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777章
目录：大明开局就登基| 作者：物语000| 类别：历史军事
第777章
（这一章主要介绍大烟，不喜欢可以跳过）
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屋村遗址中，考古学家便发现了“鸦片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
到公元前3400年，如今伊拉克地盘的两河流域，人们已经大面积地种植这种作物了，而且给它以“快乐植物”的美名。
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鸦片已经成为兽医和妇科药品。
已经发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鸦片”已经属于高级品牌。
延续到公元前300年，古希腊已经把鸦片作为普遍的饮料。
在《圣经》与荷马的《奥德赛》里，鸦片被描述成为“忘忧药”，上帝也使用它。
至少在公元前两世纪的古希腊名医加仑，就记录了鸦片可以治疗的疾病：
“头痛、目眩、耳聋、癫痫、中风、弱视、支气管炎、气喘、咳嗽、咯血、腹痛、黄疸、脾硬化、肾结石、泌尿疾病、发烧、浮肿、麻风病、月经不调、忧郁症、抗毒以及毒虫叮咬等等疾病。”
在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传到了中国。
三国时名医华佗就使用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
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唐代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
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
大约1600年代，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吸烟者。
其广泛程度令中国的统治者恐慌，崇祯皇帝下令禁烟。
因为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始料不及的是，烟草被禁却导致了吸食纯鸦片的泛滥。
直至18世纪中叶的清朝官员黄喻普才首次记录了台湾人吸食鸦片的具体过程。
他断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大明会典》记载了当初亚洲藩属国给明皇室进贡鸦片的事。
据称暹罗、爪哇、孟加拉国王定期向中国派出朝贡使团，贡品中就有鸦片。
不过《大明会典》把它叫做“乌香”。
暹罗每次给皇帝进贡200斤，皇后100斤，其他两个国家进贡的数量史无明文。
但是这个数量并不能满足皇室的需要，皇帝还要派出太监到处寻觅采购鸦片。
而当时的鸦片价格与同等重量的黄金同价。
据称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在宫中试验、服食丹药，他的丹药中就有鸦片，他给鸦片起名叫“福寿膏”。
他不上朝借口是头晕、眼花，其实主要原因是纵欲过度，再加上鸦片的毒瘾所致。
1958年，定陵被挖掘后，科学家对万历皇帝的尸体进行化验，发现他的骨头中含有吗啡成分。
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歌颂道：
“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
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
一百至二百年前的清政府无法禁止鸦片、亦无法限制鸦片使用。
而西方国家大力倾销鸦片到中国，逆转西方世界对中贸易逆差，这些鸦片让许多中国人成为“东亚病夫”。
道光皇帝旻宁，在他做亲王的时候就是一个鸦片鬼，和他一样喜欢鸦片的还有一些贝勒之类高级贵族。
旻宁写了一篇歌颂鸦片的文章，洋洋得意地炫耀吸食鸦片后耳目聪明、心神清爽的感觉，说鸦片是真正的快乐源泉，甚至还赋诗一首来形容他的体验。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上流社会的雅事，逐渐就被附庸风雅追逐时尚的中下阶层的人所模仿复制，扩散到了整个社会。
一般来说，历史上皇帝用的东西别人不能僭越，上流社会的用品下层社会也无权享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通过法律禁止以下越上；国家也通过垄断奢侈品的生产而排除下层社会的僭越。
但是，这些措施在清朝已难奏效。
国内虽然专制主义达到顶点，但是国际上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国内追逐鸦片时尚的信息被追逐利润的国际鸦片贩子捕捉。
他们大量走私鸦片，因而价格不断降低，致使底层贩夫走卒都可以吸两口，体验一下上流社会趋之若鹜的富贵口味。
随着近代中国鸦片的大面积流行，吸食鸦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上瘾”一说。
很多时候是一种待客的礼俗，尤其是高级烟馆，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社交场所，这些烟馆多设于商业中心区。
如当时上海最著名烟馆当属法租界的“南诚信”。
此外还有以陈设华丽而著称的“阆苑第一楼”、“更上一层楼”、“眠云阁”等。
据称器具相当考究，“有红木梨花的炕，云铜黄竹的枪，广州的灯，云南的斗”。
当时也有人指出，“颇觉一等二等者不必尽为吸烟之人，其或有事叙谈，知己相约，展烟对憩，吞吐烟霞洵可药也”。
以19世纪上海为例，自晚清鸦片贸易合法化后，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烟馆据统计不下1700家”，“几同茶、酒、饮食之店”。
仅英、法、美三国租界内就有104家。
“每家于一日夜之中极少开灯一百五十盏，每盏烟茶小账极少一百余文。则所入已有数千，其他小烟馆棋市星罗宝不可以偻指，计合而算之则一日之内所费当不下万余金”。
而上海租界当局均向经营烟馆的中国业主颁发许可证，并从中收取税款，这成了租界当局的主要财源之一。
据统计，仅1865年，法租界财政预算总收入的103，000两中，48，000两为烟馆及娼赌的营业收入。
同年英美租界的鸦片烟馆营业收入为白银5，000两，1870年超过了10，000两，到1880年达到了18，000两，1890年为32，000两。到1898年，超过了50，000两。
看看西方国家单单用鸦片这一项就从大清赚取巨额银两，可以抵他们国内数年的收入。
(本章完)
