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卷 第八二七章 不能完全依靠朝廷
目录：大明钉子户| 作者：九祯| 类别：历史军事
因为城育种所采用的技术大多都是前世种子公司的育种方式，很多种子都是单一杂合体，如城推广的玉米、水稻、黄豆等种子，这是种子公司保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
这也是王越的一个变相掌握话语权的方式，以稳固城不可取代的地位，农业方面还包括化肥等，在可预见的十年内，化肥这样的农业生产资料，将是城独有。
城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力愈加深入。
江琦发现自王越在江南开徵商业税以来，他的资产正在呈先下后上的趋势，一上一下的巨大波动中。
下的原因是因为商业税的征缴和农业、纺织业因为城技术引入的先期投入，其中下降趋势最明显，影响最大的是盐业，这是江琦的主业。因为城盐业的冲击，传统盐商正在整体萎缩。
上的原因是粮食产量的上升和纺织业的逐步扩张。
整个江南地区的纺织业都在持续扩张中，生产效率增加了，产量增加了，品质增加了，那么就需要更大的市场来吸收这些产能，才能进入良性回圈。
大明纺织行业的代表产品松江棉布的销售地区除了大明，其最大的海外市场是日本，但是从前因为郑芝龙的垄断，和海上秩序的风险以及德川幕府的闭关锁国，其实对日本的销量并不大。
而大明国内因为频发灾害和农民起义，自身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棉布的销量是呈下降趋势的。
但是自城崛起以来，江南地区的纺织品销量开始抬头，随着城的规模越来越大，人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城区域内成为江南纺织品的最大倾销地区。
城、江南地区、山东、辽东、京城、天津、台湾、仁川甚至南洋等地的纺织品需求量不断增加，加上日本开国和欧洲人与上海、香港等地建立了贸易关係，纺织品销量正在不断攀升中。
王越的存在，其实对于江琦这样的大盐商来说，其实是利弊共存的。从目前看，弊大于利，盐业本是暴利行业，因为城的影响江琦及其家族资产都受到了重大影响。
精明的江琦从王越开徵商业税，再搞起了“减租运动”，嗅觉敏锐的他判断，王越这要是对土地下手的前奏。为了避免这个不可预知的风险，江琦忍痛割腕，做出了卖地的决策，将风险转嫁出去。
自王越就任应天巡抚后，江琦就对这位与众不同的地方大员强烈的关注，揣摩朝廷政策和地方官员的秉性，是江琦这样大商贾的必修课。
这位忠贞侯手握重兵，其强势都令朝廷投鼠忌器。
强大的天策军灭满清，剿流寇，抗官军，百战百胜，看上去已经无人能敌。
但是这位大明最大的军阀，却从未有欺压良善，谋人钱财，敲诈勒索富商之举，其富可敌国的财富都是来自经营所得。
以江琦观察，就凭城那难以计数的暴利商品，王越要想敛财，方式和方法真是太多了，根本不需要打别人的主意。
那么王越在江南变着花样折腾他们这些士绅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要推行新政这一种解释了，这个新政到底要进行到什么地步答案就在城。
城已经成为了天下最富庶之地，江琦虽然没有亲身前去过，但是城的一切，他已经做了多方了解，因为城的主人王越就是江南的地方大员，他不得不关注。
重商重工是城最大的特色，这位忠贞侯是保护商人的，这个结论令江琦感觉怪异，因为王越在江南的新政令他损失巨大，但是事实就是事实。
所以他做出了卖地的决定，加大了工商业方面的投入，毕竟纺织业的上升趋势如此明显。
搬倒王越那最好，江琦还能享受到他原来的特权，但是王越是那么好搬倒的吗越是了解城和天策军，江琦越是感觉没有希望。
但是他依然参加了捐款，却不愿参与的太深，以免遭致清算。脚踏两只船，明哲保身，是一个商人的秉性，晋商的下场已经为他上了一课。
江琦只能说是江南士绅中的一个代表，许多士绅在王越开徵商业税的过程中都吃过亏，或是与江琦一样看的通透的人，在默默的捐款，又默默地把自己隐藏起来，像江琦这样走一步看两步的人还是少数。
武敏贵与江琦不同，他有大片的农田和商铺，他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盐业，一大帮兄弟都在盐业上吃饭，城盐业、商业税、“减租运动”对他的冲击最大。
“他奶奶的，江琦这个老东西就会当缩头乌龟，才捐了五十万两。”
武敏贵懊恼地吐槽道，以资产论，江琦的家业可比武敏贵大不少。
“敏贵，你说这朝廷能不能下定决心拿下这天策军”
蒋冲，扬州盐商之一，武敏贵的生意伙伴和连襟，二人的正房夫人同是前扬州知府的女儿。不过武敏贵娶的是前扬州知府的嫡房闺女，蒋冲娶的是庶出女儿罢了。
武敏贵哼了一声道“朝廷诸公恨不得将那王越抽筋扒皮，挫骨扬灰，可是碍于天策军的存在，都投鼠忌器罢了。就连皇上也是如此，否则剿匪也不会放着关宁军不用，放着新军不用。为何如此防备天策军尔”
作为大商贾，关心国家大事朝廷动态也是必修的功课。
“朝廷缺的是什么”武敏贵又道“是银子，有了银子，就能重整军备，剪除天策军这个心腹大患。”
“可是以朝廷诸公的做派，这银子能有多少落到实处”蒋冲皱着眉头道。
大明朝廷那些官员的德行，天下皆闻，发给关宁军的军饷有什么陷阱，并不是什么新闻。
