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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当过长沙太守吗（第1页）

张仲景当过长沙太守吗?

东汉末年（公元2世纪末期），中原大地，战事连年，兵戈扰攘，天灾频仍，瘟疫四起，民不聊生。据《后汉书》载：汉灵帝建宁四年到中平二年（171~185年）之间，就流行过五次大疫。穷苦的百姓，只要染上疾病，其死亡者，三分有二，而死于伤寒者（中医指一切外感热病，包括各种流行病）十居其七。真是一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对于瘟疫，当时的医生“各承家技，终始顺旧”，他们墨守成规，束手无策，而巫术迷信却乘机盛行于世。

这时有一位青年人，感愤于统治者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和士大夫们一心追逐荣华富贵，轻视医术的局面，“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抛弃仕途，发愤钻研医学理论，写了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临症医学巨著——《伤寒杂症论》，从而为祖国医学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位青年人，就是东汉时期的名医张机（字仲景，约150—219年）。

《伤寒杂病论》首次创立了一整套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中医辨证诊治的临症理论。据明代李濂《医史》载：名医华佗拜读此书后，曾拍案叫绝：“此真活人书也!”1700年过去了，后代医家至今仍在运用辨证诊治的原则来诊断和医治疾病。张仲景也因此被后人尊为“医中之圣”。

然而，由于封建社会中轻视自然科学思想的影响和古代史家的疏忽，在正史中，如《后汉书》、《三国志》等，竟找不到有关张仲景生平的只字片语，更不用说为其立传了。这样就为后人研究张仲景的生平事迹，留下了一些悬而未解的“千古之谜”。例如，张仲景的故里在何处?他是否出任过长沙太守?如此等等，都是学术史上长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关于张仲景故里，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东汉南阳郡（今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北部一带）。但是古代的南阳郡辖有36个县，张氏故里究系南阳郡何县呢?历来说法不一：一、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赵璞珊的《中国古代医学》和俞慎初的《中国医学简史》都持这一观点。二、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邓县）。甄志亚的《中国医学史》（教材）、廖国玉的《张仲景故里涅阳考》（《中医杂志》1982年第2期）都作如是观。廖国玉认为，根据《水经注》、《明嘉靖南阳府志》、《清乾隆邓州志》《康熙字典》等史料分析，古代的涅阳又谓邓州，即今河南省南阳地区的邓县。涅阳在成名之后，一直属邓州所辖。1964年当地群众在邓县穰东镇曾挖出一个铜壶，上刻“涅阳”二字。因此，张氏故里应为邓县穰东镇。三、南阳郡蔡阳（即今湖北省枣阳县）。范行准在《张仲景传略》（载《中华医史杂志》1983年第3期）一文中持这一观点。四、南阳郡棘阳（即今河南省新野县东北）。尚启东的《张仲景传略考》（载《渐江中医学院学报》]979年第6期）和杜雨茂的《关于张仲景生平一些问题的探讨》（《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都坚持这一论点。尚启东认为，《隋书·经籍志》引《湖广旧志》说：“张机字仲景，南阳棘阳人”。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学名流列传》引《密阳府志》记载相同。另外，《太平御览·何颙别传》记：“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颐”。何颙为南阳郡襄乡人（今湖北省枣阳县东北），何氏与张氏同一郡而不同一县，且“总角”为10岁左右幼童未冠之称。古时交通不便，孩儿不能远行，可见两人相隔一定不远。据考：东汉时襄乡、棘阳二县是接壤的。因此，张仲景为棘阳人是可信的。

关于张仲景是否当过长沙太守，学者们的观点不同，有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

肯定论：如廖国玉在《张仲景官居长沙太守的三项根据》（《中医杂志》1982年第4期）中认为：张氏任长沙太守是历史的事实。理由是：首先在历代医籍中有明确记载。北宋仁宗嘉祐年间，林仁等奉诏校正医书，在序言中引了唐《名医录》的论述，认为张氏“宫至长沙太守”。此序是向皇帝写的奏章，因此是可信的。其次地方志史料中也有记载。如明崇祯《长沙府志》，清康熙《长沙府志》以及明清时期的《南阳府志》、《邓州志》中，都有张仲景守长沙的记载。最后，1981年1真月，在南阳医圣祠发现了据说是晋代的石碑，上刻“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等字。

否定论：如裘沛然在《张仲景守长沙说的商讨》（《新中医》1984年第11期）一文中认为：张仲景守长沙是出于后人的伪托。理由是：一、所谓发现的晋代古石碑，据考证，碑为东晋古物之说难以成立。尊仲景为医圣之称，最早未早于宋代，这一尊称直到清代才为众口所归。晋代仲景何来医圣之称?可见立此碑的年代最早不越宋元，可能还要晚些。二、根据史料分析，东汉年间历届长沙太守中并无仲景之名，且从时间上看来也不可能由仲景任职。三、晋唐医籍，如王叔和之《脉经》、皇甫谧之《甲乙经》等等，都离仲景不远，但都未提其守长沙之事。四、仲景在其所述《自序》中，对仕官的鄙视和淡漠表现得非常清楚，当然就谈不上当太守了。

陈寿“索米”、真乎?伪乎?

