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41章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目录：大明元辅| 作者：云无风| 类别：历史军事
“生产建设兵团所拿的那部分，是按照固定比例来拿还是有个定数？若是遇到荒年则如何？”
不得不说，程文虽然出身富裕，但作为户部左侍郎，他也算是能够一眼看到问题的关键的。这个专门推行于京营军屯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虽然看起来一切都好，但它目前的好有两个关键：一是今年的年景看来不错，雨水丰沛、日照充足，气候也难得的表现正常；二是生产建设兵团所拿走的那部分“地租”既然是高务实所定，看来肯定是定得不高的。
但既然如此，那么一旦有问题，也就只能是这两点出现变数。比如遭遇灾害，成了“荒年”，那就意味着收成降低。运气好是小降，运气差是大降，运气糟糕透顶的话，颗粒无收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就牵扯到了“地租”，即生产建设兵团所拿的那部分。这一部分如果高务实是定的固定数额，也就是我不管你生产出多少粮食，我固定拿一个数。比如一亩地我收五十斤，你生产出了三百斤也好，四百斤也罢，那都和我没关系，反正我就要这五十斤。
在定额不高的情况下，这种制度看起来挺好，操作也特别方便——兵团方面只要将土地的大小丈量清楚就行了，非常容易计算。
但程文知道这是容易出事的，比如说遇到荒年，这家军户倒霉透顶、颗粒无收。此时，他家如果承包了十亩地，则需要缴纳五百斤粮食产出，试问他拿什么给？人头吗？
这么看的话，按比例收取就比较“人性化”了，比如某家军户原本每年产出两千斤粮食，他需要上缴四百斤，但这一年运气不好遇到荒年了，减产成了一千斤，那他就只需要上缴两百斤。
虽然倒霉始终还是倒霉，但至少比前一种要好。因为他哪怕遇到极端年份，在颗粒无收的情况下也至少不必倒贴。
然而，高务实告诉他的消息却似乎不那么仁慈，因为高务实说道：“是固定数额。”
程文马上显得忧心忡忡，胡执礼就更直接了，皱眉道：“如此一来万一遇到灾荒亦或者兵灾之类，农田被毁、颗粒无收，则这些军户免不了又要卖儿鬻女，甚至逃亡江湖……”
“不至于。”高务实摇头道：“这一规定是有配套措施的，比如这个定额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按照不同的区域，在每一年都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其调整日期都在抢收完成的前半个月。
与此同时，这个调整的数量也有标准，即‘固定上限制度’——丰年最高不超过当年大致亩产的三成，灾年、荒年最高不超过当年大致亩产的两成，重大灾害年份或地区最低甚至可以不收。”
然后高务实又和他们解释了一下灾年、荒年的灾害程度如何划分，以及他所提到的“大致亩产”是如何得来的等各种细节。
这些细节可不是高务实坐在家里一拍脑袋就决定下来的，这都是京华的人——尤其是他在三慎园的农户根据自己多年的体会所提供的数据，然后汇总到京华，再经过高务实自己的详细计算得出来的。
高务实作为一个前世的乡镇基层干部，搞这个倒几乎可以说是本行，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是他过去曾经遇到或者至少曾经听说过的，干起来倒比打仗还有信心。
他定下的这些制度，已经详细到了新任戎政侍郎都不必插手多少的程度，其所能调整的范围并不大——说实话高务实一早就考虑过自己迟早卸任的问题，所以才会这么干，以免后来的和尚念歪经。
