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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壶奕棋的发展历程（第1页）

投壶奕棋的发展历程

（一）雅歌投壶

奴隶社会是非常重视射箭的。奴隶主生了个男孩子，要在门上挂一张弓，并用六支箭向天地四方各射一支，表示这个男孩子长大了，要使用弓箭去征服四方。在各种大的宴会上都要进行射礼。自天子、诸侯及至大夫、士，各有不同的射礼仪式。不能参加的人必须“辞以疾”，到了春秋末年，奴隶主阶级已经腐化堕落，许多人拉不开弓，射礼不能进行；于是就把射箭改成为投壶。投壶，就是把没有箭头的箭杆投到酒壶中去。这样一改就省力多了，用不着费劲拉弓，也不需要平时练习，到时拿起箭杆就投。各国诸侯根欢迎它，于是投壶就代替了射箭礼仪。春秋末年，晋平公去世，晋昭公即位。昔国是当时诸侯的盟主，齐、郑、卫诸国的国君，都到晋国来祝贺并进行会盟。普侯第一个拿起箭杆来投壶。晋国大夫中行穆子替晋侯说祝词：“寡君中此，为诸侯师”。齐侯本来就不服气晋国做盟主，听了这样的祝词更不高兴，拿起箭杆，也说了祝词：“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会后，伯瑕责备穆子说：“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祝词呢?须知壶是很容易投中的啊!”

秦汉以后废除了射礼，投壶便成为一种宴宾的娱乐。南阳汉画像石中有《投壶图》，图中间是主宾两人对坐投壶，旁有侍者三人。投壶虽然已不是正规的礼仪，但仍是一种高雅的活动。据《东观汉记》记载，东汉的大将祭遵，“取士皆用儒术，对酒娱乐，必雅歌投壶。”投壶和雅歌连在一起，成为儒士生活的特征。

汉代的投壶方法较之春秋战国时期有极大改进。原来的投壶是在壶中装满红小豆，使投入的箭杆不会跃出。汉代不在壶中装红小豆，可使箭杆跃出，抓住重投；可以一连投百余次，“谓之为骁”。《西京杂记》说，汉武帝时有一个郭舍人善投壶，可以“一矢百余反”。“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魏晋时也流行投壶，投壶的技巧又有所发展。有一个叫王胡的人，可以闭上眼睛投壶，百发百中。石崇家里有个伎女，可以隔着一架屏风投壶，也是百发百中。晋代在广泛开展投壶活动中，对投壶的壶也有所改进，即在壶口两旁增添两耳。因此在投壶的花式上就多了许多名目，如“依耳”、“贯耳”、“倒耳”、“连中”、“全壶”等。

投壶和我国古代的足球、围棋，都东传到朝鲜。据《新唐书·高丽传》记载，“高丽其君居平壤城，俗喜弈、投壶、蹴鞠”。

由于投壶是由射礼演变而来的，汉代投壶成为儒士的高雅活动。魏晋以后，投壶翻出了不少花样，一些正宗儒派于是大为不满。宋朝司马光在反对新法失败之后，居住在洛阳，“每对客赋诗、谈文或投壶以娱宾，公以旧格不合礼意，更定新格。虽嬉戏之间，亦不忘于正也，此足以见公之志。”司马光重订的“投壶新格”。主张“倾斜险波不足为善”，把一些含有技巧的花样动作删掉，使投壶成为“纳民心于中正”的活动。经过司马光这一番改革，投壶脱离了人民，也脱离了娱乐活动的范畴，而成为一种复礼活动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尊孔复礼之风甚盛，四省联军司令孙传芳在南京组织婚丧祭礼制会，并提倡投壶，拉拢了一些知名的学者参加。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对章太炎参加了投壶表示不满，“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参与投壶”。这里的投壶，已是尊孔复礼的象征。