（这一章主要介绍大烟，不喜欢可以跳过）
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屋村遗址中，考古学家便发现了“鸦片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
到公元前3400年，如今伊拉克地盘的两河流域，人们已经大面积地种植这种作物了，而且给它以“快乐植物”的美名。
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鸦片已经成为兽医和妇科药品。
已经发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鸦片”已经属于高级品牌。
延续到公元前300年，古希腊已经把鸦片作为普遍的饮料。
在《圣经》与荷马的《奥德赛》里，鸦片被描述成为“忘忧药”，上帝也使用它。
至少在公元前两世纪的古希腊名医加仑，就记录了鸦片可以治疗的疾病：
“头痛、目眩、耳聋、癫痫、中风、弱视、支气管炎、气喘、咳嗽、咯血、腹痛、黄疸、脾硬化、肾结石、泌尿疾病、发烧、浮肿、麻风病、月经不调、忧郁症、抗毒以及毒虫叮咬等等疾病。”
在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传到了中国。
三国时名医华佗就使用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
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唐代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
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
大约1600年代，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吸烟者。
其广泛程度令中国的统治者恐慌，崇祯皇帝下令禁烟。
因为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始料不及的是，烟草被禁却导致了吸食纯鸦片的泛滥。
直至18世纪中叶的清朝官员黄喻普才首次记录了台湾人吸食鸦片的具体过程。
他断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大明会典》记载了当初亚洲藩属国给明皇室进贡鸦片的事。
据称暹罗、爪哇、孟加拉国王定期向中国派出朝贡使团，贡品中就有鸦片。
不过《大明会典》把它叫做“乌香”。
暹罗每次给皇帝进贡200斤，皇后100斤，其他两个国家进贡的数量史无明文。
但是这个数量并不能满足皇室的需要，皇帝还要派出太监到处寻觅采购鸦片。
而当时的鸦片价格与同等重量的黄金同价。
据称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在宫中试验、服食丹药，他的丹药中就有鸦片，他给鸦片起名叫“福寿膏”。
他不上朝借口是头晕、眼花，其实主要原因是纵欲过度，再加上鸦片的毒瘾所致。
1958年，定陵被挖掘后，科学家对万历皇帝的尸体进行化验，发现他的骨头中含有吗啡成分。
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歌颂道：
“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
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
一百至二百年前的清政府无法禁止鸦片、亦无法限制鸦片使用。
而西方国家大力倾销鸦片到中国，逆转西方世界对中贸易逆差，这些鸦片让许多中国人成为“东亚病夫”。
道光皇帝旻宁，在他做亲王的时候就是一个鸦片鬼，和他一样喜欢鸦片的还有一些贝勒之类高级贵族。
旻宁写了一篇歌颂鸦片的文章，洋洋得意地炫耀吸食鸦片后耳目聪明、心神清爽的感觉，说鸦片是真正的快乐源泉，甚至还赋诗一首来形容他的体验。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上流社会的雅事，逐渐就被附庸风雅追逐时尚的中下阶层的人所模仿复制，扩散到了整个社会。
一般来说，历史上皇帝用的东西别人不能僭越，上流社会的用品下层社会也无权享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通过法律禁止以下越上；国家也通过垄断奢侈品的生产而排除下层社会的僭越。
但是，这些措施在清朝已难奏效。
国内虽然专制主义达到顶点，但是国际上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国内追逐鸦片时尚的信息被追逐利润的国际鸦片贩子捕捉。
他们大量走私鸦片，因而价格不断降低，致使底层贩夫走卒都可以吸两口，体验一下上流社会趋之若鹜的富贵口味。
随着近代中国鸦片的大面积流行，吸食鸦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上瘾”一说。
很多时候是一种待客的礼俗，尤其是高级烟馆，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社交场所，这些烟馆多设于商业中心区。
如当时上海最著名烟馆当属法租界的“南诚信”。
此外还有以陈设华丽而著称的“阆苑第一楼”、“更上一层楼”、“眠云阁”等。
据称器具相当考究，“有红木梨花的炕，云铜黄竹的枪，广州的灯，云南的斗”。
当时也有人指出，“颇觉一等二等者不必尽为吸烟之人，其或有事叙谈，知己相约，展烟对憩，吞吐烟霞洵可药也”。
以19世纪上海为例，自晚清鸦片贸易合法化后，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烟馆据统计不下1700家”，“几同茶、酒、饮食之店”。
仅英、法、美三国租界内就有104家。
“每家于一日夜之中极少开灯一百五十盏，每盏烟茶小账极少一百余文。则所入已有数千，其他小烟馆棋市星罗宝不可以偻指，计合而算之则一日之内所费当不下万余金”。
而上海租界当局均向经营烟馆的中国业主颁发许可证，并从中收取税款，这成了租界当局的主要财源之一。
据统计，仅1865年，法租界财政预算总收入的103，000两中，48，000两为烟馆及娼赌的营业收入。
同年英美租界的鸦片烟馆营业收入为白银5，000两，1870年超过了10，000两，到1880年达到了18，000两，1890年为32，000两。到1898年，超过了50，000两。
看看西方国家单单用鸦片这一项就从大清赚取巨额银两，可以抵他们国内数年的收入。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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