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弩是何时发明的（第1页）

弩是何时发明的?

弩，《辞海》释为"用机栝发箭的弓"。它是我国古代比较流行的狩猎工具，在我国武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武备志·军资乘》称："中国之利器，日弓与弩……惟弩之用为最。"既然如此，它当然不能不引起研究者们的浓厚兴趣。探求它的起源也就成了大家的共同愿望。

弩究竟是何时发明的呢?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学者们就开始深入研究。但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各家得出的结论也就大相径庭、难以一致。最早的说法是认为在中华民族形成之时就发明了弩，如《古史考》称"黄帝作弩"。但不少学者认为这种说法纯粹依赖传说，不足为信。徐中舒在《弋射与弩之溯源及关于此名称之考释》（《历史语言研究集刊》四卷四本）一文中提出商代已有弩。新中国成立后唐兰也提出类似观点（《弓形器（铜弓）用途考》载《考古》1973年第3期）。因为甲骨文中有一"弘"字，这"弘"字便是弓上有一臂，与弩的形象一致。说明商代已经使用弩。不过，有的学者认为"弘"字的解释并非如此。

后来，这一尚未解决的问题又被提出来，并在史学界展开了一番争论。1961年第2期《考古》杂志发表了郭宝钧《殷周的青铜武器》一文，其中说："发矢的漆弓和木弩（弓有臂者）长沙也有发现（指长沙战国墓中的发现），唯铜制的弩机在战国还未制作。"郭的说法立即引起异议。不久，《考古》杂志发表了周庆基的《关于弩的起源》一文。周认为战国时铜弩已经出现，《贞松堂集古遗文》与《三代吉金文存》等均有战国铜弩之记载。再从《墨子·备高临》及《南越志》等记载看，战国时代我国人民制造铜弩机也是完全可能、不容置疑的。《南越志》曾载："龙川有营涧，尝有铜弩牙出水，……父老云：'越王弩营处也。"'在考证出郭文中的不足后，周便提出了弩大概是春秋时代楚国人发明的观点。首先从文献记载看，《吴越春秋》日：陈音对越王道："弩生于弓，弓生于弹，……（楚）琴氏以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乃横弓着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刀，然后诸侯可服。"其次从考古发掘看，长沙战国墓中出土了木弩，说明楚国最早普遍使用弩。后来，随着互相交流与发展，中原的韩（见《战国策》）、魏（见《苟子·论兵篇》）等国家也开始制造弩，到了战国末年，又发明了"连弩之车"。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一书也同意弩发明于春秋之说。

近几年来，一些学者从民族学角度人手，提出了一种与他人不同的观点。宋兆麟、何其耀等在深入研究鄂伦春族的地弓、纳西族的地弩、独龙等少数民族的手指弩之后，发表了《从少数民族的木弩看弩的起源》一文（载《考古》1980年第1期）。他们认为过去研究者把铜弩机的出现作为弩产生的标志是不准确的，而应该把木弩的出现作为弩发明的一个标志，这样一来，他们便把弩的起源追溯到原始社会晚期。

众所周知，人类最初以木棒和石器狩猎，进而发明了飞礞、弹弓和弓箭。弓箭具有较大的杀伤力，并且射程远。它的发明无疑是狩猎技术的重大变革，．从而大大提高了狩猎水准，使狩猎成为正常的生产部门。但是，弓箭有其无法改变的局限性：瞄准时容易摇摆，难以一矢中的；张弓用力大，不能过久；一个人同时只能使一只弓等。为了更好地猎取野兽，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逐渐摸索规律总结经验，发明了弩。弩的操作比较简单，当猎人张弓时，一般以左手握紧弓拊，伸直左臂，用右手食指、中指向后引弦即可。弩的威力当然比弓箭大。它射程较远，杀伤力大；张弓时间可长可短，有利于瞄准射击，提高了-命中率；一个人可同时使用几架弩等。它的发明标志着狩猎技术又向前迈进一大步。

那么最早的弩是怎样的呢?宋兆麟、何其耀根据民族学资料得出最原始的弩是木制的，或者是木和骨角合制的。鄂伦春族的地弓、纳西族的地弩皆是如此。另外，文献记载也可证明。《韩非子·说林篇》曰："羿执鞅持杆操弓关机，越人争为持的。"鞅、杆和机均为弩上部件。杆可持，当为弩臂，从木，当然是木质的。这种木制的弩大约在原始社会晚期由弓箭演化而来。到了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政权，适应战争需要，大力改进军事装备和武器，加上金属铸造加工工艺的发展，因而出现了青铜弩机。发矢机关，由过去简易的骨角质弩机变成利用枢轴、杠杆和齿轮的原理将青铜铸造的各种机件组成一个有机的、结构严密的铜弩机。这样，弩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成为古代最重要的远射武器之一。

