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马球技术的提高,除了军队中有一批骨干之外,在皇家内园也有一批从全国各地挑选来的马球运动专业人员。在唐代的史籍中,常常可以看到各地节度使向皇帝献“打球供奉”的记载。打球供奉虽然有很高的技术,但在皇帝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娱乐的玩具而已。他们的生命和生活,都是得不到保障的。唐敬宗李湛是一个喜怒无常,以别人的伤残为欢乐的残暴君主。他常常叫打球供奉半夜赛球,以致经常发生“碎首折臂”的惨事。而他却以此为乐,残酷的暴虐行为终于激起了打球供奉们的反抗。据《资治通鉴》记载,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李湛在郊外打猎,回到宫殿已是夜半,忽然心血**,把打球供奉从睡梦中唤醒召来,要他们打球作乐。这时马已困乏,人无准备,又是夜半昏黑,更容易发生危险事故。而李湛一意孤行,毫不听人劝说,为了满足其残暴的本性,非要人伤马残不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打球供奉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人,联合起来,杀死了李湛。在警卫重重的皇官中,这几个打球供奉杀了皇帝,当然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苏佐明等人虽然并不是有计划的起义,并没有象罗马帝国的角斗士斯巴达克斯那样,率领一部分义军,摧毁帝国的统治,但他们在封建思想禁锢的皇宫中,敢于拿起武器,杀死被尊称为天子的偶像,这种反抗精神,也是值得赞扬的。而他们勇敢无畏的品质,不能说和从事马球运动没有关系。
(四)天下承平不忘练武
唐代人的诗文中对社会上的马球活动记载颇为详尽,但是有关马球比赛的方法规则记述甚少。《宋史·礼志》和《金史·礼志》在这方面却有较详尽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到,我国唐、宋时期的马球运动已具备了较完整的规则。而比赛的方法则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唐代采用双球门,南宋、金国和以后的明代则是用单球门。这种改变,可能受当时足球运动方法的影响,也和社会的习俗风气有关。双球门的比赛方法激烈,直接对抗争夺,含有极大的危险性。单球门是在一个门前争夺射门,危险性就小得多了。这就促成了改革。但马球运动的这种改革也与足球运动一样,在训练体力和意志上,都是一个退步。
《宋史·礼志》上有”打球本军中戏”的记载,但在其它史料上却很少看到有关军中打球的详细资料。作为军事训练的马球,在北宋时期是衰落了。这种衰落,和北宋的军事战略有关。
北宋的国土比起唐代来是大大的缩小了,对外族的侵略又采取守势。骑兵是一种进攻的兵种,不适用于防守战术。因此,北宋是不重视骑兵部队的建设的,从而也就不重视马球运动的开展。保守的局面是不能长久的,北宋朝廷终于被强大的金国灭亡了。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匆匆忙忙地跑过了长江,在I临安城(今杭州市)建立了南宋小朝廷。他的儿子赵杖在人民要求收复国土的抗战声中,登上了皇位。赵扶表示了主战的决心,在临安城建筑了一个用油布遮盖的室内马球场,亲自率领御前的将帅练习马球。
赵扶主张抗战、建设骑兵的行动,很快就在南宋军中收到了效果。陆游是南宋的爱国志士,他一生渴望民族复兴,祖国统一,临终前还写下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有名诗句。他四十岁时投笔从戎,参加了四川宣抚使的军队,经常驻军南郑。南郑是南宋向北进攻的前哨阵地,军事训练最能体现南宋朝廷的战略意向。在陆游的诗中,多次提到在南郑的军中开展马球活动的事:“军中罢战壮士闲,梁州球场日打球。”“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射堋命中万人看,球门对植双旗红。”“闲试名弓来射圃,醉盘骄马出球场。”“打球骏马千金买,切玉名刀万里来。”可见南宋军中为了适应主动进攻的战术需要,建立了拥有三万匹马的强大骑兵部队,因而积极地开展了马球运动。可惜,南宋的这种好景不长,赵杖的抗战决心,随着符离集一役失败而烟消云散,西湖的游艇上又恢复了宴饮歌舞,南宋的马球运动重归于寂寥。
从南北宋马球运动的兴衰来看,它始终是和军事战术的需要相关连的。与此同时,建国于北方的辽国和其后的金国,马球运动却较普遍地开展起来。辽国是契丹族,于947年建立,国土包括内外蒙古及东北地区。据《辽史》记载,辽国的马球是由中原地区传播过去的。辽穆宗耶律琼曾要北汉主(刘曼建立的割据政权)进贡打球衣和经过训练的打球用马;而在辽穆宗以前,在《辽史》上是没有关于打马球的记载的。
辽国在穆宗引进马球之后,在皇帝和贵族的倡导之下,马球运动迅速发展起来。辽圣宗耶律隆绪就是一个十分喜爱打马球的皇帝,经常和诸玉、大臣一起打马球。据《辽史》记载,为了这事,谏者大夫马得臣还谏议他不宜参加打球,理由有三条:“君臣争胜,君输臣喜,一不宜也。争心竞起,礼容全废,二不宜也。马或惊蹶,圣体亏损,三不宜也。”但辽国的马球运动。并未因此停止开展。
1115年,女真族的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国。