“那就捐给皇上的内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那城的威胁，皇上绝对不会视而不见。”武敏贵恨恨地道“也不能完全依靠朝廷，我们也该做点什么了。”
这也是王越的一个变相掌握话语权的方式，以稳固城不可取代的地位，农业方面还包括化肥等，在可预见的十年内，化肥这样的农业生产资料，将是城独有。
城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力愈加深入。
江琦发现自王越在江南开徵商业税以来，他的资产正在呈先下后上的趋势，一上一下的巨大波动中。
下的原因是因为商业税的征缴和农业、纺织业因为城技术引入的先期投入，其中下降趋势最明显，影响最大的是盐业，这是江琦的主业。因为城盐业的冲击，传统盐商正在整体萎缩。
上的原因是粮食产量的上升和纺织业的逐步扩张。
整个江南地区的纺织业都在持续扩张中，生产效率增加了，产量增加了，品质增加了，那么就需要更大的市场来吸收这些产能，才能进入良性回圈。
大明纺织行业的代表产品松江棉布的销售地区除了大明，其最大的海外市场是日本，但是从前因为郑芝龙的垄断，和海上秩序的风险以及德川幕府的闭关锁国，其实对日本的销量并不大。
而大明国内因为频发灾害和农民起义，自身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棉布的销量是呈下降趋势的。
但是自城崛起以来，江南地区的纺织品销量开始抬头，随着城的规模越来越大，人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城区域内成为江南纺织品的最大倾销地区。
城、江南地区、山东、辽东、京城、天津、台湾、仁川甚至南洋等地的纺织品需求量不断增加，加上日本开国和欧洲人与上海、香港等地建立了贸易关係，纺织品销量正在不断攀升中。
王越的存在，其实对于江琦这样的大盐商来说，其实是利弊共存的。从目前看，弊大于利，盐业本是暴利行业，因为城的影响江琦及其家族资产都受到了重大影响。
精明的江琦从王越开徵商业税，再搞起了“减租运动”，嗅觉敏锐的他判断，王越这要是对土地下手的前奏。为了避免这个不可预知的风险，江琦忍痛割腕，做出了卖地的决策，将风险转嫁出去。
自王越就任应天巡抚后，江琦就对这位与众不同的地方大员强烈的关注，揣摩朝廷政策和地方官员的秉性，是江琦这样大商贾的必修课。
这位忠贞侯手握重兵，其强势都令朝廷投鼠忌器。
强大的天策军灭满清，剿流寇，抗官军，百战百胜，看上去已经无人能敌。
但是这位大明最大的军阀，却从未有欺压良善，谋人钱财，敲诈勒索富商之举，其富可敌国的财富都是来自经营所得。
以江琦观察，就凭城那难以计数的暴利商品，王越要想敛财，方式和方法真是太多了，根本不需要打别人的主意。
那么王越在江南变着花样折腾他们这些士绅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要推行新政这一种解释了，这个新政到底要进行到什么地步答案就在城。
城已经成为了天下最富庶之地，江琦虽然没有亲身前去过，但是城的一切，他已经做了多方了解，因为城的主人王越就是江南的地方大员，他不得不关注。
重商重工是城最大的特色，这位忠贞侯是保护商人的，这个结论令江琦感觉怪异，因为王越在江南的新政令他损失巨大，但是事实就是事实。
所以他做出了卖地的决定，加大了工商业方面的投入，毕竟纺织业的上升趋势如此明显。
搬倒王越那最好，江琦还能享受到他原来的特权，但是王越是那么好搬倒的吗越是了解城和天策军，江琦越是感觉没有希望。
但是他依然参加了捐款，却不愿参与的太深，以免遭致清算。脚踏两只船，明哲保身，是一个商人的秉性，晋商的下场已经为他上了一课。
江琦只能说是江南士绅中的一个代表，许多士绅在王越开徵商业税的过程中都吃过亏，或是与江琦一样看的通透的人，在默默的捐款，又默默地把自己隐藏起来，像江琦这样走一步看两步的人还是少数。
武敏贵与江琦不同，他有大片的农田和商铺，他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盐业，一大帮兄弟都在盐业上吃饭，城盐业、商业税、“减租运动”对他的冲击最大。
“他奶奶的，江琦这个老东西就会当缩头乌龟，才捐了五十万两。”
武敏贵懊恼地吐槽道，以资产论，江琦的家业可比武敏贵大不少。
“敏贵，你说这朝廷能不能下定决心拿下这天策军”
蒋冲，扬州盐商之一，武敏贵的生意伙伴和连襟，二人的正房夫人同是前扬州知府的女儿。不过武敏贵娶的是前扬州知府的嫡房闺女，蒋冲娶的是庶出女儿罢了。
武敏贵哼了一声道“朝廷诸公恨不得将那王越抽筋扒皮，挫骨扬灰，可是碍于天策军的存在，都投鼠忌器罢了。就连皇上也是如此，否则剿匪也不会放着关宁军不用，放着新军不用。为何如此防备天策军尔”
作为大商贾，关心国家大事朝廷动态也是必修的功课。
“朝廷缺的是什么”武敏贵又道“是银子，有了银子，就能重整军备，剪除天策军这个心腹大患。”
“可是以朝廷诸公的做派，这银子能有多少落到实处”蒋冲皱着眉头道。
大明朝廷那些官员的德行，天下皆闻，发给关宁军的军饷有什么陷阱，并不是什么新闻。
“那就捐给皇上的内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那城的威胁，皇上绝对不会视而不见。”武敏贵恨恨地道“也不能完全依靠朝廷，我们也该做点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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