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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所在国家的现状（第2页）

“那根据你的观点，帕噶乃尔，”格雷那凡说，“这场战争要打到塔拉纳基省和奥克兰省啰？”

“我想是的。”

“也就是麦夸里号搁浅后，我们被扔下来的地方？”

“正是。我们上岸的地方就在卡菲亚港以北几英里，或许毛利人的大旗还在卡菲亚港上空飘扬着呢。”

“那么，我们较为明智的选择就应该是向北走。”格雷那凡说。

“的确，向北走最为明智。”帕噶乃尔回答，“毛利人仇恨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如果我们能碰上欧洲军队的某个小分队，”格雷那凡夫人说，“那我们就幸运了。”

“也许能吧，夫人，”地理学家回答，“但是，不要抱太大希望。孤立的小部队一般是不会在荒野里走动的，因为任何小树丛、小荆棘丛里，随时都可能躲藏着土人机灵的射手。我们不能把希望放在受第四十团士兵的保护上，不过，如果我们沿着西海岸向北走的话，那里有几个传教团，我们还有点希望。我们可以一站一站走到奥克兰，很方便的。我甚至考虑过沿着怀卡托江走，也就是德·霍斯泰特先生曾经走过的那条路。”

“他是个旅行家吗，帕噶乃尔先生？”罗伯特问。

“是的，孩子。他是一个科学考察团中的一员，1858年，这个考察团乘奥地利的军舰诺瓦拉号作过环球航行。”

“帕噶乃尔先生，”罗伯特又问，他一想到远途航行作地理考察便激动地两眼发亮，“新西兰有没有像澳大利亚的伯克和斯图尔特那样有名的旅行家？”

“有几个，孩子，比如胡克医生、布里扎特教授、博物学家迪芬巴赫和尤利乌斯·哈斯特。但是，虽然他们已经在自己热爱的探险事业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还是不及澳大利亚或非洲的旅行家有名……”

“您可以讲讲他们的故事吗？”小格兰特问。

“当然可以，孩子。既然你迫不及待想知道，我就很乐意讲给你听。”

“谢谢您，帕噶乃尔先生，我一定认真听。”

“我们也要听。”格雷那凡夫人凑过来说，“看来这坏天气又给了我们一次受教育的机会。帕噶乃尔先生，您就讲吧。”

“遵命，夫人，”地理学家说，“不过，我会讲得简短一点，毕竟我要讲的不是那些和澳大利亚吃人怪物展开肉搏的大胆发现家们。新西兰国土不大，很容易就被考察一遍。故事的主人公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家，只是一般的观光客，他们在毫无浪漫意味的事故中无意中成了探险的牺牲品。”

“他们叫什么？……”玛丽·格兰特问。

“几何学家维特孔伯和查尔顿·豪维特。你们还记得在威默拉地界停留时，我给你们讲的那次难忘的探险吗？维特孔伯就是在那次探险中找到了伯克的残骸。维特孔伯和豪维特两人分别指挥两个小组在南岛进行考察。1863年初，他们从克赖斯特彻奇出发，目的是为了寻找穿越坎特伯雷省北部山脉的各种道路。豪维特翻过了北界的山，在布伦纳湖上建立了一个指挥部；维特孔伯则相反，在拉凯阿河谷找到了一条通往廷德尔山峰东面的路。当时维特孔伯有个同伴名叫雅各布·鲁帕，他的游记后来被登在利特尔顿时报上。”

“在我的记忆里，1863年4月22日，这两位探险者来到一座冰峰脚下，拉凯阿河就是从那儿发源的。他们一直登上峰顶，继续寻找新的通道。第二天，维特孔伯和鲁帕在又冷又累、精疲力尽的情况下，不得不在海拔四千英尺高积累着厚厚的冰雪的山上宿营。他们在山壁陡峭的山谷里转了一个星期，始终没有找到任何出路。时常没有火烤，就连干粮也告罄了，随身带的糖都化成了糖水，饼干变成了面糊，衣服和铺盖都湿透了，还被虫咬了很多洞。他们有时一天能走三英里，有时一天却连两百码都走不了。”

“4月29日，他们终于看到一座毛利人的茅屋，园子里还有几个土豆可以让他们美美的分享一顿。当晚，他们就到达了离塔拉马考河入海处不远的海岸。当时他们必须到河的右岸，然后向北往格雷河走。可是塔拉马考河又宽又深，鲁帕苦苦寻觅了一个小时，才找到两只破损的小划子，他尽力修补并把它们拴在了一起。傍晚时两个朋友分别上了划子，可是刚到河中间，划子就灌进了水。维特孔伯跳进河里，奋力向左岸往回游。可是鲁帕不会游泳，此时划子成了他的救命稻草，他牢牢地抓住它，在受过不少惊吓后，他终于幸存了下来。水流把他推向岩礁，第一个浪头将他打入海底，第二个浪头又把他抛到海面，撞在岩石上。到了晚上，那是最黑的一夜。天下着大雨，鲁帕满身是伤，血流不止，咸海水使肌肉变得又肿又胀。他随着划子一起颠簸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失去知觉，被海浪抛到岸上。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他向一个泉眼爬去，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离他昨天的目的地大约只有一英里。于是他爬起来，蹒跚着一步步沿着海岸往前走，不久发现了不幸的维特孔伯，他整个身体陷在泥沙里，早已经没了气息。鲁帕用手在沙子里挖了一个坑，把他埋了。两天后，快被饿死的他被几个好客的毛利人——当然毛利人中也有好客的——收留了。5月4日，他到达了布伦纳湖查尔顿，也就是豪维特的宿营地。但是就在六个星期后，豪维特也像不幸的维特孔伯一样死于非命。”

“天啊!”约翰·孟格尔说，“灾难像链环一样一环扣一环的接着，就像有一条看不见的命运的纽带把这些旅行家们都拴在了一起，这样纽带一断，他们就失去了性命。”

“你说得对，我的朋友，”帕噶乃尔回答，“我也总这样想。谁也无法弄清楚到底是什么纽带使豪维特几乎在同样的情况下丧命。主管政府工程的怀德聘用了查尔顿·豪维特，让他负责开出一条从胡鲁奴依平原到塔拉马考河入海口的马道。1863年1月1日，他带着五个助手出发了，用他的智慧完美地完成了这项使命，开辟出了一条长达四十英里的马路，一直到塔拉马考河一个无法通过的地方为止。他回到克赖斯特彻奇时，虽然已经快入冬了，但他还是要求继续开路工程。怀德先生也同意了。豪维特为顺利度过冬天又一次出发为营地准备粮食。就是在这期间，他收留了雅各布·鲁帕。”

“6月27日，豪维特和他手下的两个人罗伯特·李特和亨利·穆里一起离开了营地。他们乘小艇渡过布伦纳湖。从那以后，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只是在后来发现了他们乘坐的那只单薄、扁平的小艇被搁浅在岸边。大家找了他们九个星期也一无所得。显然，这几个不幸的人肯定由于不会游泳，而淹死了。”

“但是，有谁能确信他们真的是遇难了呢？难道他们不可能留在了新西兰的某个部落吗？”格雷那凡夫人揣测说，“至少，怎么可以确信他们一定是死了呢？”

“唉，夫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帕噶乃尔回答，“因为，直到1864年8月，也就是他们出事后一年也一直没在新西兰任何地方出现过，如果一个人有一年不露面，”帕噶乃尔喃喃道，“那就说明，他永远的消失了，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