（江波）

"岁名"、"岁阳"如何而来

天文历法知识是每一个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中国有丰富而完整的天文记载，但在某些天文历法的起源问题上，还存在着惑人千载、众说纷纭的悬案，如"岁名"、"岁阳"就是个著名的谜。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主要有三种纪年方法，即王位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和星岁纪年法。其中星岁纪年法又分为岁星纪年法和太岁纪年法。现就从星岁纪年法说起，星岁纪年法是根据天象纪年的一种方法。最初，人们按照木星在天体中运行一周约12年的规律，把其轨迹自西向东命名为星纪、玄枵等12个星次，用以纪年则称为"岁在星纪"、"岁在玄枵"等，此为岁星纪年法。但在实际运用中并不方便，于是人们便假设了一个岁星叫太岁，由东向西运行来纪年，此为太岁纪年法。这12个太岁年名分别叫做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史称"岁名"。在《吕氏春秋》、《汉书》和贾谊《鹏鸟赋》中都曾被用于纪年，如"维秦八年、岁在涒滩"、"天马徕，执徐时"等。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还把"岁名"与另一组"岁阳"（阏逢、旃蒙、柔兆、强圉、箸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相结合用以纪年。以后《资治通鉴》、韩愈以及鲁迅等也曾在其诗文中运用了太岁纪年。"岁名"、"岁阳"在《尔雅·释天》中有完整的记载，但人们一直不理解它们的音义与起源。我国古代著名学者郭璞虽然"博闻多识，犹云字未详"。（梁启超《国文语原解》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在其《尔雅注》中对此"阙而不论"。（见《尔雅》郭璞注）洪迈亦表示"不可晓解''。（见《容斋随笔》卷十五）明代学者杨升庵则认为是"汉世术家创为此名，藏用隐字以神其说，"（转引《沫若文集》第十四卷《甲骨文字研究》第四章第七节）还有人"从其不可理解上"，断定这些名词"都是译名"（朱星《古代文化基础知识》第12页）。

对这一连串难以理解的名词，近百年来，中外学者提出了各种看法。郭沫若认为，"岁名乃自然发生，而岁阳则人所制造"。他指出，"岁名"与巴比伦的12宫星名"多相符合"，在殷商时"与12辰同时输人中国"，此12岁名当为译音。至于"岁阳"则是由太初年间的中国术士所创造的，从"岁阳"的读音来看，尚有"利用希腊字母"的痕迹。此为巴比伦说。（见《沫若文集》第十四卷《甲骨文字研究》第四章第七节）

竺可桢认为："岁名"是源自外来语的译音词是"无可讳言"的，但是起源于哪种文字呢?他的倾向是起源于印度，"由梵文转译而来"，其输入中国的年代不早于秦或西汉初年。此为印度说。（《竺可桢文集》第239页）

岑仲勉提出了伊兰说（即伊朗）。他在《我国上古的天文历数知识多导源于伊兰》中，研讨了巴比伦、印度诸说后指出，"岁名"、"岁阳"的语源出自伊兰语，因它与伊兰的月名相合者，j竞占十一分之九"。他认为"岁名"、"岁阳…'最初原拟配一岁之十二月"，后来只用于年名，是由于用法变迁的缘故。总之，"岁名"的印度成分极少。（岑仲勉《两周文史论从》第249页）

上述诸说皆从"岁名"、"岁阳"的音义不可理解前提出发，从语言学的角度，结合中外古代天文学进行了对比、考释和推测。在国外，西方学者也有认为"岁名"是外文的译音。如谌约翰认为来自印度，爱特根、金斯米尔认为"岁名"导源于巴比伦。（见《竺可桢文集》第239页）而日本人新城新藏在其炼洋天文学史研究》一书中则指出："岁名系创始于战国时代"，是由中国若干地方的"土话"所组成的。其产生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岁星纪年法的不便和运用干支法所引起的混乱，故意采用平时"不熟闻"的名称以期引人注目而达到普及的目的（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文版第410-411页）。竺可桢反诘道，当时不用干支而用如此估屈聱牙的名词，实在是解释得太牵强了。如果是中国古代的方言，此为何种方言?当然，新城新藏在书中没有说明过。

对于"岁名"、"岁阳"是译音的看法，有人表示了不同意见。郑文光在《中国天文学源流》一书中指出，研究"岁名"有助于我们探讨秦汉之际究竟采用什么历法，若把尚未弄清楚的疑难一股脑儿推到外国去，虽然十分省事，但"仅仅从个别字的发音或辅音，主观地搞什么'音转'、'对音"'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他认为：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很多古代民族的语言我们尚未弄清，"怎么见得岁名不是来自古代的民族语言"?就拿春秋时楚国的语言来说，楚国令尹子文姓斗，名谷於菟，在楚语中，哺乳谓"谷"，虎谓"於菟"，据说他幼年时候吃过老虎奶。此例说明，古代不少语言是很费解的。他不主张深究"岁名"的语源，若能指明，当然更好。（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第114-115页）

在各家关于"岁名"、"岁阳"语源问题的争论中，主要集中在"岁名"上，除了上述诸说外，还有来源于希腊文之说和撒马里亚语之说。总之，"岁名"、"岁阳"在字面的训释上有很大的困难，而从其语源来看又各执一词，难于定论。所以，解开这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千古之谜，将有助于我们认识祖国天文历法的起源与成就。

（黄显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