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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先罢官的原因何在（第1页）

李开先罢官的原因何在?

明代著名文学家李开先是山东章丘人，为嘉靖八才子之一。嘉靖八年（1529年）中进士，接着即步入仕途，先后任户部主事、吏部考功司主事、太常寺少卿等。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四月，被罢官回故乡。13年的官场坎坷生涯，使他感慨万千，回到家乡就病倒了。故乡人的欢迎和安慰，使他从郁病中解脱出来，立即投入了文学创作。他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有（宝剑记）、《词谑》、《闲居集》等。仕途的不幸，却使他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李开先是个清正有为、善于职守的朝官，在户部时“持法无挠”，在吏部时“谢绝请托”。他被罢官的原因，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人事纠葛。研究者见仁见智各有不同。

李开先罢官的直接相关事件是“九庙灾”。《明实录·世宗实录》记载：宗庙发生大火，火从仁庙延烧，仁庙及太庙、群庙一时俱烬。皇帝以为天降灾异是由于朝中出了奸佞，因而，令四品以上京官各自呈上一辞职书，然后听由言官指实奏劾。李开先正好是个四品官，这时照例呈了“自陈”。结果，与吏部尚书许赞、右侍郎欧阳铎等12人一同被免职。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说他是“不满朝政，自请罢官”就是据此而说的。不少论著都持这一说法。

李开先对自己的罢官则有不同的说法：他在《中宪大夫保定府知府右川康君墓志铭》中说“奉职无状”，即没有政绩而被免职。在诰《封宜人亡妻张氏墓志铭》中说：因为官清正，作文不检点而得罪了当权者。在《中麓山人拙对》中说：自己为人清高，性情好强，因而遭到排挤。

明、清人的记载也是莫衷一是。明人焦竑纂辑《国朝献征录》中说，李开先以诗酒误事而招致罢官。明人过廷训《本朝分省人物考》说：李开先不能谀附权贵而被罢官。明人殷士儋为李开先写的墓志铭中说：有人对他不满而“媒蘖之”，“柄臣”曾遣人搜罗他的“阴事”而无所得，以“他事”罢归。“他事”是什么，没有说明。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说：李开先性情耿介，得罪新贵而罢官。

有人指出：李开先在京为官时，虽也憎恨权奸，但在嘉靖八才子中，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他不像有些文章说的那样上书抨击朝政。他在京任职期间，未见有上疏议政之举，甚至在座师霍韬逝世后，因怕得罪夏言，竞不敢为其写墓志。只是罢官以后，才变得激烈起来，对居官时的懦弱也颇为忏悔。他在《寓言》诗中写：“予昔居京太拘泥，怕参宰辅与达官。”

但是，有的研究者却把李开先的罢官归之于“弹劾夏言”，似乎有点溢美之嫌。中华书局出版的《李开先集》在出版说明中说，李开先自宁夏饷边回京后，看到朝政腐败，夏言内阁贪污无能……非常愤慨。凭着他的满腔正义，和他的朋友王慎中、赵时春一同参加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弹劾夏言。结果斗争失败，被削职为民。路工《李开先的生平及其著作》、宁茂昌《李开先及其文学主张》也说，当时宫中大兴土木，夏言、严嵩一味迎合皇上旨意推波助澜。李开先眼看正是大旱之年，灾民流徙无所归，衣食无着，便抨击了夏言内阁，结果被罢官。

李开先任文选司郎中时，不听夏言摆布，夏就调他为闲职；再不听，就借机罢免之。李开先与夏言之间是有矛盾的：罢免李开先，内阁首辅夏言是起了决定作用的。李开先自己也说：“虽出于内批，孰不知为权贵人所为?”这个“权贵人”指的就是夏言。在罢免李开先问题上，当时的内阁中也是有斗争的。李开先的同乡、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翟銮，即曾为他苦争，终因夏言势大，最后“力不能夺”只好“垂泪从之”。

卜键在《关于李开先生平几个史实的考辨》一文中指出：李开先、夏言的矛盾不是忠奸之争，而是派系斗争。即便以传统的忠奸概念去衡量夏言其人，也不能简单地把夏言斥为奸佞。夏言自正德十二年中进士起，长期但任监察御史，颇能指斥时弊，弹劾勋贵，匡正冤案。在与郭勋、严嵩的斗争中，极为刚毅，甚具识见。在对待皇帝的态度上，也并非一味奉承。对世宗皇帝赏赐严嵩等水香冠一事，他曾上疏讽劝，几乎获罪圣上。在派系斗争中，最后他自己也终被吞噬，以67岁高龄被论斩弃市，结局非常悲惨。夏言与李开先的矛盾，是其与阁僚矛盾的正常外延。李开先的罢官，是统治阶级集团内部许多次权力再分配中的一次。李开先并非处处伉直拒上，他与朝中重臣多有交往，有的而且过从甚密。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倾轧，象一个巨大的涡流，把李开先卷人权力的中心，又极快地抛向水底。李开先的罢官，“九庙灾”是借口，所谓“他事”也是借口，唯有那不便明言的派系斗争或许才是真正的原因。（见《山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