听完这些，别说程文佩服得五体投地，就算胡执礼也感慨万千，道：“下官出仕近四十年，不是没见过为民请命的好官，但即便是海刚峰当年，也拿不出如此仁厚而切实可行的办法。
以下官想来，海刚峰虽然一心为民，但手段毕竟失之强硬，且他的做法归根结底不过是‘劫富济贫’，看似公正，其实根本不可持久。盖因为天下之财有数，贫者多取，富者必定少拿，然富者背后必有亲朋好友在朝为官……”
胡执礼说到此处，惊觉自己说得过了，马上把话锋一转：“然则司徒却不然。司徒理政，关键从不在于这等多拿少拿之无用之举，而是先将这‘天下之财’由一化为二，由二化为三，周而复始，永不停歇。
如此，天下之财既然倍增，这分配多寡便不再那么敏感，或多一些，或少一些，其实并无大碍。司徒，下官忽然想起万历八年时，你的廷试策论——《大患在贫》。”
“哦？”高务实都没想到他忽然提起自己当年那篇争议极大的策论来。
胡执礼却似乎颇为激动，以至于站起身来，高声诵道：“今天下之大患在于贫：吏贫则黩，民贫则盗，军贫则闹，国贫则弱。
古之言贫，首言不俭，乃以为俭则自富，富则自安，臣独不以为然也。
所谓贫也，于小民而言，其产不足自给，其易(贸易)不足自用，如是究其所源，无非生产不丰、交易不畅。
所谓贫也，于国家而言，其榷不足岁出，其费远超岁入。官吏低俸而欲活，如何不贪？小民低产而欲活，如何不盗？军饷不足而欲活，如何不闹？国家歉收而欲活，如何不弱？
因是故，欲使官吏不贪，先加其俸；欲使小民不盗，先富其收；欲使士卒不闹，先足其饷；欲使国家不弱，先丰其库。
陛下或问：此皆费也，国用既不足，何以为之？若征其赋，官或足俸、兵或足饷、国或足库，而民岂益困乎？
臣闻历代榷税之少，无过本朝。前宋南渡，偏安江南一隅，岁入尚以千万计；本朝两京十三省，朝贡之国数十，远迈汉唐，奈何岁入不过五百万耳。华夏自古富庶，何以本朝独贫？”
胡执礼将高务实那篇文章的开头这一部分一字不差的背诵出来，然后长叹一声，忽然朝高务实深深鞠躬一礼，道：“昔日此文出时，执礼未能甚解其意，曾于私下诋毁，以为此策断难施行。
如今看来，司徒胸中韬略远非执礼所能度量。过往种种，实是班门弄斧、孔庙题词，着实教执礼惭愧无地……请司徒恕罪。”
高务实连忙起身将他扶起，道：“雅斋公切莫折煞学生，您是士林前辈，品评晚生文章，那是学生的福分，这又有何不可，何至于此？”
胡执礼见他也立刻退后两步，拱手肃然还礼，心中不觉更加畅快，笑道：“司徒昔日年幼，便有人以‘小阁老’戏言之，虽不知当时这话当不当得真，但就如今看来，司徒已有宰相气度也。”
高务实自然连道不敢，双方又互相客气了几句。待得再次坐定，胡执礼便又说起了正事，问道：“司徒方才说了生产建设兵团为何会有这样的收益，却不知他们何以愿意将这偌大款项上缴户部？另外……呃，下官还想多嘴问一句，这笔款项到了户部，户部是否可以稍加利用？”
这才是戏肉，为什么生产建设兵团有那么多钱并不是关键，关键是他们怎么肯交，以及咱们拿这笔钱是否能用。
高务实笑道：“这其中的确有些缘故……”于是便把勋贵们的担忧说了一遍，几乎没有什么隐瞒。
程文听了不禁皱眉：“这群……还真是好算计，司徒为了京营改制的成果能够保存，就得为他们遮风挡雨？”
高务实还没说话，程文却又接着道：“依下官之见，忙是可以帮，但这忙可不小，白帮却不是个道理。”说罢却不是朝高务实望去，反而看了看胡执礼。
胡执礼当然知道程文的意思，不过他却也同意，于是道：“不错，下官也是这般看法。司徒，如今户部正是急着用钱，既然生产建设兵团这笔款项如此之大，但他们一时半会儿却又用不着，那户部暂且用来腾挪一下总是可以的吧？”
高务实笑了笑，简单地回答道：“可以。”
嗯？
程文和胡执礼都有些发愣，这么简单，这么好说话？
也不怪他俩诧异，其实如今在外人眼中，京营那块儿，甭管是禁卫军还是生产建设兵团，其脑门上都贴着斗大一个“高”字，说是高务实的嫡系都不为过。
