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引去:贬官。
5通守:出任地方长官。
6驭吏如束湿:管制官员,摧得很紧。
7被旨鞠吏士有罪者:带着旨意逮捕那些有罪的官员和读书人。
8按:论罪。
9侵:侵犯、攻击。
10逗挠不进:畏怯而按兵不动。逗挠,不动。
11伏其辜:辜,罪。
12太刚则折:太刚硬的东西容易折断。
苏轼这篇文章说的是关于刚正的问题,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人格,不过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我们却常常埋怨说,那些刚正的人太不近情理,这是由于我们今人的道德水平大大下降的原因,而在一个真正崇尚高尚的道德的社会里,这种正直的刚正的人格,是一定会被人尊崇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某些真正刚正的人在社会中处境不太好时,应该起心去助他一臂之力,让他真正成就,发挥出自己的才能来,而为社会创造价值。首先苏轼是从孔子的论断、常人的爱憎、亲身的体验三个角度来论证的,都是采用“对说”的写法,归结到“仁”与“不仁”上来。先引用孔子的话作为主论:“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是说刚正坚定、朴质不善说话的人,接近仁。花言巧语、假装和善的人,很少仁。把“刚毅木讷”和“巧言令色”这两种不同的人加以对说,从而突出“刚者必仁”。再用常人的爱憎作为旁证。人们喜欢刚正的人,并非喜欢他那刚正的表面形式,而是喜欢他仁爱的本质。人们讨厌阿谀奉承的人,不是讨厌阿谀奉承的表现,而是讨厌他不仁的坏思想。把刚正的人和阿谀奉承的人加以对说,说明常人是喜欢刚正仁爱的人。接着些苏辙因政见不合,辞去条例司官职时,和当朝丞相王荆公当面反唇相讥,使王荆公无言以对。说明子由从不畏惧权贵,敢于直言,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并且苏轼在这篇文章中,当说到刚的时候,也是和仁爱起说的,因为他认为真正刚正的人一定是真正仁爱的人,而真正仁爱的人,也是真正刚正的人,只是时候没到,没表现出来而已。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稼说】
盍1尝观于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余。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2,而地力得全;其食足而有余,则种之常不后时,而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亩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耰、铚、艾3,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4,而地力竭矣,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
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者。闵闵焉5,如婴儿之望长也,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虚者养之以至于充。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信于久屈之中6,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
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7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已妄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于归过京师,而问焉,有曰辙、子由者,吾弟也,其亦是语之8。
1盍:何不。
2更休:交替着不种植。
3锄、耰、铚、艾:农耕工具。
4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把农田里面弄得像鱼鳞一样,比喻把农田弄得很乱。
5闵闵焉:小心谨慎的样子。
6信于久屈之中:在长期的培育过程中讲求信用。
7吾子:您。
8其亦是语之:也把这段话告诉他。
苏轼这篇文章是借着说种庄稼的情形来说明当时宋朝的情形。我们知道在整个有宋一代,可以说都面临着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首先就是边患问题,我们知道宋朝的边患从它开始建立之时起,就一直存在着,而且虽然情况不断变化,但是由于自己的治理不到位,所以导致这种外患情况越来越严重,终于在最后被灭掉,这是有宋一代自始至终都非常关注的问题。第二个大问题就是宋朝的教育问题,说的更加明确一点,就是崇文抑武的策略,我们知道宋朝自始至终对于读书人、对于士大夫都是非常尊重的、崇扬的,但是对于武臣却一点都不重视,这也是与宋朝建国的历史有关的。赵匡胤鉴于五代动乱的缘由情况,所以就对武臣不是那么信任,于是就大力地提拔文臣,这导致整个宋代一代都是在文化上可以说是取得了灿烂的成就,但是在武功上却是屡屡败绩,这当然是不行的。第三个大问题其实是跟边患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也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经济财政的问题,我们知道有宋一代对于官员们、士兵们的赏赐和对于外敌的岁币都是非常高的,这一个结果就导致不得不大大地搜刮百姓的民脂民膏,所以就导致民穷国也穷,所以就自然造成了百姓对于朝廷的反抗,造成了百姓和政府的对抗,造成了百姓的叛乱,这就是很显然的问题。第四个问题也是跟边患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军队的问题,由于宋朝不重视武臣,自然对于军队的训练、管理都是用文臣,当然也就不怎么管理、训练得好了,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士兵不能上阵打仗,却在欺压百姓这方面倒是有一套,这自然使得百姓更加仇恨了,另外这些士兵打不了仗,当然就使得国家被外地欺负了。所以这几个都是有宋一代,政府非常关心的问题,范仲淹和王安石变法其实都主要是针对这几个方面来探讨的。这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醉白堂记】
故魏国忠献韩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乐天《池上》之诗,以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羡于乐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闻而疑之,以为公既已无愧于伊、周矣,而犹有羡于乐天,何哉?
