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68章：今晚有约
目录：我在北大学考古| 作者：莫鞑| 类别：都市言情
高铭先生提及的先生，大多数他印象深刻的。
他提及到余逊先生，就是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之子。
余嘉锡曾经是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48年的时候，当选中研院人文组院士。cascoo.net
当年，人文组一共有28位院士。
民国时期，那些大师，几乎囊括其中。
比如中国文学方面，就有胡适跟余嘉锡，遗憾的是，刘文典跟唐兰两位先生都没能当选。
哲学方面，就有陈垣、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等人。
史学方面，就有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人。
考古学及艺术史方面，就有郭沫若、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梁思永等人。
为啥到了后世，人们依旧觉得民国时期大师多。
这些大师，指的是哪些大师？
直接从48年中研院选出来的一批院士，就知道具体都有哪些了。
如果觉得院士名单还不够全面的话，那么继续了解他们的候选人名单，基本上囊括其中。
说回余逊先生，绝对是家学渊博。由他上中国历史文选，是北大历史系学生的幸运。
这个幸运，苏亦他们没机会体验了。
也只有诸位先生的口中，才会听到关于他们的故事。
高铭先生，提到世界史的杨人楩以及张芝联两位先生，也提到中国是余逊张政烺两位先生。
当然，张政烺先生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我们的专业课，主要是放在二年级和三年级上的，中国古文字学，上面一班是张政烺先生讲的，我们班就换成了唐兰先生讲。唐兰先生算是张先生的老师了，因此，他的名气更大。我们当年还是很高兴的。”
“甚至在唐兰先生给我们上课之前，我就读过他的《中国文字学》，开始唐兰先生来北大讲课，后来，唐兰先生就不来了，换成我们去故宫上课了。”
“后来，连同中国美术史中的绘画和陶瓷部分，也都在故宫上，因为给我们上这部分的先生也是故宫的徐邦达以及陈万里两位先生。”
“每一个星期都要乘车去故宫上一天的课，中国就在故宫食堂吃饭。而课堂就在坤宁宫后面邻近御花园的西北隅小房子，好像名叫‘静憩轩’，就是原钟表陈列室那一带地方，上课的时候，唐兰先生习惯手拿着紫砂茶壶，一边讲一边喝。”
“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爱讲郭老这儿错了，那儿错了，只有他在古文字考释方面是最高明的。唐先生最先讲甲骨文，后讲金文，发的讲义都是常见字的不同字形，讲完单字，再选讲若干重要的甲骨片和金文拓片。”
“徐邦达跟陈万里两位先生的课程也都是再故宫上课的，主要是便于出示典型标本，特别是观看古画。”
高明先生这段经历讲出来，让苏亦羡慕不已。
去故宫上课啊。
前世，苏亦知道的，就是社科院故宫学的学生经常去故宫上课。
因为故宫学，还有文物修复方面，专业指导老师都是故宫的专家。
故宫方面也有故宫学院。
然而，北大名头虽然响亮却没有这方面的待遇。至少现在，苏亦他们就没有这个待遇。
而且，听完唐兰先生的故事，苏亦也终于知道唐兰先生喜欢在课堂上怼郭老的故事出处在哪里了。
敢情是在这里。
高明先生古文字方面的造诣，跟唐兰先生、张政烺先生算是一脉相承了。
不过讲述各位师长的故事，最终还是回归到考古专业方面。
比如之前提到的夏鼐先生，还有接下来提及裴文中以及安志敏两位先生。
“当时，吕遵锷老师是裴老的助教，而李仰松老师则是安志敏先生的助教。这也是为什么吕遵锷跟李仰松两位老师分别上旧新石器两门课程的原因。”
“裴老的故事，估计你们都清楚了，那我就跟你们说说，安先生的故事吧。”
“安先生讲课很卖力，总是满头大汗，内容也讲得不错，有条有理，笔记也比较好记，他是国内最早将中国新石器文化进行分区的学者，也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分期与年代有所探讨。”
“苏亦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下安先生的文章《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拿过来看一看，应该是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八期，这是关于中国新石器文化最早的全面概述，功不可没。”