毕竟，除了高务实，谁能搞定京营那个烂摊子？君不见京营改制那么多次，每次都是稀泥巴扶不上壁，始终一副要死不活的模样，也就是高务实这次改制见效最快，简直立竿见影。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高务实本人对其影响之巨大，几乎无可替代——禁卫军不仅人员全是高务实选定的，而且依靠的是生产建设兵团的钱财供应，而生产建设兵团要想能够供应得上，不仅是依靠高务实定下的各种章程，还十分依赖和京华的合作。
转了一圈，绳子还是抓在高务实手里的。如此，旁人怎么会不认为京营其实就是高务实的嫡系？至少，除非是皇上有旨，否则他的影响力无人可比。
既然如此，高务实居然肯让户部挪用这笔钱，这还不奇怪吗？
他这么一承诺，反而是程文和胡执礼有点不那么自信了，两人对视一眼，终于还是提出这话头的程文先开口，道：“这个……司徒，这笔银子毕竟事关京营稳定，户部每年的入库银子基本上是固定的，若是生产建设兵团这笔银子拿去填了其他的窟窿，到时候一旦不能按时补足，生产建设兵团那里恐怕……”
恐怕什么？无非是生产建设兵团拿不出钱给禁卫军，然后禁卫军闹饷呗！
禁卫军这六万人可不是过去的京营、十二团营、十团营、三大营，这六万人的战斗力从这次平定西北之乱就已经可以初见端倪，恐怕不会比宣大、蓟辽边军弱了。这么一支就摆在京师的大军要是闹饷，万一搞出个什么“京师震动”的举动来，这后果谁承担得起？
多的不敢说，户部掉几颗脑袋怕是问题不大。
但程文和胡执礼心中有数，高务实的脑袋稳当得很，因为真到了那个时候，怕是皇上都只能请他出马才能把禁卫军安抚得下来。可是他们两个的脑袋就相当不稳了——你们两个一唱一和提出要“腾挪”的嘛！
高务实见状不禁心中好笑，不过面色却很严肃，摇头安慰道：“不必着急，一来这笔钱肯定不能都被挪用了，二来这挪用的一部分只是暂且用来应急，很快我便会另有办法弄一笔银子来补上这个窟窿。”
二人大为讶异，户部的银子每年能有多少入库，这是大家都有个大概的，因为全是国朝规制下早就固定了的。天下田亩就这么多，清丈也已经完成了，就算全天下今年都被老天爷眷顾，各地都是风调雨顺，其实也多不了几个钱。
大明朝廷这时候基本上没有多少国家层面的救灾能力了，因此它们本来就不会为此多付出。那么反过来，风调雨顺的情况下也无非就是多了些原本按例需要减免的，那笔银子每年顶破天三十万两——可见农税这块的增长点真的不多了，除非改掉朱元璋的祖制，但那也不可能，因为农民穷不是因为皇帝收得多，而是中间的官僚地主阶层收得多。
高务实看出他们的不解，便道：“二位不必惊讶，这笔钱的确是有着落的——本部堂已经决定，今年要大规模打击奸商，严查偷税漏税。”
一提偷税漏税，两位侍郎首先想到的都是田赋，差点一齐开口劝说。但很快他们就反应过来了——高务实一直以来根本不怎么在意田赋，他刚才又提到‘打击奸商’，那么这句‘严查偷税漏税’所针对的就不是地主，而是富商大贾！
天底下第一“富商大贾”就是高务实自己，但他每年交的税多得吓死人，这打击肯定不会对着他自己去，那么……
程文和胡执礼忽然就感到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抑感了。
作为实学派重要人物之一的程文还好一点，无非是和心学派再干一场，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胡执礼就不得不担忧朝廷出现大的变数了，连忙道：“商税之事，国初原不曾有，如今虽渐次推广，但毕竟时日有限，倘若忽然严厉，下官担心……”
