曾大帅,如今已经垂暮了,早没了往日的意气风发,反而是病体沉重。朝廷为了防止他成为第二个果兴阿,趁着他剿捻失利之际,连哄带骗的把他弄来了直隶。曾国藩的心中并不抑郁,他拒绝果兴阿三分天下的时候,便早料到了会有今日,用他一身的荣辱换中国的太平,他不吃亏。但他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他已经六十岁了,他能豁达的看待世事,却没办法躲过疾病。

    保定城里的曾国藩,已经吃不动驴肉火烧了,沉疴新疾一并而至,肝病严重又脾胃亏弱,右目失明,且伴有眩晕之症,进出皆需人扶持,否则一跌便有半身不遂之可能。曾国藩是一代名臣,他并不是畏难退却之人,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别说天津是个大坑,就是刀山火海,曾国藩也会毫不犹豫的跳下去。可是他的病真的很重了,实在经不起这长途的折腾,更没有精力去和洋鬼子勾心斗角。但是朝廷真的没人了,奕欣坐镇中枢走不开,其他人不是分量不够,便是才不堪任。李鸿章在西南,左宗棠在西北,除了曾国藩,朝廷真的是无人可派了。

    两宫太后的上谕里全是“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商量口气,给足了曾大帅的面子,这下子曾国藩不得不赴津“彻底根究,秉公办理”了。和圣旨一块到的还有个物件,那就是曾国藩为自己从江西*的寿棺——建昌花板,这不能不让曾国藩心有戚戚,此去天津凶多吉少。曾国藩没有像果兴阿一样骂一句“真他妈的不吉利”,而是平静的细细的交代了自己的后事。第一、此次赴津,带寿棺同行。第二、若身死,灵柩应回到老家湖南安葬,婉谢奠仪,概不收礼;第三、平生文章、著述,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能刻板刊行于天下。

    曾国藩还留了信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官、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驱,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左宗棠在新疆抬棺出战了,他的老冤家曾国藩也在内地抬棺出战了一把,不过曾国藩的仗要难打的多。

    曾国藩收拾东西需要几天,可是他知道天津等不了,所以他便先致函崇厚,提出委曲求全的处理建议:即使曲在洋人,而外国既毙多命,吾辈亦宜浑含出之,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指出坐实挖眼剖心谣言之虚实,实乃“此案枢纽”。同时曾国藩表明自己仅是会办的角色,愿协助崇厚,与其“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不敢有所诿耳”。另外赴津之前,曾国藩还纷纷致函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希望他们这些平日与洋人交涉甚多的疆吏给自己出出主意,“凡鄙人思患所不到,为卓见所筹及者,尚求见示一二,匡我不逮”。

    思虑良久之后,曾国藩还是痛下决心,给长春的果兴阿也写了一封信。大清近几年大乱渐平,洋务运动也搞得不错,但是实力依旧是很弱,如果和欧陆强国比划起来,肯定还是还是阿瑶吃亏的。但是如今国内一帮不通实务的秀才叫战不休,法国人也动不动就用开战来威胁,这场大祸到底能不能消弭,曾国藩也是吃不准。虽然曾国藩已经做好了退让的准备,但是他还是需要果兴阿的帮手,只有北满州站在了大清的身旁,才足以威慑法国人。果兴阿素来是尊奉朝廷的,而且他也早就放了话,不准许任何国家以武力侵略大清,曾国藩相信果兴阿还是会卖自己这个面子的。

    不及曾国藩筹备停当,两日后朝廷又下一旨,命崇厚为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这意味着会办升格为总办,教案之重任完全压在曾一人肩上。在曾国藩心中,由保定赴天津,路途上虽为一路向东,而仕途上则是一路向西,这根风中之烛,随时都有可能在津门熄灭。曾国藩也明白,如果自己对法国妥协,朝野舆论绝对饶不了他,自己的一世清名怕是要毁于一旦。可是他不能不舍弃自己的清名,大清正处于发展的时机,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开战的,他必须从大局出发,而不是计较个人的得失。

    怀着种种不祥的预感,直隶总督曾国藩一路颠簸由保定到达了天津,还没进城就被数百乡绅、百姓拦了驾。百姓们跪倒轿前呈禀,声称教案的发生是由于崇厚遇事偏袒洋人造成的,要求明断天津教案。曾国藩心情更加灰暗,他这次不仅要得罪读书人,怕是连百姓的民望也要失掉了,只能下轿草草安慰一番,然后便洒泪离去。