轼闻而笑曰:公岂独有羡于乐天而已乎?方且愿为寻常无闻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将使任天下之重,则寒者求衣,饥者求食,凡不获者求得。苟有以与之,将不胜其求。是以终身处乎忧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岂其所欲哉!夫忠献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将归老于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释1也。当是时,其有羡于乐天,无足怪者。然以乐天之平生而求之于公,较其所得之厚薄浅深,孰有孰无,则后世之论,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乱略,谋安宗庙,而不自以为功。急贤才,轻爵禄,而士不知其恩。杀伐果敢,而六军安之。四夷八蛮想闻其风采,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乐天之所无也。乞身于强健之时,退居十有五年,日与其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园池之乐。府有余帛,廪有余粟,而家有声伎之奉。此乐天之所有,而公之所无也。忠言嘉谟2,效于当时,而文采表于后世。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此公与乐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将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古之君子,其处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实浮于名,而世诵其美不厌。以孔子之圣,而自比于老彭,自同于丘明,自以为不如颜渊。后之君子,实则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藏武仲自以为圣,白圭自以为禹,司马长卿自以为相如,扬雄自以为孟轲,崔浩自以为子房,然世终莫之许也。由此观之,忠献公之贤于人也远矣。
昔公尝告其子忠彦,将求文于轼以为记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彦以告,轼以为义不得辞也,乃泣而书之。
1释:放他走。
苏轼这篇文章说的是韩琦的情况,韩琦我们也知道有他的传记,而苏轼这篇文章虽然说的是韩琦用不着羡慕白居易,但是实际上是韩琦的一个小小的传记,还兼及他的心理状态。我们知道传记,它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文学形式。我们知道传记主要是用来记录一个人物的生平一些比较重要的或者能突出这个人的独特之处的事迹,无论事件的大、小斗可以,一般是依照一些书面的或者是口述的回忆和调查这些相关的资料,然后再根据要求对这些资料加以选择性的编排和描写,并且再加以说明,这样就写成了一篇传记。我们知道传记和历史的关系实际上也是非常密切的,甚至于对于一些写作年代比较久远的传记,我们一般都就直接把它们当做史料来研究。一般来说是他人记述,但也有一些是自己来记述的,这样的传记就被称为“自传”。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中,这个传记一般包括以记述翔实史事为主的史传和以记述传主事迹过程为主的文学性传记这两扬中情况,前者主要是依据史实,而后者一般会参杂作者自己的虚构和情感这样一些文学性的东西,所以前者的历史性较强,而后者的文学性较强。苏轼在文章的最后说韩琦羡慕的并不是白居易,而是羡慕那种超越的高境界,那才是真正的齐生死、等荣辱的高境界,只有这种境界才是韩琦真正向往的生活状况,而不只是白居易能够早早地退休,在家里安度晚年。不过我们借着苏轼这里对韩琦的论述,也能觉察出苏轼自己的心境来,我们知道苏轼是一个在儒释道三家的学问上都有很深的造诣的人,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千古奇才,真的是在各个领域都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所以他由于受到道家和佛家的一些影响,虽然并不能说真正对他在实质上有什么大的改变,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心性,使得他也向往那种高妙的超越的境界,至少能够在凡俗的尘世中保持一种超越的高妙,保持一种超脱的境界,而不被其所完全羁縻,这确实是比起常人来更加具有智慧一些。这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