“国初之制便不得更易么？”高务实肃然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既然旧制不足，正该早易新制才是，若是人人不敢言之、不敢行之，天下人要我等父母之官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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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程文虽然出身富裕，但作为户部左侍郎，他也算是能够一眼看到问题的关键的。这个专门推行于京营军屯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虽然看起来一切都好，但它目前的好有两个关键：一是今年的年景看来不错，雨水丰沛、日照充足，气候也难得的表现正常；二是生产建设兵团所拿走的那部分“地租”既然是高务实所定，看来肯定是定得不高的。
但既然如此，那么一旦有问题，也就只能是这两点出现变数。比如遭遇灾害，成了“荒年”，那就意味着收成降低。运气好是小降，运气差是大降，运气糟糕透顶的话，颗粒无收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就牵扯到了“地租”，即生产建设兵团所拿的那部分。这一部分如果高务实是定的固定数额，也就是我不管你生产出多少粮食，我固定拿一个数。比如一亩地我收五十斤，你生产出了三百斤也好，四百斤也罢，那都和我没关系，反正我就要这五十斤。
在定额不高的情况下，这种制度看起来挺好，操作也特别方便——兵团方面只要将土地的大小丈量清楚就行了，非常容易计算。
但程文知道这是容易出事的，比如说遇到荒年，这家军户倒霉透顶、颗粒无收。此时，他家如果承包了十亩地，则需要缴纳五百斤粮食产出，试问他拿什么给？人头吗？
这么看的话，按比例收取就比较“人性化”了，比如某家军户原本每年产出两千斤粮食，他需要上缴四百斤，但这一年运气不好遇到荒年了，减产成了一千斤，那他就只需要上缴两百斤。
虽然倒霉始终还是倒霉，但至少比前一种要好。因为他哪怕遇到极端年份，在颗粒无收的情况下也至少不必倒贴。
然而，高务实告诉他的消息却似乎不那么仁慈，因为高务实说道：“是固定数额。”
程文马上显得忧心忡忡，胡执礼就更直接了，皱眉道：“如此一来万一遇到灾荒亦或者兵灾之类，农田被毁、颗粒无收，则这些军户免不了又要卖儿鬻女，甚至逃亡江湖……”
“不至于。”高务实摇头道：“这一规定是有配套措施的，比如这个定额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按照不同的区域，在每一年都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其调整日期都在抢收完成的前半个月。
与此同时，这个调整的数量也有标准，即‘固定上限制度’——丰年最高不超过当年大致亩产的三成，灾年、荒年最高不超过当年大致亩产的两成，重大灾害年份或地区最低甚至可以不收。”
然后高务实又和他们解释了一下灾年、荒年的灾害程度如何划分，以及他所提到的“大致亩产”是如何得来的等各种细节。
这些细节可不是高务实坐在家里一拍脑袋就决定下来的，这都是京华的人——尤其是他在三慎园的农户根据自己多年的体会所提供的数据，然后汇总到京华，再经过高务实自己的详细计算得出来的。
高务实作为一个前世的乡镇基层干部，搞这个倒几乎可以说是本行，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是他过去曾经遇到或者至少曾经听说过的，干起来倒比打仗还有信心。
他定下的这些制度，已经详细到了新任戎政侍郎都不必插手多少的程度，其所能调整的范围并不大——说实话高务实一早就考虑过自己迟早卸任的问题，所以才会这么干，以免后来的和尚念歪经。
听完这些，别说程文佩服得五体投地，就算胡执礼也感慨万千，道：“下官出仕近四十年，不是没见过为民请命的好官，但即便是海刚峰当年，也拿不出如此仁厚而切实可行的办法。
