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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王论（第2页）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6，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7矣。

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

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8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9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

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哉10？

1谈天雕龙：战国时学说。

2坚白同异：战国时名家学说。

3以馆子上：

4役人以自养：役使别人来侍奉自己。

5区处条别：分门别类。

6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都不能穿着破衣服，吃不好的饭菜，而去供养别人。

7靖：安宁。

8椎鲁：愚钝。

9槁项黄馘：身体枯槁。

10此岂秦汉之所及哉：秦朝、汉朝是赶不上了。

苏轼这篇文章说到了在战国时代的齐楚燕韩赵魏这样六个国家的事情，我们知道苏轼的父亲苏洵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他的《六国论》，他在文章中说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的论点；然后以史实为据，分别就“赂秦”与“未尝赂秦”两类国家从正面加以论证；又以假设进一步申说，如果不赂秦则六国不至于灭亡，从反面加以论证；从而得出“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的论断；最后借古论今，讽谏北宋统治者切勿“从六国破亡之故事”。也就是说苏洵在那篇文章中告诉我们，六国之败就败在贿赂秦国上，而苏轼在这篇文章中从反面说出了六国之所以保存那么久，而秦帝国建立之后很快就灭亡的原因，在于六国曾供养了大批的客卿，而秦始皇却一个不留，这就是它们之间的分别所在。苏轼说有智慧的人，有勇气的人，有辩才的人，有力量的人，这四种人都是人民中的杰出人物，这类人大概都不能吃糠咽菜去奉养别人，而是要役使别人来供养自己的。因而古代帝王都先把这四类人安顿好，天下就太平无事了。六国的国君一点也不比秦始皇仁慈，可是他们却能“久存”，就因为这四种人得到安顿。农民想造反也没人带头。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把这四种人驱散，让他们同农民一样去耕种，他们不可能安心做农民，当然就会造反了。而我们知道苏轼这篇文章虽然名为《六国论》，实际上写的还是秦国论，而归于秦国的速亡，我们知道贾谊曾经也写过一篇《过秦论》，也是探讨秦国之所以速亡的原因，那就是在于没有施行仁义，把打天下的方式用来治天下，这是绝对不行的。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文章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地方。

【论商鞅】

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人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致胙1于孝公，诸侯毕贺。

苏子曰：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于大道，取以为史。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2，此司马迁之罪也。

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敦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3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4，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5，无足言者。而迁之言曰“不加赋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

夫尧、舜、禹、汤，世主之父师也。谏臣弼士6，世主之药石也。恭敬慈俭，勤劳忧畏，世主之绳约也。今使世主日临父师而亲药石，履绳约，非其所乐也。故为商鞅、桑弘羊之术者，必先鄙尧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谓贤主者，专以天下适己而已7。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

世有食钟乳、乌啄而纵酒色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8。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无足怪者。彼之所为，足以杀身灭族者，日相继也，得死于服寒食散，岂不幸哉！而吾独何为效之9。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呕血10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终不悟者，乐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祸之惨烈也。

1天子致胙：天子致礼表示嘉奖。

2庶几其成功：差不多要成功了。

3流血刻骨：残暴不仁。

4见疾于民：被百姓痛恨。

5斗筲之才，穿窬之智：微薄的才能。

6谏臣弼士：进谏的大臣和才德的官员。

7专以天下适己而已：只拿天下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8何晏：

9吾独何为效之：我为什么要学习他呢？

10服寒食散疽背呕血：吃寒食散的人身上长疮还吐血。

苏轼在文章中对商鞅变法是全面否定的，他认为司马迁在《史记》里肯定商鞅变法有功绩，是司马迁的一大罪过。苏轼也承认孝公用商鞅时期，秦国确实富强了。但也认为这是秦孝公“敦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我们来看看。这个商鞅，他是大约出生于公元前三百九十五年，而去世于公元前三百三十八年，他是卫国，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的人，而且他还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先秦法家的一个代表人物。当年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商鞅受到了秦国贵族的诬害，还有秦惠文王的猜忌，于是就被车裂而死了。他在秦国执政二十余年，使得秦国大治，历史上称他在秦国的改革为“商鞅变法”，使得秦国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不过他自己最后还是死于这个新法。原因就在于这个法太过暴虐了，简直到了刻骨的地步，所以百姓对他的憎恨以及对秦王朝的憎恨自然也就到了刻骨的地步。司马迁在史书中说由于变法，秦国“不加赋而上用足。”苏轼认为是无稽之谈。他引用司马光的话来驳斥说：“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这个评论确有一定道理。接着苏轼对司马迁肯定的商鞅、桑弘羊极力贬斥说。从这篇文章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对于商鞅和桑弘羊都是非常憎恶的，原因就在于一个用法家治国，治到了百姓对他恨之入骨的地步，这可想而知这种法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另一个实行新经济政策，使得盗贼半天下，这样的政策当然是与民对立的了，所以苏轼要极力地反对他们。这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