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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讲（第1页）

第十六讲

■别做环境的奴隶■

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不做环境的奴隶，不放任自己随波逐流，那样只会一事无成。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若能利用环境，取己所需，弃之无用，此乃成大事的策略。反之若随波逐流，甘做环境的奴隶，那么你将一事无成。

当然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并不是敦促你改变自己去做环境的奴隶，而是要你在不能改变大环境的前提下也绝不可做环境的奴隶去放任自己，那样你终将一事无成。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忽视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因为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不可能不受到环境的影响。胡雪岩正是一个善于利用身边环境的高手。

胡雪岩也说：“做生意，把握时事大局是头等大事。”没有相应的社会环境气候，就没有英雄成长的土壤和其他条件，真正的英雄人物必须能够适应环境，化环境为己用。可以说，胡雪岩的成功，离不开其所处的环境这个大前提。

胡雪岩生于1823年（道光三年），卒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历经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适逢一个新旧嬗变、纷纭复杂的大变动时代。

首先，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国库极度虚乏，时势需要商人扶危纾难。

近代以前，华夏民族虽与周边异族几经逐鹿，但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并不因此受到威胁，相反，在与异族的冲突中不断维护和扩大了大一统的局面。这使封建统治者滋长了文化优越感、故步自封。近二三百年间，明清专制政权实行闭关和抑商政策，中间错过了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有利时机。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进入“悲风骤至日之将夕”（龚自珍语）的封建末世，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国力大增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整整落伍了一个时代。

胡雪岩18岁那年，即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大不列颠军队挟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装备落后的八旗、绿营，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第二年，又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帖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章程和条款，英国侵略者强占香港；勒索2100万元赔款（不包括600万元广州“赎城费”）；逼迫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为商埠；规定“值日抽五”的低税率；还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又称治外法权，即外国人在华犯罪由本国处理，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继英国之后，美、法两国分别胁迫清政府签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浦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并获得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墙倒众人推”，中国遭遇国难时，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也乘虚而入，与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权。

此后的10年间，本来就深受封建统治之苦的百姓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重负，生活境况更加恶化，纷纷铤而走险。仅《清实录》道光，咸丰两朝所载，1842～1852年，全国武装起义就有92起。1851年1月11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发动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太平军势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国，继而迅速挺进两湖，定都南京，接着又溯江西征，挥师北伐，在相当长时间内，占有大片地盘，与清廷分庭抗礼。在此期间，上海与福建的小刀会、两广天地会、红巾军、北方捻军、贵州苗民、云南彝民和回民、陕甘回民、山东白莲教、浙江天地会也纷纷举起反清大旗。

中国内战使列强有隙可乘，他们趁火打劫，又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经此变故，外来势力从沿海扩大到长江流域，从华南伸展到东北，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贸易主权、司法主权受到侵害，特别是公使驻京一条，意味着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时行面君之礼的“贡使”，而是以条约为护符、恃武力为后盾的公使，这对以“万邦来朝”的“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来说，不能不说是个致命的打击。

道光以后内战外祸的局面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素称“鱼米之乡”的东南地区兵燹之后，死亡枕藉、流离皆是。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旱、涝、蝗、饥、疫等自然灾害也相当频繁，鸦片走私，战争赔款、内战军费加之各地官员贪污成风，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极端恶化。

国库罄悬必使百业受困。19世纪中下叶正是举办洋务、筹边固防之时，常有请款之奏，而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物质基础做统治基础，晚清财政的窘态，为拥有殷实资本的商人介入国事提供了客观前提。其次，商品经济发展和欧潮澎湃东来冲击传统的农本商末观，为商人施展抱负创造了较前宽松的氛围。

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封建政府对极易引起人口流动、破坏小农经济稳定性的商品经济采取苛刻的态度，奉行以农稼为本、以工商为末的政策。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化，导致了“商为未业”、“商人为四民之末”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政府立国施政还是民间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则民**，本修则民悫”的原则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载体，起着沟通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社会发展需要商品经济，谁也无法回避这个客观事实。加上封建政权租赋给农民带来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使得人们往往竭泽而渔，导致种田勤苦而利薄，经商安逸而利厚，受实际功利的驱使，总有那么一批人会不顾政府的贬黜去闯**商海，所以商品经济在封建高压下依然有缓慢的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已在磨难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的变革因素已悄悄萌动。进入晚清，偏离传统轨道的进程因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呈现跳跃式的轨迹。战后，由于门户洞开，各国大量输销工业品、掠夺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首先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受到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控制海关、航运、财政、金融等经济枢纽，把经济活动拓展到中国广大腹地，并深入穷乡僻壤，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举办洋务新政，开办一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这就促使传统的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向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商品经济过渡。

