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点小说

四蓦然回首话沧桑1（第3页）

学者的一生是在特殊的气氛中度过的，他必须经常地可以说是俯首于真理。

照理说，学界人士在社会生活中也应该按照他固有的优点——客观与公正进行活动。而实际上远非如此，这难道还用说明吗？

但是，伊万·米哈洛维奇在这方面却幸而是一个很少见的例子。下面我引证他生活中的两件事实。

伊万·米哈洛维奇刚到彼得堡时，立刻就显示出他的科学天才和演讲天才，于是人们就推他做科学院的候选人。伊万·米哈洛维奇却不顾情面和地位地回答说，他在科学中做的还是太少，不足以享受这种荣誉。

第二件是关于他辞掉在医学科学院中的教授职位的事。伊万·米哈洛维奇曾大力推荐那位现在已为大家熟悉的梅季尼柯夫到动物学讲座来补充当时的空额。他那时就很赞扬这位学者的天才。可是委员会却偏偏给他另一位较差的科学家，于是伊万·米哈洛维奇认为委员会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合惯例，他认为不可能在科学院继续留下去。他辞职了，使自己受到无所定居的遭遇。

像伊万·米哈洛维奇·谢切诺夫所具备的这种卓越的、特殊的和高贵的个性，应该永远活在后人的记忆里，永远成为世世代代的后人的鼓舞者。据我看来，我们每年召开的纪念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会达到这个目的。

（杨汝昌译）

我如何成了化学家

作者：奥斯特瓦尔德

奥斯特瓦尔德（1853——1932），德国物理化学家。生于拉脱维来的里加。187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里加工业大学教授。1885年测定弱酸时发现奥斯特瓦尔德稀释定律。1887年与人合作创办《物理化学杂志》。以后努力组织世界化学学会。因在催化剂、化学平衡和化学反应速度等方面的成就，获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著有《普通化学教程》等。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长期以来，在一起庆祝圣诞节的来临已经成为我们实验室的惯例。我们的研究所早在布鲁德街的时候就开始了这种令人愉快的聚会，尽管其外在形式现在已经发生了某些明显的变化。这种聚会的方式起先极其简朴。我们坐在桌子旁边看着公务员礼节性地向每个人赠送一件诙谐的礼物，当然我也会郑重地得到一份同样的礼物。在赠送礼品的间隙，我们喝喝混合饮料，吃点风味糕点。

我们搬到此地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的桌上铺着台布，房间里装饰一新，总之比以前更富于节日气氛。然而，最突出的新特征，是每年都是一位著名化学家出席，而且这位化学家必须做一次演讲。兰多特、莱姆塞、范霍夫以及我们这个学科的其他伟人光临本所，报告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使我们不仅目睹其风采，而且亲聆其教诲。遗憾的是，今年我们没有这样的机缘。我原打算和大家一起邀请我的朋友阿累尼乌斯发表演说，但是他已经不得已缩短了这次在德国逗留的时间。我们这门学科并非名流蜂聚，所以我未能及时找到代替阿累尼乌斯的人。因此，只好由我来滥竽充数。我冒昧地这样做，并不是把自己放在那些伟人之列。我给大家讲个故事，之所以要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成为化学家。很抱歉，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还没有达到能够以很系统的形式向你们介绍的程度。谈谈我如何成为化学家也许更好，我将把结论留给你们，由你们从我的谈话中吸取那些你们认为是重要的东西。

这条河及其环境是我后来数年之中日益主动地从事研究活动的场所。我与我的一兄一弟及几个朋友详细考察了河中的一切，全体成员广泛讨论了每一个新发现。这种活动使我们兴奋不已。不过我母亲却没有这么高兴，因为我们给家里闯了许多乱子。