关于陈寿“索米”一说，是由《晋书。陈寿传》的记载而引起的。据《晋书·陈寿传）载：“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云：‘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议者以此少之。”

陈寿，晋人，《三国志》之作者也。而丁仪、丁虞的父亲丁冲，和曹操是好朋友。正当汉献帝被李催、郭汜的内乱搞得走投无路之时，丁冲给曹操写信说：“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此其时也厂曹操得信后，当即带兵将献帝迎到许昌，从而造成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曹操以此想报答丁冲，不料丁冲却“醉烂肠，死”了。于是曹操便格外器重丁仪、丁虞两兄弟。可见丁家父子是有资格在《魏书》中书上一笔的。只因他们不肯给陈寿“千斛米”的赞助，陈寿才不为立传．只在建安七子传的末尾用“亦有文采”一笔带过。

唐宋以来的学者，对这一记载有相信的，有怀疑的，也有否定的．

唐代的刘允济、刘知几，宋代的陈振孙皆信其有。刘知几《史通·曲笔》云：“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立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三国志》中说：“乞米作佳传……难乎免物议矣。”《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发表的方侍铭先生的《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一文中，重新肯定了陈寿索米之说。该文说，王沈站在曹丕方面，他所编撰的《魏书》对丁仪、丁廙虞兄弟“当然不可能反映真实情况，陈寿所说的‘为尊公作佳传’，应该即是针对王沈《魏书》而发的。”按“佳传”的反面应是“丑传”。因此，陈寿向二丁之子索米的条件是将王沈《魏书》中丁仪、丁廙的“丑传”改为“佳传”。由于索米不遂，陈寿《三国志》的《魏志》不但不为丁氏兄弟作“佳传”，而且对其父丁冲的功绩也一笔抹杀。此论的证据有以下两条：（1）袁宏《后汉纪》卷二八载：“侍中杨琦、黄门侍郎丁冲、钟繇、尚书左丞鲁充、尚书郎韩斌与（李）催将杨奉、军吏杨帛谋杀催，会催以他事诛帛，奉将所领归汜。”而陈寿《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载：“（李）催将杨奉与催军吏宋果等谋杀催，事泄，遂将兵叛催。催众叛，稍衰弱。”这两条史料述同一事件，但在《董卓传》中，陈寿“为了回避丁冲，将‘侍中丁冲’等人与杨奉谋杀李催的行动完全删除”。（2）袁宏《后汉记》卷二九载：“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侍中下冲、种辑、尚书仆射钟繇、尚书郭浦、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刘艾、左冯翊韩斌、东郡太守杨众、议郎罗邵、伏德、赵蕤为列侯，赏有功也。”这条材料“全不见于《三国志》，由于丁冲被封为列侯，是‘赏有功’，即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所建立的功绩，也同样被抹杀”。

王应麟《困学纪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对“陈寿索米”一说提出了怀疑的观点。

而清学者朱彝尊首先提出了否定意见。他在《曝书亭集》卷五九《陈寿论》中说：“寿于魏文士，惟为王粲、卫凯五人等立传，粲取其兴造制度，凯取其多识典故，若徐干、陈琳、阮頊、应砀、刘祯，仪于《粲传》附书，彼丁仪、丁廙，何独当立传乎?造此谤者，亦未明寿作史之大凡矣。”杭杨骏在《道古堂文集》卷二二，《论丁仪丁廙》文中认为，丁仪、丁廙是曹植的羽翼，极力助曹植争夺太子地位，“是夺嫡之罪议、因为大，与吴之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皆在不赦。而仪与癘又恃宠而害贤，毛蚧、徐奕、何夔、桓阶之流，当世所谓鲠臣硕辅，耻为阿屈仪等，化青蝇而成锦贝，莫不交构其恶，疏斥之而后快。然则之二人者。盖巧言令色孔壬之尤者也。史安得立传?”又说王沈、鱼豢、张骘皆无求于丁氏，而王沈《魏书》、鱼豢《魏略》、张骘《文士传》皆揭二丁之短，陈寿却有为二丁讳短之处，如“毛玠，仪所谗也，阶出见黔面，其妻子没为官奴婢者，曰‘使天不兩者盖此也。’寿不属之仪，而第曰‘后有白玠者，’白者谁也?非仪则廙也。寿盖为之讳也。”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三九，《陈寿史皆实录》文中也说丁仪、丁虞有意陷害毛玠、徐奕、何羲、桓阶等“鲠臣硕辅”，因而二丁“盖巧佞之尤，安得立佳传?”潘眉在《三国志考证》卷五中也说：“丁仪、丁廙‘党于陈思王（曹植），冀摇冢嗣，启衅骨肉……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在20世纪20年代，四川学者刘咸忻曾著《三国志知意》，对此也有评论。文中说：“按诸家说甚明，惟传（《晋书·陈寿传》）云或曰，本是疑词。而二丁不当立传，又非以其奸。史不以立传为褒，唐以前人犹知之。史之所书，本非限于忠正，杭潘之说欲极其反论成支谬，乃刘知几所谓画蛇添足者，且二丁善植，见恶于丕，王沈、鱼豢之所书，乃是丕党之言，何足为信……承祚（陈寿）止言为植羽翼，本非贬词。……二丁本不可立传，朱氏之言已足矣……”60年代初，缪钺先生在《三国志选》前言中对上述问题作了阐述，并在注释中转录了陶懋炳《陈寿曲笔说辨诬》的补充论述：“《陈思王植传》明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癘，并其男口。’……如据此记载，丁仪之子不存，陈寿米将谁求?索米之说，不攻自倒。”

上述可见，陈寿索米之说，无沦是肯定还是否定的，都没有过硬的文献依据。故至今不能肯定其有，也不能肯定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