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宽缓客奸:纵容奸臣。
欧阳修这一篇文章是一篇政论,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欧阳修政论的特点。现就其突出特色简析如下:一、揭露弊窦,尖锐犀利,毫无讳饰。面对宋王朝危机日迫之势,欧阳修忧心如焚。仁宗下诏成为有志改革之士抨击时弊、献救国之策的有利时机。欧阳修置个人利害于不顾,放胆直言,针砭时弊,提出扭转乾坤之策。其笔触所及,锋芒毕露,毫无顾忌,往往一针见血,痛切要害。将矛头所向,直指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可谓放胆之言。其后分析宋王朝所面临的五个难题,即“无兵”、“无将”、“无财用”、“无御戎之策”、“无可任之臣”,对此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陛下忧其未有,而臣谓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用者,未思其术也。”而“陛下皆不得而用”的原因是“朝廷有三大弊”:“一曰不慎号令,二曰不明赏罚,三曰不责功实”,并尖锐地指出,正是由于“三弊因循于上”,而导致“万事弛慢废坏于下”。揭示出宋王朝的病根在统治者身上。二、旁征博引,据事明理。本文运用的材料主要有两类:一是生动典型的史事。例如论述“三大弊”时指出“臣闻号令者,天子之威也;赏罚者,天子之权也。若号令不信,赏罚不当,则天下不服,故又须责臣下以功实,然后号令不虚出而赏罚不滥行。是以慎号令、明赏罚、责功实,此三者,帝王之奇术也。”遂举汉武帝、唐太宗之例证明。二是引证经典或名言警语。论证除要以事“立言”,更要以理服人。本文多处引用经典言论或为人所公认的名言警语作为立论的理论依据。所以这篇文章不只是在内容上是欧阳修政治观点的集中表达,而且在艺术特点上也很明显,所以很值得我们学习。
【答李诩书】
修白:前辱示书及《性诠》三篇,见吾子好学善辩,而文能尽其意之详。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与吾子卒其说。
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动静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恶是非之实录也;《诗》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兴衰之美刺也;《书》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尧舜三代之治乱也;《礼》《乐》之书虽不完,而杂出于诸儒之记,然其大要,治国修身之法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1。
予之所谓不言者,非谓绝而无言,盖其言者鲜,而又不主于性而言也。《论语》所载七十二子之问于孔子者,问孝、问忠、问仁义、问礼乐、问修身、问为政、问朋友、问鬼神者有矣,未尝有问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数千言;其及于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罕言也。
《书》曰“习与性成”,《语》曰“性相近习相远”者,戒人慎所习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者,明性无常,必有以率之2也。《乐记》亦曰“感物而动,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无不至也。然终不言性果善果恶,但戒人慎所习与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尔。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
修少好学,知学之难。凡所谓六经之所载,七十二子之所问者,学之终身,有不能达者矣;于其所达,行之终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汲汲于此而不暇乎其它,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圣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3而不暇也。今之学者,于古圣贤所皇皇汲汲者,学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
或有问曰:性果不足学乎?予曰:性者,与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恶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书》曰“惟圣罔念作狂4”是也;能修其身,虽小人而为君子,《书》曰“惟狂克念作圣5”是也。治道备,人斯为善矣,《书》曰“黎民于变时雍6”是也;治道失,人斯为恶矣,《书》曰“殷顽民7”,又曰“旧染污俗8”是也。故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以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问,六经之不主言,或虽言而不究,岂略之哉,盖有意也。
或又问曰:然则三子9言性,过欤?曰:不过也。其不同何也?曰:始异而终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10而不教,则是过也。使荀子曰人性恶矣,遂弃而不教,则是过也。使杨子曰人性混矣,遂肆11而不教,则是过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诸侯以行其道,或着书累千万言以告于后世,未尝不区区以仁义礼乐为急。盖其意以谓善者一日不教,则失而入于恶;恶者勤而教之,则可使至于善;混者驱而率之12,则可使去恶而就善也。其说与《书》之“习与性成”,《语》之“性近习远”,《中庸》之“有以率之”,《乐记》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则殊,察其用心则一,故予以为推其言不过始异而终同也。凡论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则哓哓13者可以息矣。