我们继续这样干，直到有一天我接触到一本详细说明制作花炮的旧书为止。我立刻兴趣盎然地醉心于此，想看看是否能按书上所说的方法做出各种颜色的漂亮烟花来。第一次试验做得相当好。虽然我和我的朋友们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材料，但我们总算弄到了最必需的材料，而且从此以后我们专心致志地研究烟花技术。这些尝试的成功给我们壮了胆，使我们认真考虑做一枚真正的花炮的可能性。些许踌躇之后，终于做出了一枚花炮。但这还得进一步试验。经讨论，我们认为应当在厨房的烟囱的管道里引爆，这样可能不会有什么危害。实际上我们认为这样的防范措施是多余的，因为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没有指望这种东西会真的爆响。然而，使我们惊奇的是，花炮在烟囱里直冲而上。我不知道它是否冲出了烟囱。这个成果使我们受到了鼓舞。我们开始大量制造花炮，其规模不亚于工厂。这又引起了我母亲的不安，她常常发现，家里的锅碗瓢盆没有派上当时购置它们时所期望的用场。

结果，我对化学的兴趣发展到这类实验上来。同是这本书，其中有一节向烟火制造者介绍与此领域有关的一些最重要的化学问题的内容。我如实地研究了这些内容，打下了化学训练的基础，我学会了制备一些我所需要的材料，而且还学会了一些书上没有讲的解决问题的简便方法。

大约在离开初级学校进入大学预科学校的时候，我又对另一个领域产生了兴趣。我开始拍照。当时的摄影术并没有现在这么简单。今天，你们只要买到胶片就可快速地拍摄。而在我所说的那个时候，每片干版都得由拍摄者自己去制作，溶液还得调配得当。

这些有趣的活动并没有促进我学业上的进步。我刚才谈到，当时我进入了大学预科学校，事实上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理想的学校。大家一会儿就明白，我应只学5年，由于我的业余兴趣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学习，这5年学习却花了我7年的时间。另一个障碍是我在可怕的俄语学习上的困难。最后一次俄语考试把我折磨苦了。实际上，只是我的老师波彭看我实在不可救药，这才高抬贵手。考试前，我不得不在他的指导下做出翻译练习，而十分凑巧的是，这些练习的最后部分正好就是考试中的题目。总之，我设法通过了考试，准备上大学。于是，我离开里加到多尔巴德，开始大学生涯的伟大的一天来临了。

一段时间之后，允许我在实验室做化学实验，我开始在不久前才去世的约翰·伦贝格的指导下进行定性分析。当时他相当年轻，而且确实有些古怪的习惯。

像我讲过的那样，第一学期很快过去了。我经常在四重奏中拉提琴，还参加其他各种娱乐活动。我们经常相互开开玩笑，一般都很愉快。不过，几个学期之后我申请允许参加第一部分的候选人考试——这种考试通常有三个部分。出乎我的意料，我竟表现得不错。这个成功给我壮了胆，在庆贺我成功的会上，当然同样以漂亮方式通过了这个严峻考验的其他人也在场，我突然宣布我要参加下一次第二个部分的考试。就我的情况而论，这似乎是不怕难为情的吹牛，因为离考试时间只有2个星期了。继之而来的嘲笑把我激怒到如此程度，以至我不得不拿出人格来为自己辩护，并且在考试结果上打了一箱香槟酒的赌。第二天早晨，事情看来并不像头天晚上所想象的那样乐观，我想抛弃昨晚的打算，但是一想起我打的赌，就使我认真地考虑这件事。我觉得打算参加考试不完全是一件傻事。简言之，努力成功了，可我压根儿没有见到那箱香槟酒。不过，我被任命为物理学实验室冯·厄廷根教授的助教。这个职位原来还有另一个候选人，而且冯·厄廷根确实更愿意录用他，但他只通过了第一部分考试。教授后来告诉我，把我塞给他做助教时，他确实没有指望我对他的工作有多大助益。

我的职责并不艰巨，因为几乎没有多少学生需要照管。此外，我只需要准备仪器。这样，我就有许多空闲时间。冯·厄廷根教授建议我利用时间进行独立研究。"在你的一生当中，绝不要让你自己的工作出现相似、闲适和平静的时期。"他说得多么正确！我开始很热心地研究一个问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多次中断研究。尤其记得仲春的一天，外面特别暖和，一棵丁香花盛开，醉人的芳香送进窗户敞开的天平室。当时我正坐在里面称量各种酸类，丁香花的香味和酪酸的气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起身丢下了一切，8天没有回到实验室。

