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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汉人还是苗族人（第1页）

屈原是汉人，还是苗族人?

屈原是战国末年楚国的大臣和文学家，他屡遭政敌谗毁，数年被流黜，因忧伤国事，发愤作诗，独创了新文体《楚辞》，留下了“逸响韦辞、卓绝一世”的《离骚》等20多篇幽怨奇丽、千古不朽的名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诗被译成多种外文，成为我国贡献给人类文化宝库的一块瑰宝。屈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然而，他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哪一族人呢?

学者们就先秦楚人的族别、楚人方言的历史系属和屈原诗的内容、形式三方面展开了争论。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观点：

汉族说：从《史记》、《竹书纪年》、《汉书》等史籍中所载的文字可知，楚人的先祖和夏代禹部族是同祖、同时、同部落联盟，都是原处于西北黄帝族的南下分支，属华夏族，一直活动于今湖南一带。夏商战乱时，楚人南逃荆山，成为夏代的遗民，因商朝长期对他们围剿，迫使他们逐渐与中原隔绝，久居山野而沦为“荆蛮”，即颛顼芋姓季连氏的后裔，在语言、文化、风俗上与中原的商周产生了差别。而在尧舜时，荆楚土著的三苗部落被华夏集团斗败，窜于三色（今甘肃敦煌），其残余势力继续受到禹的征剿，实力大损，在荆一带已丧失了氏族自强的意志，纷纷归附于楚，楚因而成为“群蛮”的首领。中原诸侯又有意贬抑，视楚为华夏族以外的蛮夷族。其实，楚人却是华夏族最古老而嫡系的先民，直到后来立国，还保留着夏代的文化、风俗和详细历史。同时，据古史地考证，《国语》中所说的包括半姓的祝融八姓，与三苗、九黎族并无血统关系。且苗族以神犬、即狗为图腾，楚人却以芊为母系图腾、熊为父系图腾，区别明显。楚王芊姓，史载屈原与楚王同姓，因此，屈原应是华夏汉人。

从考古资料和古文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楚方言属汉藏语系中最古老的一种汉语方言：而苗语或黎语却属南亚粤泰语系。屈原诗中可能有一些苗语的借词，但不占主流，只能说明他受其一些影响而已。

屈原诗中对汉族的圣君贤相，如尧、舜、禹（禹是三苗的死敌）、汤、伊尹、姜太公等均加以颂扬，而对苗族尊颂的伏羲、女娲、盘古和顶礼膜拜的神犬等，都予以揶揄、斥责。这是屈原是汉族人而非他族人的又一有力佐证。

此说为传统观点，影响最大。（见《江汉论坛》1982年第5期《也谈屈原族别》等文）

苗族说：有人从《尚书》、《史记》中有关史料分析，并结合《楚辞》。对苗族文献《苗经》、《苗词》等研究后，认为苗人和楚人有着共同的祖先，如《楚辞》中的东皇太一即伏羲，是共同始祖；颛顼、重黎、骝兜、三苗是共同远祖；季连氏是共同近祖。楚人素从蛮俗，君臣往往以蛮人自称而否认为华夏族，中原诸侯也蔑称其为“荆蛮”、“南蛮”。这些同时代人的文字记载，应该比后人的推测更加可靠。所以，大致上说，战国时的楚人即苗人，楚族即苗族。屈原出生于秭归，正属苗族区，据考证，屈姓为苗姓，屈原既和竿娌的楚王同姓，自然应当是苗族人。

《楚辞》中有大量的苗语语词、语音、语法，千百年来，许多学者力图以汉语的语言习惯去解释这些“前无古人用、后无来者学”的语言现象，往往注释得牵强附会、似是而非，令人失望。如果结合苗族习俗，以苗语来解释，则大体能达到词顺理畅、气韵协合。这说明屈原诗并非以汉语为主，而是苗汉杂糅，据此可知，屈原并非汉人，而是尚未完全汉化的苗人，是精通并吸收了华夏文化的第一个苗族文学家。（见《学术月刊》1981年第7期《屈原族别初探》等文）

苗黎族说：据《世本》等古籍记载，重黎（或九黎）为颛顼重孙，是楚人的始祖，又说九黎为三苗之祖，因此，楚族和三苗应是同一个先祖。

《楚辞》“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内容中有不少求巫问卜、招魂祭祀的章节词句，这种文化，就其渊源来看，绝不同于华夏族的历史文化。苗黎族的习俗好引巫弄神，招魂鬼，由此产生的文学作品是一种独特的巫官文化。《楚辞》即属于巫官文化中的精华。屈原所处的时代，周朝是重史而不重巫的，能如此大胆地运用巫官文化来创造新文学体裁的人，也绝不可能出白于华夏族，只有出身于苗黎族，而又深谙巫官文化精华的人，才有可能办到。所以，屈原应当是苗黎族的大诗人。（见《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2期《屈原族别考辨》、《学术月刊》1984．年l期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