“
。当时，仰韶文化还没有分期，可以讲的材料很少，安先生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半坡、庙底沟都还没有发掘，更谈不到其他遗址了，所以，安先生讲课内容就是他研究的成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说各位先生讲述都是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原因，因为除了他们的成果，能讲的并不多。”
“关于安先生讲述的知识点，除了上面提到的文章之外，剩余的就收录在58年考古所出版的《考古学基础》里面，这是考古所培训的专用教程。现在，也有些陈旧了。因为严文明老师编写的讲义还有他关于仰韶文化的研究，都有了不少的成果。不过都是在安先生的基础上，做了补充以及拓展。这个方面，安先生走在前面。”
这是苏亦第一次在北大诸位师长的口中提到安志敏先生。
安先生性格分明，在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象形。在跟他合作过地方系统考古人员之中，安先生有些盛气凌人。
因为他从北京来的。
是考古所的专家。
属于首都来的权威专家，但因为性格的原因，在跟别人的合作关系之中，总会把关系弄的比较僵，尤其是西安方面，后来都不怎么跟考古所合作了。
有些高傲。
而且性格直来直去。
从高铭先生口中描绘出来的安先生的形象，也可以窥视一二。
一个在课堂讲课，都能讲得满头大汗的先生，性格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
这样的先生，性格往往有些火爆。
也算是符合苏亦对安先生的形象认知，不过高铭先生口中的安先生更加形象生动而已。
苏亦也不是一个只会闷头听故事，啥话都不说的学生。
他不是一个闷葫芦。
听着高铭先生讲课越来越深入。
苏亦也忍不住发问，“高先生，我听说，当年咱们考古专业还有《中国美术史》这门课程，是哪位先生上的啊？”
高铭先生说，“这门课名义上是郑振铎先生讲的。据说，我们上面年级开这门课时，郑先生亲自讲过绪论。到了我们班，虽然郑先生没有来过，但课程上仍保留他的名字，就文史楼阅览室张贴的各门功课指定参考书目录上也是这样。”
俞先生突然说，“郑先生确实给我们讲过《中国美术史》的绪论，其实，我大学时的志向是搞美术史，分配的第一志愿是中央美院，结果分配到考古所。当时考古所的所长是郑振铎，副所长梁思永和夏鼐。我听过郑先生讲过一次中国美术史，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最难搞的是美术史。”
这话，俞先生也曾经过苏亦讲过，所以，他印象深刻。
高铭先生继续说，“给我们班讲中国美术史的先生就挺多了。有阎文儒、宿白、徐邦达、陈万里先生，分别讲‘古代雕塑’、‘古代建筑’、‘古代绘画’、‘古代陶瓷’。古代建筑名义上梁思成先生的课，但梁思成先生社会活动多，大部分都是宿先生在讲，这个方面，跟苏亦你们现在差不多。所以，从我们开始，宿先生就开始讲古代建筑了。”
“这个时候，已经是三年级了，等于把中国美术史分为四个专题分开来讲。”
说着，高铭先生说到阎文儒先生。
“阎文儒先生讲课，有时候故意有点幽默，他就曾经说过和尚是无产阶级，因为和尚没有家、也没成家，这不就是无产阶级吗？”
噗嗤！
许婉韵笑了。
苏亦也笑了。
老先生这样调侃无产阶级，真的合适吗？
确实不合适。
高铭先生笑着说，“当时，同学们就不满了，觉得阎先生不能把和尚说成无产阶级。阎先生有点像传统的私塾先生，讲课语言偏陈旧，跟宿先生不太一样，但阎先生在石窟寺艺术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他曾经讲到佛像的衣褶，怎么样折年代早，怎么样折年代晚，这些细节的东西，没有一定的基础，很难理解。”
这时，俞先生突然说，“这些年，阎先生对咱们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做出了大量的贡献。”
于是，俞先生就补充了阎先生的故事。
60年阎先生应锡兰(斯利兰卡)的邀请，为编写《佛教百科全书》之中国石窟部分，组成一个联合调查小组，参加单位有中
。国佛教协会、北大以及甘肃新疆的有关同志。