我们有一个由冯·厄廷根指挥的小型业余管弦乐队。倒霉的是，一个重要的乐器即巴松管不再有人演奏了。由于必须要有一个巴松管演奏者，我们当中得有一个作出自我牺牲。而作为教授的助教，除去学吹巴松管以外，似乎也没有选择。于是，我开始在实验室里、我的工作间里做基本练习。卡尔·施密特的房间正在我的下面。他后来告诉我，他极有兴趣地注意着我的进步，并且为能分辨一定的旋律而欢欣。我想必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尽管如此，冯·厄廷根教授在管弦乐队活动的晚上仍然不时地说："亲爱的奥斯特瓦尔德，你吹巴松难道就不能像拉中提琴那么好吗？"

一年后我通过了最后的考试，即博士学位考试，并且成为教授。我想，似乎不必向你们详述我后来的经历，因为我可以肯定，你们至少对这些年的情况大都有所了解。此外，我们的圣诞节联欢会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

（任定成译）

致荣格的信

作者：弗洛伊德

亲爱的朋友：

……在同一个晚上我既正式收你为我最年长的儿子，又任命你为我的继承人和王储，这确不是一般的事。此外非同一般的是，当时你本可以拒受我这份父辈尊严，拒受本身看上去像会给你带来愉快，正如你将你的所好硬塞给我一样。现在我恐怕还得在你面前扮演一下父辈角色，跟你谈谈我对鬼声现象的看法。之所以非谈不可，其原因在于这些事情同你所愿意认为的那样不尽相同。

我不否认你做的评论和实验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你走后，我决定做此观察。以下是观察结果。我的前面房间里总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出声的地方摆的是两块挺重的埃及石碑，它们就放在橡木书柜上，响声的出处显而易见。在下个房间里，我们也听见有过响声，这种响声本来非常少有。你在这儿时，这种响声我们时不时即可听到。我原想赋予其某种意义，要是这种响声从你走后不再出现的话。但自那以后，这响声一而再再而三地响起，不过跟我的思路，跟我想起你或你所研究的特殊问题，都无任何干系。（我敢添加一句，现在也无干系。）这种原本对我而言很重要的现象很快就被别的事情所取代。由于你亲自来临所带来的魔力，我相信了，或至少我已经准备相信此事，可现在这相信已经消失。

由于诸多内在原因，我再一次以为这种事会发生是不可信的。立在我眼前的家具没有灵魂，是死着的，就好像希腊诸神从诗人面前消失，眼前只是一片静寂而无神的自然界一样。

所以，我又戴上那角质架的代表父亲形象的眼镜，告诫我亲爱的儿子，要头脑冷静，与其为了硬懂什么而作出这等巨大牺牲，不如不懂好些。我还就心理综合分析所遇到的问题挠了挠我那充满灵性的发灰的头发，而后这样想：得了，年轻人就是这样，他们确实太欣赏某些东西，只是用不着我们拖在后面，因为我们腿脚不灵，累得直喘也跟不上啊。

自那天起一直到最近，31这个数字始终没离开过我的脑际。一想起来，就总有个2和它联在一起。但由于我的心理系统里有些区域纯系是渴求知识而不迷信的区域，因此，我就试着分析了这个想法。现写在这里。我会死于61岁到62岁的这一想法始于1899年。当时还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我写了那本叫作《梦的解析》的书（你知道，这本书的出书日期是1900年后）。第二件是我分到个新的电话号码，今天我还用着：14362。可以十分容易地在这两件事之间安一个联系的纽带：1899年我写《梦的解析》时是43岁，比这个数字更明显的是，电话号码中的其他数字已经将我生命终止的日期显示了出来，即，不是61即是62。突然，在这看上去不合情理的事情中，出现了一种解释方法。我咬定死于61岁到62岁的想法不过跟下述想法相一致，即写完这本论述梦的书，我就算完成了我的终身工作，再毋庸赘述什么，可以瞑目了。经这么一番分析，你会同意，这想法听上去不再没有意义了。碰巧，在这里也有威廉·弗利斯所施加影响的踪迹，这想法正开始于他攻击我的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