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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第1页）

沈时雨小时候住在朝天门码头附近的一条巷子里。巷子很窄，两个人并排走肩膀会碰在一起，墙根长年潮湿，长着一层暗绿色的苔藓。她家在一栋老居民楼的五楼，没有电梯，楼梯间的灯总是坏的，她每天放学回家要摸黑爬五层楼，数着台阶，一、二、三，拐弯，四、五、六，再拐弯，到家门口的时候刚好三十六级。

她妈妈李秀兰在码头批发市场卖衣服。每天早上天没亮就出门，晚上天黑了才回来。沈时雨放学后没有人接，她自己走回家，放下书包，趴在窗台上看江。江面上有船，有大船，有小船，有那种拖着一长串驳船的拖轮，突突突地响，像一只巨大的蜈蚣在水面上爬。她看着那些船，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不知道它们到哪里去。她只知道它们不会停在这里。

她爸爸在她五岁的时候走了。不是死了，是走了。去了哪里她不知道，李秀兰从来不提，她也不问。她只知道家里少了一个人，但日子还是照样过。李秀兰照样早出晚归，她照样自己上下学，照样趴在窗台上看船。有时候她会想，爸爸是不是也坐船走了。坐哪一艘呢？那艘船现在在哪里呢？她不知道。她只知道江面上的船很多，但没有一艘是为她停的。

八岁那年，她第一次去了码头。是学校组织的春游，老师带着他们去朝天门广场看两江交汇。嘉陵江的水浑一些，长江的水清一些，两条江撞在一起，拧成一股，往东边流去。老师让他们看，说这是重庆最著名的景色。沈时雨看着那两股水撞在一起的地方，看了很久。她说不清那是什么感觉。不是好看，不是壮观，是一种“原来水也可以这样”——从很远的地方来，在这里撞一下，然后继续往很远的地方去。她蹲下来，把手伸进水里。水很凉，从她的指缝间流过去，没有停。她把手抽回来，看着手指上的水珠，看了几秒，在裤子上擦了。

十三岁那年，她第一次拿起摄像机。是学校电视台的，一台很旧的DV，磁带式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老师让他们拍“我眼中的重庆”。别的同学都去拍解放碑、洪崖洞、轻轨穿楼，沈时雨一个人去了码头。她蹲在台阶上，拍那些等船的人。有老人、有小孩、有挑着担子的小贩、有抱着婴儿的年轻母亲。她没有拍他们的脸，她拍他们的脚——有穿皮鞋的、有穿布鞋的、有光着脚的、有趿拉着拖鞋的。那些脚站在台阶上，站了很久，然后动了，走了。她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但她觉得，拍下来就好。拍下来就不会丢了。

那天下雨了。她没带伞，把DV塞进衣服里，弯着腰跑回家。到家的时候全身湿透了，DV是干的。她把它放在桌上，看着它，看了很久。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个东西。她只知道，如果不把它护住，那些脚就白拍了。那些人就白等了。

初中毕业那年，她跟李秀兰说想学拍片子。李秀兰正在阳台上浇花，水壶里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她停了一下，水歪了，浇在了地板上。她没有扶正。

“学那个干嘛？”李秀兰问。

“想拍。”

“拍什么？”

沈时雨想了想。“……拍人。”

李秀兰没有再问。她把水壶放正，继续浇花。“学费贵不贵？”

沈时雨不知道。她没查过。她只是突然说出来的，像是一句话在自己肚子里待得太久了，憋不住了。“我去查。”她说。后来她查了，很贵。贵到她站在电脑前看着那个数字，站了很久。贵到她觉得那句话不应该说出来。但李秀兰后来还是让她学了。没有说“我供你”，没有说“你要好好学”，只是每个月按时把钱打到她卡上。沈时雨不知道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她不敢问。

高中那三年，她每天放学后去码头。不是去玩，是去拍。她把那些等船的人、那些卖东西的人、那些在台阶上坐着发呆的人，一个一个地拍下来。她拍得很慢，有时候一天只拍几分钟的素材。她学会了怎么在人群中不被人注意，学会了怎么把摄像机藏在衣服里，学会了怎么在别人看过来的时候假装在看别处。她不想打扰那些人。她只是想看着他们，把他们记下来。

有一次她拍一个老人。老人坐在台阶上，旁边放着一个编织袋，里面装着他捡的塑料瓶。他低着头，好像在打盹。沈时雨蹲在不远处，把镜头对着他。她拍了很久，久到腿麻了。然后老人抬起头，看着她。她没有躲。老人看了她几秒，然后笑了。“你拍我干嘛？”他问。沈时雨想了想。“……怕忘了。”老人没听懂，但也没再问。他站起来，拎起编织袋，走了。沈时雨看着他的背影，看了很久。她没有跟上去。她知道她不会再见到他了。但她把他留在了磁带里。

高考那年，她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不是最好的那个系，是摄影系，录的人不多，她刚好是最后一个。李秀兰知道的时候，正在阳台上浇花。水壶歪了，水浇在了地板上。她没有扶正。她站了很久，久到水壶里的水都流完了。

“北京。”她说，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

“嗯。”

“远。”

“嗯。”

李秀兰没有再说话。她把水壶放在地上，转身进了屋。那天晚上沈时雨听到她在房间里打电话，声音很低，听不清在说什么。第二天早上，李秀兰把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学费。”她说。沈时雨看着那张卡，没有拿。“哪来的？”她问。“你别管。”沈时雨没有继续问。她拿了卡，装进口袋。她知道问也问不出来。李秀兰不想让她知道的事，她永远都不会知道。

去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沈时雨一个人去了江边。她坐在台阶上，看着江面。船很少，灯很暗，风很凉。她不知道北京有没有江，有没有船，有没有鸽子。她只知道她要去一个没有江的地方了。她坐在那里坐了很久，坐到天快亮了。然后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转身回家。她没有哭。她只是觉得胸口有一个地方空空的，像被人挖走了一块。不是疼，是空。那种空，像码头上的台阶——人走了，台阶还在，但没有人再坐在上面了。

在北京的日子比她想象的难。不是课业难，是“你从哪里来”这个问题难。每次有人问她是哪里人，她说重庆。对方会说“哦，火锅”，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她不是不会聊，是不想聊。重庆不只是火锅，不只是轻轨，不只是洪崖洞。重庆是码头，是台阶，是那些等船的人。但她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说这些。她试过一次，跟一个同学说她在码头拍的那些人。同学听了，说“你好文艺”。沈时雨没有再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