    法国方面也在继续施加压力,曾国藩刚进天津城,法国公使罗淑亚和主教樊国樑也到达了天津。直接到三口通商衙门与曾国藩、崇厚见面,罗淑亚口气强硬地提出四项条件:赔修教堂、礼葬领事、惩办官吏、查拿“凶手”。过了三天,罗淑亚又照会曾国藩,威胁曾国藩如不将张光藻、刘杰及天津提督陈国瑞处死抵命,法国水师提督将带兵船到天津,彻底将天津城夷为平地。崇厚还到租界拜会了罗淑亚和法国新任驻津领事德微利亚,要求通融一下,饶过张光藻等人,而罗淑亚一点面子也不给。新任天津知府马绳武,带绅民代表去找罗淑亚求情,罗淑亚也是面沉似水,不予理睬。

    曾国藩只能发布告示,晓谕士民查拿凶犯,修葺教堂。与此同时,在崇厚的几番劝说下,曾氏勉强答应将天津道周家勋撤职,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二员即行革职,请旨饬交刑部治罪,以示惩儆。如此,除了崇厚,天津的领导班子被一撸到底,悉数落马。依照曾国藩的本意,张、刘二人平时公正清廉,算是良吏,如此以替罪羊的方式来向洋人示好,实在有辱斯文。再者若真正逐一问责,当时教案的最高责任者毫无疑问是崇厚,绝非道、府、县三级官员,倘秉公处置,崇厚须负主要责任,地方官吏顶多算协从之罪。然而崇厚头顶有恭亲王这层保护伞,且又肩负赴法之命,曾国藩也奈他不何,唯有哑巴吃黄连,默默生闷气。

    也正因是非对错念头于心中不断交战,奏折刚一发出,曾国藩就后悔了。他对幕僚吐槽道:“崇厚驻天津近十年,调停于民教之间,人颇讥之。事变之后,崇公出示解散,有严禁聚众滋事之语,由是怨声载道”。而自己心头一软,答应处置本地官吏,语太偏徇,同人多不谓然,将来必为清议所讥。不出所料,朝中清流果然全都开始狂喷曾国藩,大恨他不能一味强硬,完全拒绝法人要求。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也落到了曾国藩的头上。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本来老乡们视为与有荣焉的物件,现在也悉数被击毁。最最爱惜羽毛之人,却执行最最容易玷污清誉之事,似再没有比这更大的讽刺了。若非为了国家和大局,曾国藩真是宁可自杀,也绝对不干这脏事。

    曾国藩即便后悔,也没耽误了他做正事,一边后悔一边也没忘了查问实际案情。曾国藩弄了数百名当初闹事的带头人,询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竟无一人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他又逐一讯问了教堂的一百五十余名中国教民,也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曾国藩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也没有一遗失幼孩之家前来报案。所以曾大帅得出了结论,迷拐孩子作药的事“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当即定下“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的处理原则,这个原则于情于理都是妥当的,可惜这跟社会舆论就大相径庭了。

    查明了实情之后,曾国藩找崇厚联名上了个奏折——,其中仔细分析了五条天津士民之所以积疑成愤的原因。教堂终日闭门不开,莫能窥则,其可疑者一;中国之民到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其可疑者二;仁慈堂死尸,有洗尸封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所以病人,虽亲属在内,不得相见,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两三尸者,其可疑者五。“百姓积此五疑,众怒遂不可遏”。所以曾国藩希望朝廷明降谕旨,将此情形布告天下,雪洋人之冤,释众人之惑。然而不知是恭亲王等诸人有意删改,还是崇厚暗中做了手脚,在朝廷对外公开时,这五点可疑之处被完全略掉,于是曾国藩的奏折通篇都在替洋人说话,一时舆论哗然。曾国藩自然是有口难辩,只能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曾国藩洋人其实啥也没干的说法,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一时间,舆论哗然,纷纷指责曾国藩“卖国求荣”,“为洋人献媚”,甚至到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地步。曾经是汉人英雄的曾国藩,一下子成了众矢之地,一辈子攒下的名声,不到十天就赔了个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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