从1961年开始至1965年，分三次先后对全国石窟进行了全面的系统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自阎先生开始系统调查后，遂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石窟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当中。自新疆返京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对古龟兹境内遗存的重要石窟遗迹加以介绍，面对石窟资料整理工作的不断深入，阎先生又产生全面系统研究介绍中国石窟的宏伟愿望。
不过十年时间，这项工作被迫停止了。
“70年代先生不幸因患颈、脊椎骨质增生症，而引发右手书写功能丧失。1977年先生已65岁，为继续写作开始练习左手写字，一年后，竟然书写自如。此后先生修改文稿，增补旧作，全用左书。”
这个故事，苏亦也是第一次听说。
当然，苏亦也不是第一次听到阎文儒先生的故事，之前复试的时候，在文史楼阅览室，他就曾经跟许婉韵聊到阎文儒先生。
前世，他曾经看过阎文儒先生的《中国石窟艺术总论》也就二十来万字，不算太多，却系统的论述中国石窟寺艺术演变脉络，配合着宿先生的《中国石窟寺研究》这本书来观看，查缺补漏，这是一种极为幸福的阅读体验。
不过，78年的时候，这两本书都没有出来。
或许是知道，苏亦许婉韵马世昌三人对阎文儒先生比较感兴趣，俞先生说，“如果你对阎先生的文章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他当年从西域返回以后写的《新疆最大的石窟寺遗址--拜城克孜尔石窟》《龟兹境内汉人开凿、汉僧住持最多的一处石窟--库木土拉》、《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等论文。这些论文对古龟兹境内遗存的重要石窟遗迹加以介绍，算是国内比较全面且系统的新疆石窟寺的文章了。未来，你们应该会需要这个方面的资料。”
苏亦他们仨都是研究佛教考古的。
未来很大的可能，就研究石窟寺考古，尤其是毕业论文，说不定就是以石窟寺为方向。
这个年代，要说国内还有哪部分的的石窟寺没有整理分期弄出报告的话，也就是新疆的石窟寺了。ωωw.cascoo.net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远，因为地广人稀。
所以说，西域一直以来都是考古人的处女地。
高铭先生关于阎文儒先生故事还在继续。
“那个时候，我们系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带领我们发掘，毕竟当时还没有田野实习带队老师。是阎文儒先生把我们班19个学生带到先交给陕西考古所，当时还叫半坡发掘队，58年的时候，才成立中科院陕西分院考古研究所，1963年归属陕西社科院，后改名陕西考古所。”
“当时，半坡发掘队的领导人是石兴邦先生，他是发掘队的队长，也是我们的导师。我们也是到了工地才知道考古是干啥的。然后就在半坡遗址进行半年的实习，主要还是参与半坡遗址的发掘，半坡遗址你们都不陌生吧？”
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都看过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西安半坡》。
因此，高铭先生继续讲。
“半坡遗址保存很好，各种各样的圆形的、方形的洞穴形房子，还挖了一些遗址和遗物，在实习的过程中，逐渐掌握各种田野考古的技术，这个时候，再回忆各位先生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感觉收获满满。可以说，我们对考古的认知就是从半坡遗址开始的，这次实习，让我们掌握了考古怎么分地层，怎么辨别土色，怎么清理扰乱坑，大量田野考古技术都是在半坡学习的。”
“甚至，我们实习完了也没有回家，都留在西安过春节了。”
于是，就在苏亦他们以为高铭先生，还要讲述半坡遗址实习部分的时候，高铭先生却一笔带过。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
高铭先生不讲了。
他说，“咱们先吃午饭，吃完午饭再讲。”
于是，苏亦就明显感受到当年在半坡一定发生什么事情了。
等苏亦他们快离开中关园，高先生才跟大家分享西安实习的故事，就算如此，高铭先生也讲的不详不细。
用高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未来合适的时候，再详细讲述，不着急。”
就算如此，苏亦几人也都呆在六点多才离开高铭先生的家中。
不过苏亦却婉拒留下来吃晚饭的邀请，愿意很简单。
