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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来过中国没有（第1页）

马可·波罗来过中国没有?

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商人，13世纪下半期偕同父亲尼古拉、叔叔玛窦东来，回到故乡发了大财，不幸在热那亚与威尼斯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并由比萨作家鲁思梯谦诺笔录而成《马可·波罗游记》，又叫《东方见闻录》。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他确曾到过中国，《游记》记载的情况基本属实。但自马可．波罗生前至今，一直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游记》是否伪作。

早在他活着的时候，由于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异事，《游记》已经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目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但还有人对《游记》的真实性发生怀疑。直到19世纪初，德国学者徐而曼仍然认为《游记》是一部冒充为游记而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并且说，波罗一家最远不过到达大布哈里亚（Bucharia）境内，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来的，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则抄自阿拉伯著作。1965年，德国史学家福赫伯在一篇报告中说，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还是没解决的问题。一些可疑之点如襄阳献新炮法、扬州做了三年官等等，“这一切都使人对波罗一家曾长期住过中国一说发生怀疑”。

1982年4月14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克雷格．克鲁纳斯《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没有?》一文，对波罗到过中国一说又加上一个大问号。克鲁纳斯认为，“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访问过中国”，他可能看到过某种波斯“导游手册”，再加上个人的道听途说，因而成书，《游记》是波罗与鲁思梯谦诺合作的一场“克里空”。其根据有四条：第一，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没有一条可供考证的关于波罗的史料；第二，书中很多地方充满着可疑的统计资料，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景象变成灰茫茫的一片，对蒙古皇帝家谱说得含混不清，很不准确；第三，中国两件最具特色的文化产物——茶和汉字，以及中国的重大发明印刷术，书中都没提到；第四，他写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是波斯叫法，有可能马可．波罗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国家。

但是，一些学者则持不同的观点。1941年，杨志玖教授在《永乐大典·经世大典·站赤》中发现了一篇与马可．波罗有关的史料，史料提及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八月，尚书阿难答等上书说“兀鲁解、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云云，所提三位使者名字和《游记》中所讲的阿鲁浑王三位使臣名字完全相同，从而确定波罗一行于1291年离开中国。这一发现为学者所推崇，向达称它为游记的真实性问题和年月问题提供了“极其可靠的证据”。法国学者伯希和从伊利汗国史书《伊利汗史》和多桑《蒙古史》中找到类似资料，结论和杨教授不谋而合。

克鲁纳斯文章在《泰晤士报》发表后，杨志玖又著文（见《环球》]982年第10期《马可·波罗与中国》）力驳其说，把他的每个证据都检查了一遍，说这些情况虽然基本属实，但推不出波罗没到过中国的结论。第一，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到目前为止的确没有发现直接记载波罗的史料，但有间接资料，上引《永乐大典》便是；第二，波罗不是文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没受过高深的教育，著书环境在监狱里，没什么图书资料可供参考，而且是同狱难友记录的，能达到我们看到的水平，已是很不简单了；第三，他可能保持着本国的习惯，不喝茶；同样，他不认识汉字，文化水平不高，因而不提汉字书法和印刷术；第四，书中地名多半用波斯语或蒙古、突厥语表达，说明他接触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突厥人，而很少接触汉人，不识汉字，因而中国地名多用那种拼法。

另外，也有人认为，波罗只到过大都（今北京市），对中国其他各地的记载，都是从大都听来的。说他到过大都，也就是承认他到过中国。几种观点并存，谁也说服不了谁。对于马可。波罗究竟到过中国没有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解开这个谜的关键就在于揭示襄阳献新炮法的真相。

（华林甫）

施宣圆按：马可·波罗有没有来过中国?1988年第4期的《史林》发表了王育民教授的《关于〈可马·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否定马可·波罗来过中国。1911年10月，为纪念马可·波罗离华700周年，北京中国国际文化书院等召开马可·波罗国际学术研讨会。杨志玖教授针对王教授提出的问题，作了《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的学术报告。1995年，美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兰西丝·伍德博士（汉名吴芳思）著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出版。伍德对马可·波罗是否来华问题作了全方位的论证，怀疑与否定马可·波罗来华。为了回答伍德的问题，年近九旬的杨志玖教授不得不中断回族史的研究，撰写了《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再次肯定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读杨教授的这部新作（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马可·波罗有没有做过扬州总管?