予之所说如此,吾子其择焉。
1究:究竟。
2有以率之:率,引导。
3皇皇:担心、忧虑。
4惟圣罔念作狂:圣人要是放纵自己的念头就会变成凡夫。
5惟狂克念作圣:凡夫要是克制自己的念头就能成为圣人。
6黎民于变时雍:
7殷顽民:商朝末年人民顽强、反抗。
8旧染污俗:恶劣的风俗染污人的心灵。
9三子:孔子、孟子、荀子。
10怠:懒散。
11肆:由它自己。
12混者驱而率之:混合的就区分并引导。
13哓哓:乱嚷乱叫的样子。
欧阳修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李诩,他是字原德,号是叫戒庵,到了晚年的是就自称为“戒庵老人”。他出生于正德元年,也就是一五零六年,而逝世于万历二十一年,也就是一五九三年,整整活到了八十八岁,所以他算得上是一个长寿的人了。他这个人可谓是一生遭遇都不好,考试七次都没有考中,到后来就干脆不考了,也不做官了,于是就在家里看书著书。闲居过日子,写了很多书来表达自己的文学以及人生简介。欧阳修这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人性问题,李诩也讨论过,所以欧阳修在这篇回信中来答复他,这人性论,自从孟子提出性善说之后,就引起了思想界长期的论争。到欧阳修时,争论的分歧主要围绕着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扬雄的性善恶混说及韩愈的性三品说等。欧阳修在本文中尖锐地指出,这种争论是“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认为“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作者先以自身经验说明,终身学六经尚“不能达”,专心致志实行古之圣贤的教导而“不暇乎其它”,以此推及“七十二子亦是汲汲而不暇”;“圣人”全力以赴“教人垂世”,更是“皇皇而不暇也”。也就是说,欧阳修在这篇文章中既不否认性善论,也没有否认性恶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里的善并不是善恶的善,而是纯净纯善,是一种无分别的状态,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人性,而有了善恶之别,就已经不善了。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回归到那种纯净纯善的状态,就像透明的玻璃一样,既没有染上好看的颜色“善”,也没有染上不好看的颜色“恶”,而回归到本来的透明状态,这就是真正的“善”,这才是人真正的本性。
【答吴充秀才书】
修顿首白,先辈吴君足下。前辱示书及文三篇,发而读之,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非夫辞丰意雄,沛然有不可御之势,何以至此!然犹自患伥伥莫有开之使前者1,此好学之谦言也。
修材不足用于时,仕不足荣于世,其毁誉不足轻重,气力不足动人。世之欲假誉以为重,借力而后进者,奚取于修焉2。先辈学精文雄,其施于时,又非待修誉而为重,力而后进者也。然而惠然见临3,若有所责,得非急于谋道,不择其人而问焉者欤?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4。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着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5,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先辈之文浩乎沛然,可谓善矣。而又志于为道,犹自以为未广,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难也。修学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于所悦,而溺于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励修之少进焉。幸甚幸甚!修白。
1自患伥伥莫有开之使前者:仍然担心没有人引导使自己更进一步。
2奚取于修焉:在我这里又能得到什么呢?
3惠然见临:承蒙您来找我。
4数年之顷尔:几年短暂的时间。
5轩序:房间。轩,为窗。序为堂前东西两厢房的墙。
欧阳修这一篇文章是他回给一位向他请教的后学的信,那位后学在信中想拜他为师,向他学习。我们都知道欧阳修在当时的文坛可以说的上是举足轻重,甚至可以说是当时文坛的领导人,所以有很多的后学向他学习,也正是在他以及后来的苏轼等人的手中,古文运动才得以完成的。再加上欧阳修为人的正直,更加得到海内外学人的敬仰和崇拜了。所以无数学子纷纷向他求教,本文这一篇的吴秀才也是其中的一人。我们现在来看看文章,这篇文章全文可以分成五个自然段,第一、二自然段作者赞扬吴充的才德,谦称自己不敢做吴充的导师。第三、四、五自然段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作者紧紧围绕“道”与“文”的关系,层层剖析,步步深入地展开论证。第三自然段尖锐地指出文弊的症结是“学道不至”:“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其原因是学者“有所溺”。接着分析了“有所溺”的缘由,其一是把文章作为顺时取誉、猎取功名的工具,一旦通过科举,就自满自足,止步不前;更有甚者,是“弃百事不关于心”,对现实生活漠不关心,为文而文,结果“职于文”而鲜至道。在分析世之学者写作弊端的基础上,第四自然段紧承前文,以孔子修订六经,“用功少而至于至”,以及孟子、荀卿的成就为据,鲜明地提出了“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即“道胜文至”的观点。欧阳修在这里说的“文以载道”的观点,我们知道是从韩愈那里继承过来的,整个“古文运动”的纲领性宗旨也就是这一点,所以从韩愈、柳宗元到欧阳修到苏轼、苏辙都自始至终秉承着这一点,才使得古文运动成功并在后来一千多年中成为主要的文章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