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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升孔尚任因何致祸丢职（第1页）

洪升、孔尚任因何致祸丢职?

康熙二十七年，洪升的《长生殿》传奇修订完稿，一时“名动辇下”，（杨恩寿《词余丛话》）“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查为仁《莲坡诗话》）”。但在第二年，洪升便因“国服未除”、“非时演唱”的罪名受到弹劾，结果被革去国子监学名，悒郁离京。事隔11年，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问世，“王公荐神，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桃花扇本末》），康熙皇帝也“索桃花扇甚急”，孔尚任“午夜进之直邸”（同上），但在第二年三月，孔尚任又以疑案被谪。洪升、孔尚任为何丢职致祸，历来众说不一，语多异同。

一种意见认为，洪升致祸是为人所挟嫌私怨而成。因而有黄六鸿劾奏赵执信一说。此说最初见于清《茶余客话》，大意谓，有黄六鸿曾以诗稿土产遍送京都名人，而京中名士赵执信答以不礼之词，遂“衔之次骨”，适逢国忌日演《长生殿》，赵执信赴洪寓观剧，黄“挟嫌讦奏”，赵被罢职，时人诗有“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就指此事。洪升也因此案受到牵连，被革去学职。清《柳南随笔》及《东皋杂钞》所说略有不同，认为，其劾奏之人是虞山赵星瞻。名优内聚班演《长生殿》，“大会于生公园”，而赵星瞻“不得与会”，遂谓“是日系皇后忌辰”，促人劾奏，观剧者皆为下狱，洪升也不脱干系，丢籍除名。

一种意见认为，此祸之起则是根源于党人之争，为党人借以倾排异己。查慎行乃当时参与观剧之人，在《敬世堂集》中有“其击而去之者意虽不在子美，而子美亦不免焉”之句，王泽弘《送洪防思归武林》云“何期朋党怒，乃在伶人戏?”金张在诗中也有“卷中词唱《长生殿》，意外株连苏舜卿”之语，可知演剧之党与竞争有关。洪升在政治上倾向南党，又为南党高士奇“良朋”，因而北党欲借国忌日“非时演唱”之隙，扩大事态，倾排南党。赵执信等人只是此案的无辜受累者。

另一种意见认为，洪升《长生殿》的人物内容，为康熙皇帝“所恶”，这是导致这场飞来横祸的真正原因。清李天馥《送洪防思归里》有云：“斯编那可亵里巷，慎毋浪传君传之。”说明此剧不宜公之于世，而洪升终以“浪传”遭斥。清李孚青《偶忆洪8方思己巳被斥事，即题其集后》云：“《长生殿》比《醉蓬莱》，桂子飘香是祸胎。”用宋仁宗皇帝不悦柳永《醉蓬莱慢》之词来比喻《长生殿》，可知康熙皇帝的不满了。李孚清乃洪升好友，曾一同仕于朝廷，他的话当为可信。此外，《长生殿》中借李龟年《弹词》以泄兴亡之恨，不论其是否合乎《长生殿》之主旨，但在明清易代之际，抒发所谓兴亡之恨，本来易被目为对于故国之思，所以毛奇龄序所引或说以《周秦行纪》相拟，谓“无礼于君”，是有一定见地的。

对于《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罢官之因，一直缺乏有力的材料佐证。根据他在《放歌赠刘雨峰》诗中说：“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之语，一般认为他是因文字肇祸而罢职。但究竟是什么文字祸，与《桃花扇》有否关联，人们无不揣测其辞。有人认为，这文字祸可能和《桃花扇》有关。由于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表现了对明朝亡国的遗恨与哀思，对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等忠于明王朝的人物又极力歌颂，讽刺了刘良佐、刘泽清等降清的汉奸，在《余韵》出里甚至以“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元老缩**”形容那改清装束的徐青君，这就必然要引起康熙帝的不满。今人马雍先生在《孔尚任及桃花扇》一文中对康熙皇帝“内侍索《桃花扇》甚急”一事也提出疑问，康熙并不是汲汲征歌选舞的荒**之主，何以如此急迫地想看《桃花扇》，以至于要“午夜进之直邸”?很可能是他想“审查”《桃花扇》这个“民族意识很浓厚”的剧本，阅后便“产生了厌恶之感”，因此将孔无故贬谪。

也有人认为，孔尚任的被谪不仅在于《桃花扇》的“文字”受人“诽谤”，还因受“莫须有”的“疑案”而牵涉。孔尚任在一诗自注中曾谓：“予被贬疑案，纲南颇知，曾赠金慰予。”（《长留集·和蔡纲南赠扇原韵，送之南还》）诗中有句云：“满眼浮云幻莫窥，逢君说破古今疑。”刘中柱《真定集》诗中云：“身当无奈何将隐，事在莫须有更悲。”可见，他的致祸和“莫须有”的“疑案”有紧密关联。但这究竟是一桩什么样的“疑案”，为何而起，何人诬陷，都缺乏确凿的材料，不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