今晚他还有约。
不能久留。
。
他提及到余逊先生，就是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之子。
余嘉锡曾经是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48年的时候，当选中研院人文组院士。cascoo.net
当年，人文组一共有28位院士。
民国时期，那些大师，几乎囊括其中。
比如中国文学方面，就有胡适跟余嘉锡，遗憾的是，刘文典跟唐兰两位先生都没能当选。
哲学方面，就有陈垣、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等人。
史学方面，就有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人。
考古学及艺术史方面，就有郭沫若、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梁思永等人。
为啥到了后世，人们依旧觉得民国时期大师多。
这些大师，指的是哪些大师？
直接从48年中研院选出来的一批院士，就知道具体都有哪些了。
如果觉得院士名单还不够全面的话，那么继续了解他们的候选人名单，基本上囊括其中。
说回余逊先生，绝对是家学渊博。由他上中国历史文选，是北大历史系学生的幸运。
这个幸运，苏亦他们没机会体验了。
也只有诸位先生的口中，才会听到关于他们的故事。
高铭先生，提到世界史的杨人楩以及张芝联两位先生，也提到中国是余逊张政烺两位先生。
当然，张政烺先生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我们的专业课，主要是放在二年级和三年级上的，中国古文字学，上面一班是张政烺先生讲的，我们班就换成了唐兰先生讲。唐兰先生算是张先生的老师了，因此，他的名气更大。我们当年还是很高兴的。”
“甚至在唐兰先生给我们上课之前，我就读过他的《中国文字学》，开始唐兰先生来北大讲课，后来，唐兰先生就不来了，换成我们去故宫上课了。”
“后来，连同中国美术史中的绘画和陶瓷部分，也都在故宫上，因为给我们上这部分的先生也是故宫的徐邦达以及陈万里两位先生。”
“每一个星期都要乘车去故宫上一天的课，中国就在故宫食堂吃饭。而课堂就在坤宁宫后面邻近御花园的西北隅小房子，好像名叫‘静憩轩’，就是原钟表陈列室那一带地方，上课的时候，唐兰先生习惯手拿着紫砂茶壶，一边讲一边喝。”
“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爱讲郭老这儿错了，那儿错了，只有他在古文字考释方面是最高明的。唐先生最先讲甲骨文，后讲金文，发的讲义都是常见字的不同字形，讲完单字，再选讲若干重要的甲骨片和金文拓片。”
“徐邦达跟陈万里两位先生的课程也都是再故宫上课的，主要是便于出示典型标本，特别是观看古画。”
高明先生这段经历讲出来，让苏亦羡慕不已。
去故宫上课啊。
前世，苏亦知道的，就是社科院故宫学的学生经常去故宫上课。
因为故宫学，还有文物修复方面，专业指导老师都是故宫的专家。
故宫方面也有故宫学院。
然而，北大名头虽然响亮却没有这方面的待遇。至少现在，苏亦他们就没有这个待遇。
而且，听完唐兰先生的故事，苏亦也终于知道唐兰先生喜欢在课堂上怼郭老的故事出处在哪里了。
敢情是在这里。
高明先生古文字方面的造诣，跟唐兰先生、张政烺先生算是一脉相承了。
不过讲述各位师长的故事，最终还是回归到考古专业方面。
比如之前提到的夏鼐先生，还有接下来提及裴文中以及安志敏两位先生。
“当时，吕遵锷老师是裴老的助教，而李仰松老师则是安志敏先生的助教。这也是为什么吕遵锷跟李仰松两位老师分别上旧新石器两门课程的原因。”
“裴老的故事，估计你们都清楚了，那我就跟你们说说，安先生的故事吧。”
“安先生讲课很卖力，总是满头大汗，内容也讲得不错，有条有理，笔记也比较好记，他是国内最早将中国新石器文化进行分区的学者，也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分期与年代有所探讨。”
“苏亦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下安先生的文章《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拿过来看一看，应该是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八期，这是关于中国新石器文化最早的全面概述，功不可没。”
“