（二）奕秋诲奕

围棋和象棋，都是我国古代人民所喜爱的娱乐活动。由于棋类活动具有竞赛的特点，国际上把它也列入体育竞赛之中。

《世本》载：“尧造围棋”。《博物志》载：“或日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敦之。“尧、舜是传说人物，造围棋之说更不可信。但反映了围棋起源甚旱。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围棋已在社会上较广泛的流传了。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59年，卫国的国君献公被卫国大夫宁殖等人驱逐出国。后来，宁殖的儿子又答应把卫献公迎回来。文子批评道：宁氏要有灾祸了，“奕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尹文子》上也说，“譬如奕棋，进退取与，攻劫收放在我者也。”“举棋不定”、“攻劫收放”都是围棋中的术语，而用来譬喻处世的哲理，说明围棋活动在当时社会上已经广泛地开展。

《孟子·告子》载：“奕秋，通国之善奕者也。”怎么确定奕秋是通国的选手呢?这一定是通过无数次的比赛，才能得出来的。可见在战国时，社会上的围棋比赛是很多的。《孟子》上又说：“使奕秋海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反映了在俄国时期围棋技术已有一定的水平，所以才有了专门教棋的教师。

河北等地出土了汉代的石制棋盘。汉代的围棋手已开始分级。桓谭在《新论》上说，围棋手分上、中、下三等。南北朝时棋手按技分为九品，和现在日本围棋有九段是一样的。邯郸淳的《艺经》上也说，“围棋之品有九”。《南史·柳恽传》记载：“梁武帝好奕，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棋品的等级是经专人评定的，仅南朝梁武帝一个朝代就有近三百人人品。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称“善围棋之无比者”为“棋圣”。以上这些史实，都说明当时人们对围棋活动的重视。

唐初设置文学馆，馆内有专门的围棋博士。唐玄宗时改置翰林待诏，“为文学侍从之职”。围棋待诏是属于翰林院的。这种看重围棋的制度为两宋所继承，直到南宋灭亡才废除了翰林院的围棋待诏。唐代围棋待诏中最出名的是王积薪。他在年轻时与国手冯汪在太原金谷园中奕了九局，结果大胜。人们把这九局棋谱记下来，称之为《全谷园九局谱》。唐代已有围棋国际比赛，据《杜阳杂编》记载：“大中二年，日本国王子来唐。王子善围棋，上敕顾师言待诏为对手，至三十三下，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

关于棋盘，历代都有发现。河南安阳曾出土有隋代自瓷围棋盘，其制作已是相当考究的。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的棋艺。敦煌石窟中藏有唐代《棋经》写本残卷。新疆阿斯塔那出土有唐代《仕女围棋》绢片。五代周文矩绘有《重屏会棋图卷》。元代建筑的山西洪洞水神庙壁画中有奕棋图象。这些文物更加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围棋普遍开展的情况。

明代民间围棋竞赛之风甚为盛行。棋艺水平得到迅速的提高。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三个著名的围棋流派，即永嘉派、新安派和京师派。清代围棋好手辈出，围棋名著刊刻流行。康熙时的范西屏，十二岁就成为国手。他战无不胜，威震全国，著有《桃花泉棋谱》。能和范西屏相抗衡的是施定庵，袁子才撰《范西屏墓志铭》上说：“海内惟施定庵一人差相亚也。”施定庵著有《弃理指归》。他们两人都是海昌人（今浙江侮宁县），后人遂称之为“海昌二妙”。

关于象棋起源时间说法不一。南北朝的文学家庚信写了《象棋经赋》，可知其流行时间之早，但当时还未定型。据《续艺经》载：“昔神农以日月星辰为象，唐相牛僧孺用车、马、将、士、卒加炮，代之为棋矣。”从牛僧孺在原来的棋子之中加上炮这一点看，大约隋唐之际才形成了象棋的格局。经过发展补充，到了宋代才正式定规下来，有传世的铜棋子可证。

宋人刘克庄有《象棋》诗：“屹然两国立，限以大河界。三十二子者，一一俱变态。运炮无虚发，冗卒要精汰。昆阳以象奔，陈涛以车败。匹马郭令来，一士汲黯在。献虏将策勋，得隽众称快。”南宋末年陈元靓编的家庭百科全书《事林广记》中，已刊载了两局棋谱。

明清两代象棋得到广泛的发展，产生了不少名手，也出版了许多棋谱著作。如徐艺的《适情雅趣》、朱晋桢的《桔中秘》、王再越的《梅花谱》、张乔栋的《竹香斋象戏谱》等，都是较为著名的。这些著述为我国象棋的普遍开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