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公元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以经商为业的父亲尼古拉和叔叔玛窦从威尼斯启程，东渡地中海，取道小亚西亚半岛、底格里斯河谷，穿越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历尽千辛万苦，于1275年到达元朝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

元世祖忽必烈隆重地接待了这几位不远万里而来的异国客人，对年轻有为的马可·波罗尤为器重，曾派遣他到全国各地巡视并出使南洋各国。

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了17年，回国后因参加战争被俘，关在热那亚监狱中。马可·波罗在狱中口述东方见闻，由比萨城文学家鲁思梯谦用法文记录整理成巨著《东方见闻录》，俗称《马可·波罗游记》或《马可·波罗行纪》。

《马可·波罗游记》共4卷229章，其中第二卷叙述中国部分约82章。据《游记》载，公元1277~1280年间，马可·波罗曾两次奉命巡视南方：第一次经河北、山西、四川到云南；第二次沿运河南下，到了淮安、宝应、高邮、泰州、扬州、镇江、南京、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地。《游记》详细记述了马可．波罗足迹所至的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人情及宗教信仰等。可马·波罗讲到扬州时，说扬州当时“被选为十二省城之一”，又说他“曾亲受大可汗的命令，治理这城三年之久”。

马可·波罗是否治理过扬州城?

对《游记》曾经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看法不一。

法国学者颇节在为《游记》作注时，根据《元史·地理志》的记载，认为扬州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为行省，十四年为路，推测马可·波罗在此期间担任过江淮行省或路的长官。颇节在为《游记》一书撰写绪言时，又断定马可·波罗在1277~1280年间曾做过扬州及其附属27个城池的长官，实际上即行省长官。

英国学者亨利．玉耳认为1277年马可．波罗才23岁，到中国才两年。马可．波罗做的应是扬州的路长官，而不可能做到行省这样一级职位很高的长官。做官的时间应在1282年至1287或1288年。

玉耳认为，马可·波罗担当行省长官的说法主要是由于刺木学译本造成的。该译本说“马可·波罗曾代上述之一男爵治此城三年”。玉耳说，代上述之一“男爵”一语可能是译者加的注释，后人发生了误会。元代官制，路的最高长官是达鲁花赤（蒙古语，即长官）。按照玉耳的说法，可马。波罗在扬州做官应是达鲁花赤或副达鲁花赤，而不是总管。

杨志玖先生指出，如果马可．波罗在扬州做过江淮行省长官，或扬州路的达鲁花赤，或是总管、同知，那么《元史》或江苏、扬州的地方志中不会没有记载，扬州当地或许还有遗迹可寻。

扬州地处富庶的淮南地区，又当南北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自唐以来，一直是名闻中外的国际贸易港口。从东南亚以及波斯、大食等西亚各国到中国来的人，大多到过扬州，有的还在扬州定居，其中有经商的、传教的，也有做官的。扬州地方志中不乏此类记载。然而，关于马可．波罗在扬州的做官一事，非但《元史》中没有记载，江苏与扬州的地方志中也没有记载，且扬州既未发现遗迹，也未见流传民间的传说，这是十分奇怪的。

《马可·波罗游记》的译本很多，其中一本记马可．波罗“奉大汗命居住此城中三年”，并未提到做官。如果马可·波罗仅在扬州城中居住而未做官，那么地方志中不见记载是可能的。

据《游记》记载，马可。波罗确曾在扬州一带居住过或活动过。马可·波罗说他到镇江前，在瓜洲曾看到建有寺院的江中石岛，此岛应是镇江的金山或焦山。马可·波罗提到当时镇江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在镇江曾修建了两所基督教堂，与元朝修的《至顺镇江志》记载一致。

1982年4月14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没有》的文章。作者认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他的《游记》系根据导游手册及道听途说成书的。如果此说成立，则马可·波罗做扬州总管一事纯属于虚乌有。

杨志玖先生经过考证说，无论从中国的史书或《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都可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并且到过中国的南方。至于“所谓马可·波罗曾做扬州总管一说，只是文字翻译的误会，以致误以为真。从马可·波罗本书中的记述，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我们只能说：‘据马可·波罗本人讲，他曾在扬州做过三年官’。如此而已”（《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