。当时，仰韶文化还没有分期，可以讲的材料很少，安先生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半坡、庙底沟都还没有发掘，更谈不到其他遗址了，所以，安先生讲课内容就是他研究的成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说各位先生讲述都是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原因，因为除了他们的成果，能讲的并不多。”
“关于安先生讲述的知识点，除了上面提到的文章之外，剩余的就收录在58年考古所出版的《考古学基础》里面，这是考古所培训的专用教程。现在，也有些陈旧了。因为严文明老师编写的讲义还有他关于仰韶文化的研究，都有了不少的成果。不过都是在安先生的基础上，做了补充以及拓展。这个方面，安先生走在前面。”
这是苏亦第一次在北大诸位师长的口中提到安志敏先生。
安先生性格分明，在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象形。在跟他合作过地方系统考古人员之中，安先生有些盛气凌人。
因为他从北京来的。
是考古所的专家。
属于首都来的权威专家，但因为性格的原因，在跟别人的合作关系之中，总会把关系弄的比较僵，尤其是西安方面，后来都不怎么跟考古所合作了。
有些高傲。
而且性格直来直去。
从高铭先生口中描绘出来的安先生的形象，也可以窥视一二。
一个在课堂讲课，都能讲得满头大汗的先生，性格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
这样的先生，性格往往有些火爆。
也算是符合苏亦对安先生的形象认知，不过高铭先生口中的安先生更加形象生动而已。
苏亦也不是一个只会闷头听故事，啥话都不说的学生。
他不是一个闷葫芦。
听着高铭先生讲课越来越深入。
苏亦也忍不住发问，“高先生，我听说，当年咱们考古专业还有《中国美术史》这门课程，是哪位先生上的啊？”
高铭先生说，“这门课名义上是郑振铎先生讲的。据说，我们上面年级开这门课时，郑先生亲自讲过绪论。到了我们班，虽然郑先生没有来过，但课程上仍保留他的名字，就文史楼阅览室张贴的各门功课指定参考书目录上也是这样。”
俞先生突然说，“郑先生确实给我们讲过《中国美术史》的绪论，其实，我大学时的志向是搞美术史，分配的第一志愿是中央美院，结果分配到考古所。当时考古所的所长是郑振铎，副所长梁思永和夏鼐。我听过郑先生讲过一次中国美术史，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最难搞的是美术史。”
这话，俞先生也曾经过苏亦讲过，所以，他印象深刻。
高铭先生继续说，“给我们班讲中国美术史的先生就挺多了。有阎文儒、宿白、徐邦达、陈万里先生，分别讲‘古代雕塑’、‘古代建筑’、‘古代绘画’、‘古代陶瓷’。古代建筑名义上梁思成先生的课，但梁思成先生社会活动多，大部分都是宿先生在讲，这个方面，跟苏亦你们现在差不多。所以，从我们开始，宿先生就开始讲古代建筑了。”
“这个时候，已经是三年级了，等于把中国美术史分为四个专题分开来讲。”
说着，高铭先生说到阎文儒先生。
“阎文儒先生讲课，有时候故意有点幽默，他就曾经说过和尚是无产阶级，因为和尚没有家、也没成家，这不就是无产阶级吗？”
噗嗤！
许婉韵笑了。
苏亦也笑了。
老先生这样调侃无产阶级，真的合适吗？
确实不合适。
高铭先生笑着说，“当时，同学们就不满了，觉得阎先生不能把和尚说成无产阶级。阎先生有点像传统的私塾先生，讲课语言偏陈旧，跟宿先生不太一样，但阎先生在石窟寺艺术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他曾经讲到佛像的衣褶，怎么样折年代早，怎么样折年代晚，这些细节的东西，没有一定的基础，很难理解。”
这时，俞先生突然说，“这些年，阎先生对咱们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做出了大量的贡献。”
于是，俞先生就补充了阎先生的故事。
60年阎先生应锡兰(斯利兰卡)的邀请，为编写《佛教百科全书》之中国石窟部分，组成一个联合调查小组，参加单位有中
。国佛教协会、北大以及甘肃新疆的有关同志。
从1961年开始至1965年，分三次先后对全国石窟进行了全面的系统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自阎先生开始系统调查后，遂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石窟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当中。自新疆返京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对古龟兹境内遗存的重要石窟遗迹加以介绍，面对石窟资料整理工作的不断深入，阎先生又产生全面系统研究介绍中国石窟的宏伟愿望。