以下官想来，海刚峰虽然一心为民，但手段毕竟失之强硬，且他的做法归根结底不过是‘劫富济贫’，看似公正，其实根本不可持久。盖因为天下之财有数，贫者多取，富者必定少拿，然富者背后必有亲朋好友在朝为官……”
胡执礼说到此处，惊觉自己说得过了，马上把话锋一转：“然则司徒却不然。司徒理政，关键从不在于这等多拿少拿之无用之举，而是先将这‘天下之财’由一化为二，由二化为三，周而复始，永不停歇。
如此，天下之财既然倍增，这分配多寡便不再那么敏感，或多一些，或少一些，其实并无大碍。司徒，下官忽然想起万历八年时，你的廷试策论——《大患在贫》。”
“哦？”高务实都没想到他忽然提起自己当年那篇争议极大的策论来。
胡执礼却似乎颇为激动，以至于站起身来，高声诵道：“今天下之大患在于贫：吏贫则黩，民贫则盗，军贫则闹，国贫则弱。
古之言贫，首言不俭，乃以为俭则自富，富则自安，臣独不以为然也。
所谓贫也，于小民而言，其产不足自给，其易(贸易)不足自用，如是究其所源，无非生产不丰、交易不畅。
所谓贫也，于国家而言，其榷不足岁出，其费远超岁入。官吏低俸而欲活，如何不贪？小民低产而欲活，如何不盗？军饷不足而欲活，如何不闹？国家歉收而欲活，如何不弱？
因是故，欲使官吏不贪，先加其俸；欲使小民不盗，先富其收；欲使士卒不闹，先足其饷；欲使国家不弱，先丰其库。
陛下或问：此皆费也，国用既不足，何以为之？若征其赋，官或足俸、兵或足饷、国或足库，而民岂益困乎？
臣闻历代榷税之少，无过本朝。前宋南渡，偏安江南一隅，岁入尚以千万计；本朝两京十三省，朝贡之国数十，远迈汉唐，奈何岁入不过五百万耳。华夏自古富庶，何以本朝独贫？”
胡执礼将高务实那篇文章的开头这一部分一字不差的背诵出来，然后长叹一声，忽然朝高务实深深鞠躬一礼，道：“昔日此文出时，执礼未能甚解其意，曾于私下诋毁，以为此策断难施行。
如今看来，司徒胸中韬略远非执礼所能度量。过往种种，实是班门弄斧、孔庙题词，着实教执礼惭愧无地……请司徒恕罪。”
高务实连忙起身将他扶起，道：“雅斋公切莫折煞学生，您是士林前辈，品评晚生文章，那是学生的福分，这又有何不可，何至于此？”
胡执礼见他也立刻退后两步，拱手肃然还礼，心中不觉更加畅快，笑道：“司徒昔日年幼，便有人以‘小阁老’戏言之，虽不知当时这话当不当得真，但就如今看来，司徒已有宰相气度也。”
高务实自然连道不敢，双方又互相客气了几句。待得再次坐定，胡执礼便又说起了正事，问道：“司徒方才说了生产建设兵团为何会有这样的收益，却不知他们何以愿意将这偌大款项上缴户部？另外……呃，下官还想多嘴问一句，这笔款项到了户部，户部是否可以稍加利用？”
这才是戏肉，为什么生产建设兵团有那么多钱并不是关键，关键是他们怎么肯交，以及咱们拿这笔钱是否能用。
高务实笑道：“这其中的确有些缘故……”于是便把勋贵们的担忧说了一遍，几乎没有什么隐瞒。
程文听了不禁皱眉：“这群……还真是好算计，司徒为了京营改制的成果能够保存，就得为他们遮风挡雨？”
高务实还没说话，程文却又接着道：“依下官之见，忙是可以帮，但这忙可不小，白帮却不是个道理。”说罢却不是朝高务实望去，反而看了看胡执礼。
胡执礼当然知道程文的意思，不过他却也同意，于是道：“不错，下官也是这般看法。司徒，如今户部正是急着用钱，既然生产建设兵团这笔款项如此之大，但他们一时半会儿却又用不着，那户部暂且用来腾挪一下总是可以的吧？”
高务实笑了笑，简单地回答道：“可以。”
嗯？
程文和胡执礼都有些发愣，这么简单，这么好说话？
也不怪他俩诧异，其实如今在外人眼中，京营那块儿，甭管是禁卫军还是生产建设兵团，其脑门上都贴着斗大一个“高”字，说是高务实的嫡系都不为过。