此外，晚清以来，西方物质文明、生活习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通过洋货输入、传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众传播等各种渠道传入中国，这就不仅从经济上影响着中国，更是政治、文化的一种渗透。

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造就了人。晚清的局面无疑是胡雪岩游走商界的一个社会平台。但胡雪岩在这种大的环境趋势下，能积极应变，没有做环境的奴隶，才是他红极一时最关键的原因。

■以变应变，才有出路■

灵活机动，四下出击，一步一个点子、一路一趟拳脚、招招式式都能为自己点化出一条财路。

成大事者必须灵活如脱兔，不断地变换自己的位置和做事的角度，以便让自己处于优势之中。但是话虽这样说，可有些人在这方面却很难开窍，总是死守一点，不够活络，所以越做越差。而胡雪岩却善于变通，他能审时度势改变自己的做事手法，达到最终获利的效果，同时还能另辟出路，有出奇制胜之功。

做生意要以变应变，主要的意思是指不要死守一方天地，而要能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灵活反应。一个生意人如果只能看到自己正在经营的熟悉的行当，最终只会是抱残守缺，连正在经营的行当都不一定经营得好，更不用说为自己广开财源了。胡雪岩的生意做得活络，在他驰骋商场一步步走向鼎盛的过程中，他灵活机动，四下出击，真可谓是一步一个点子、一路一趟拳脚、一动一套招式，而招招式式都能为自己点化出一条财路。

胡雪岩为自己的蚕丝生意和帮办王有龄湖州官府的公事，几下湖州，结识了湖州颇有势力的民间把头、当时正做着湖州“户房”书办的郁四。胡雪岩凭着他的仗义和识见，也因为他帮助郁四妥善处理了家事，深得郁四敬服。为了报答胡雪岩，郁四做主，为胡雪岩娶了寡居的芙蓉姑娘做“外室”。芙蓉姑娘家原来是开药店的。胡雪岩一定要认了这门亲，就是看准了芙蓉姑娘家的祖传秘方。胡雪岩经商手法活络，他才不会固守着钱庄这一种行当，在乱世中，他一下就看出药店生意将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财源。其一，军队行军打仗，转战奔波，一定需要防疫药；其二，大战过后定有大疫，逃难的人生病之后要救命药，只要货真价实，创下牌子，药店生意就不会有错。而且，开药店还有活人济世行善积德的好名声，容易得到官府支持，在为自己赚钱的同时，还能为自己挣得好名声，何乐不为？自己不懂这行生意不要紧，可以借助行家为己效力。想妥这些之后，胡雪岩请郁四帮忙，摆了一桌“认亲”宴，就在这认亲宴上便谈妥了药店开办的地点、规模、资金等事项。

胡雪岩的“胡庆余堂”也就这样立起来了。在其后的几十年中，“胡庆余堂”成为名闻天下的老字号药店，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说。胡庆余堂药店不仅成为胡雪岩的一个稳定财源，也为他挣来了“胡大善人”的好名声，为他的其他生意也带来了极好的影响。

一个钱庄老板，在本业之上还要去做蚕丝生意销“洋庄”，在做着蚕丝生意的时候又想起开药店，胡雪岩这四面出击，不断为自己广开财源的灵活，确实不能不让人叹服。事实上，做生意最没出息的，大概就是死守着一方天地。一笔生意再大，也只能有一次的赚头，一个行当再赚钱，也只是一条财路。因此要广开财源，生意才有更大的发展。胡雪岩说，做生意要做得活络，这里的活络，自然包括很多方面，但不死守一方，灵活出击，而且想到就做，绝不犹豫拖延，应该是这“活络”二字的精义所在。

■以变应万变，个性不容变■

经营生意有时要以个性取胜，以变应变之余，也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变通之术。一个没有经营个性的人，一定走不远自己的路。

美国哈佛管理学大师鲍比在《经营的稳固性》一书中，提倡“经营个性”，其要义是“一个没有经营个性的人，一定走不远自己的路。”那么，所谓经营个性，就是自己一向行事的方式，尽管我们一再强调要学会变通，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坚守自己的个性，做到以个性的不变应万变。

胡雪岩帮助王有龄解决解运漕米难题的时候，经过胡雪岩的一番努力，终于与松江漕帮达成协议，先由松江漕帮在上海的通裕米行垫付十几万石大米，解浙江海运局漕米解运难以按时完成之困，待下一步浙江漕米解运到上海，再以等量大米归还松江漕帮。

这个时候，胡雪岩又提出了另一个方案，他与王有龄商量，想将松江漕帮那批大米改垫付为直接收购，即让信和先借出一笔款子，买下松江漕帮的大米在上海交兑，完成漕米交兑任务，而浙江现有来不及运到上海的那批漕米，自己囤积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