不过十年时间，这项工作被迫停止了。
“70年代先生不幸因患颈、脊椎骨质增生症，而引发右手书写功能丧失。1977年先生已65岁，为继续写作开始练习左手写字，一年后，竟然书写自如。此后先生修改文稿，增补旧作，全用左书。”
这个故事，苏亦也是第一次听说。
当然，苏亦也不是第一次听到阎文儒先生的故事，之前复试的时候，在文史楼阅览室，他就曾经跟许婉韵聊到阎文儒先生。
前世，他曾经看过阎文儒先生的《中国石窟艺术总论》也就二十来万字，不算太多，却系统的论述中国石窟寺艺术演变脉络，配合着宿先生的《中国石窟寺研究》这本书来观看，查缺补漏，这是一种极为幸福的阅读体验。
不过，78年的时候，这两本书都没有出来。
或许是知道，苏亦许婉韵马世昌三人对阎文儒先生比较感兴趣，俞先生说，“如果你对阎先生的文章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他当年从西域返回以后写的《新疆最大的石窟寺遗址--拜城克孜尔石窟》《龟兹境内汉人开凿、汉僧住持最多的一处石窟--库木土拉》、《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等论文。这些论文对古龟兹境内遗存的重要石窟遗迹加以介绍，算是国内比较全面且系统的新疆石窟寺的文章了。未来，你们应该会需要这个方面的资料。”
苏亦他们仨都是研究佛教考古的。
未来很大的可能，就研究石窟寺考古，尤其是毕业论文，说不定就是以石窟寺为方向。
这个年代，要说国内还有哪部分的的石窟寺没有整理分期弄出报告的话，也就是新疆的石窟寺了。ωωw.cascoo.net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远，因为地广人稀。
所以说，西域一直以来都是考古人的处女地。
高铭先生关于阎文儒先生故事还在继续。
“那个时候，我们系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带领我们发掘，毕竟当时还没有田野实习带队老师。是阎文儒先生把我们班19个学生带到先交给陕西考古所，当时还叫半坡发掘队，58年的时候，才成立中科院陕西分院考古研究所，1963年归属陕西社科院，后改名陕西考古所。”
“当时，半坡发掘队的领导人是石兴邦先生，他是发掘队的队长，也是我们的导师。我们也是到了工地才知道考古是干啥的。然后就在半坡遗址进行半年的实习，主要还是参与半坡遗址的发掘，半坡遗址你们都不陌生吧？”
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都看过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西安半坡》。
因此，高铭先生继续讲。
“半坡遗址保存很好，各种各样的圆形的、方形的洞穴形房子，还挖了一些遗址和遗物，在实习的过程中，逐渐掌握各种田野考古的技术，这个时候，再回忆各位先生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感觉收获满满。可以说，我们对考古的认知就是从半坡遗址开始的，这次实习，让我们掌握了考古怎么分地层，怎么辨别土色，怎么清理扰乱坑，大量田野考古技术都是在半坡学习的。”
“甚至，我们实习完了也没有回家，都留在西安过春节了。”
于是，就在苏亦他们以为高铭先生，还要讲述半坡遗址实习部分的时候，高铭先生却一笔带过。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
高铭先生不讲了。
他说，“咱们先吃午饭，吃完午饭再讲。”
于是，苏亦就明显感受到当年在半坡一定发生什么事情了。
等苏亦他们快离开中关园，高先生才跟大家分享西安实习的故事，就算如此，高铭先生也讲的不详不细。
用高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未来合适的时候，再详细讲述，不着急。”
就算如此，苏亦几人也都呆在六点多才离开高铭先生的家中。
不过苏亦却婉拒留下来吃晚饭的邀请，愿意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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