毕竟，除了高务实，谁能搞定京营那个烂摊子？君不见京营改制那么多次，每次都是稀泥巴扶不上壁，始终一副要死不活的模样，也就是高务实这次改制见效最快，简直立竿见影。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高务实本人对其影响之巨大，几乎无可替代——禁卫军不仅人员全是高务实选定的，而且依靠的是生产建设兵团的钱财供应，而生产建设兵团要想能够供应得上，不仅是依靠高务实定下的各种章程，还十分依赖和京华的合作。
转了一圈，绳子还是抓在高务实手里的。如此，旁人怎么会不认为京营其实就是高务实的嫡系？至少，除非是皇上有旨，否则他的影响力无人可比。
既然如此，高务实居然肯让户部挪用这笔钱，这还不奇怪吗？
他这么一承诺，反而是程文和胡执礼有点不那么自信了，两人对视一眼，终于还是提出这话头的程文先开口，道：“这个……司徒，这笔银子毕竟事关京营稳定，户部每年的入库银子基本上是固定的，若是生产建设兵团这笔银子拿去填了其他的窟窿，到时候一旦不能按时补足，生产建设兵团那里恐怕……”
恐怕什么？无非是生产建设兵团拿不出钱给禁卫军，然后禁卫军闹饷呗！
禁卫军这六万人可不是过去的京营、十二团营、十团营、三大营，这六万人的战斗力从这次平定西北之乱就已经可以初见端倪，恐怕不会比宣大、蓟辽边军弱了。这么一支就摆在京师的大军要是闹饷，万一搞出个什么“京师震动”的举动来，这后果谁承担得起？
多的不敢说，户部掉几颗脑袋怕是问题不大。
但程文和胡执礼心中有数，高务实的脑袋稳当得很，因为真到了那个时候，怕是皇上都只能请他出马才能把禁卫军安抚得下来。可是他们两个的脑袋就相当不稳了——你们两个一唱一和提出要“腾挪”的嘛！
高务实见状不禁心中好笑，不过面色却很严肃，摇头安慰道：“不必着急，一来这笔钱肯定不能都被挪用了，二来这挪用的一部分只是暂且用来应急，很快我便会另有办法弄一笔银子来补上这个窟窿。”
二人大为讶异，户部的银子每年能有多少入库，这是大家都有个大概的，因为全是国朝规制下早就固定了的。天下田亩就这么多，清丈也已经完成了，就算全天下今年都被老天爷眷顾，各地都是风调雨顺，其实也多不了几个钱。
大明朝廷这时候基本上没有多少国家层面的救灾能力了，因此它们本来就不会为此多付出。那么反过来，风调雨顺的情况下也无非就是多了些原本按例需要减免的，那笔银子每年顶破天三十万两——可见农税这块的增长点真的不多了，除非改掉朱元璋的祖制，但那也不可能，因为农民穷不是因为皇帝收得多，而是中间的官僚地主阶层收得多。
高务实看出他们的不解，便道：“二位不必惊讶，这笔钱的确是有着落的——本部堂已经决定，今年要大规模打击奸商，严查偷税漏税。”
一提偷税漏税，两位侍郎首先想到的都是田赋，差点一齐开口劝说。但很快他们就反应过来了——高务实一直以来根本不怎么在意田赋，他刚才又提到‘打击奸商’，那么这句‘严查偷税漏税’所针对的就不是地主，而是富商大贾！
天底下第一“富商大贾”就是高务实自己，但他每年交的税多得吓死人，这打击肯定不会对着他自己去，那么……
程文和胡执礼忽然就感到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抑感了。
作为实学派重要人物之一的程文还好一点，无非是和心学派再干一场，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胡执礼就不得不担忧朝廷出现大的变数了，连忙道：“商税之事，国初原不曾有，如今虽渐次推广，但毕竟时日有限，倘若忽然严厉，下官担心……”
“国初之制便不得更易么？”高务实肃然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既然旧制不足，正该早易新制才是，若是人人不敢言之、不敢行之，天下人要我等父母之官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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