1125年灭了辽国,占领了辽国的全部土地,也继承了辽国的社会习俗。
《金史》上说:“击球之戏,迹辽俗也,金因尚之。”金国接受了辽国打马球的风俗,并且进一步把赛马球作为礼节,规定在端午节这一天,行过拜天礼后,举行球策。
金国和辽国一样,许多皇帝和贵族也是喜欢打球的。据《金史》记载,金世宗完颜雍就很喜欢打球。他的司天监马贵中也上书谏议他不要打球,理由也是“围猎击球皆危事也”。但是,完颜雍不听,他说:我的祖先是以武定天下的。现在天下承平,岂能忘武!马球是一种很好的练武活动,我亲自参加马球活动,就是向天下人表明不能忘了武事。
到了元明,端午节打球的风俗仍然留存在我国北部的土地上。明太祖的第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一直驻守在金国大都的故址(即今北京市)。1403年朱棣起兵“靖难”,当上了皇帝,并迁都到北京。永乐十一年下令,规定在端午节这一天进行击球、射柳之礼:并在当年五月亲临球场,观看大臣赛球。明代的马球运动,虽因后来军事战略关系而未积极开展,但端午节打球的礼制,却一直延续到明朝后期。现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宗行乐图卷》中有打马球的场景,可为佐证。
辽、金、明的马球发展情况也和宋朝一样,主要是适应军事发展的需要。我国北方有广阔的平原,适用骑兵部队。因此,在北方建立的政权,都重视骑兵部队的建设,因而也重视马球运动的开展。
(五)马球的兴衰
唐代的马球盛行时,不仅有男子参加,也有女子参加。唐诗人王建的《宫词》中说,“新调白马怕鞭声,隔门摧进打球名”。就是指的皇宫内宫女打球。唐代女子打马球完全是为了娱乐。剑南节度使郭英又看女伎打球作乐,每天得花费数万钱。五代的前蜀主王建,也最爱看女子打球。他的妃子花蕊夫人写了好几首有关马球的诗。其中有“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的诗句,就是形容女子打球时的动态美。作为军事训练的马球,在南宋就逐渐衰落了,但作为娱乐活动的女子马球,在皇官中却一直继续。宋哲宗时的进士王硅,宋徽宗赵佶,南宋宁宗的杨皇后,在他们写的三家《宫词》中,都有关于女子打马球的诗。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描写宫女打球的情景是:“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人间但见其图画矣。”可惜这只不过是马技和服饰的展览,看不出打球的激烈争夺。
到了清代初年,马球就完全绝迹了。这和清王室的禁止人民练武、养马的政策有关。《东华录》记载顺治五年的禁令:“今各处土贼,偷制器械,私买马匹,毒害良民,作为叛乱。今特为禁约:任事及文武官员及战士外,若闲散官、富民之家,不许畜养马匹,亦不许收藏铳炮,甲胄、枪刀、弓矢、器械。有不遵禁令,是怀叛逆作贼之心,若经搜获,本人处斩,家产妻人官,邻右十家长杖流。”这样严厉的处罚,人民如何敢养马?没有马又怎能开展马球活动?
康熙十年之后,清王室的统治逐步稳固,原来严厉禁止养马的命令稍稍放松。但作为军事训练的马球没能恢复,只是作为社会娱乐的马球曾一度出现。清剧作家孔尚任和其他几个诗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在北京西郊自云观庙会上,看到了女子马球表演。这事写在他们所作的《燕九竹枝词》里。其中有一首描写女子马球表演的诗是:“谁家儿郎绝纤妙,马上探丸花里笑。翠袖妖娆得得来,星眸偷掷输年少。”
原来少年参加的人吼马嘶的马球活动,现在只剩下“翠袖妖娆”在“马上探丸”。到了清中叶以后,却连这一点遗迹也没有。
(六)寒食宫人步打球
唐代社会除了盛行骑马打球而外,还有一种不骑马的持杖打球,称之为步打。还是前面提到的王建的《宫词》诗说:“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从这首诗可以知道,步打也是清明节宫女的一种娱乐活动。《宋史·礼志》在记述了马球礼仪之后说:“又有步击者,时令供奉朋戏以为乐云。”说明了宋代社会上也有步打球。步打球也盛行于北方的辽国和金国,被称为捶丸。到了元代初年,捶丸运动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比赛方法、场地设备和器具规格以及赛球规则。有一个署名宁志的老人,把上述内容写成了一本书,名《丸经》。《丸经》的序言就提到,捶丸运动是“卫生之微奥,而训将练兵之一技也。”既可“养其血脉”,又能“怡怿乎精神”,达到身心健康。在六百年前,就能如此科学地认识体育运动的价值,这是对我国体育史的极大贡献。山西洪洞县水神庙的壁画,就反映了元代喜好步打球的风尚。到了明代,步打球得到更广泛的开展。周履靖在重刻《丸经》的跋上说,他年轻时,走过许多大小城市,看到不少的青年在做步打游戏。如《明宣宗行乐图卷》就有宣宗和他的内侍们步打球的图象。明代杜堇画的《仕女图》中,也有几个妇女作步打游戏。从上述绘画中可看到参加步打活动的人,有皇帝及其内侍,也有一般仕女。可见,步打球受到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喜爱。
步打球也和足球、马球一样,在清皇朝禁止人民练武的情况下逐渐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