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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是本土植物吗（第1页）

甘薯是本土植物吗

甘薯，古作"甘藷"，最早记载于我国东汉杨孚《异物志》及稍晚的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其后在《齐民要术》、《群芳谱》、《本草纲目》等古籍中均有所记载。．清代陈世元《金薯传习录》载，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福建商人陈振龙在菲律宾群岛的吕宋岛，购得薯"藤数尺，并得刈植、藏种法归，私治畦于纱帽池舍傍隙地。依法栽植，滋息蕃衍，其传遂广"。长期以来，农史界均认为中国甘薯原产美洲，传人福建，以此为最明确最具体的记载。

古籍中的"甘薯"是"薯蓣之类"，还是今日之旋花科的甘薯，农史界乃至学术界意见不一，聚讼未决。据说，植物地理学家德堪多，为此还同一个在帝俄驻华使馆工作的医师打过一场笔墨官司。近代的一位泉州人吴增。在他近200首以七绝形式写成的《番薯杂咏》中，也曾对番薯的原产地进行过考证。他认为，番薯原产我国，是由我国的薯蓣传到海外变种，再传回国内的，"头衔仍署大中华"。吴增的这种大胆怀疑精神和反对盲目崇洋的爱国思想难能可贵，但其考证不乏自相矛盾之处，未可为据。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农史界曾对甘薯的起源问题有过一场论争。1958年第1期《植物学报》发表吴德邻的《诠释我国最早的植物志--（南方草木状）》。吴氏认为，旧大陆不可能有甘薯，《南方草木状》中的甘藷显然是薯蓣属，并将本种定为薯蓣科植物。这是把古籍中甘藷定为薯蓣的代表性文献，并为不少论著引以为据。石声汉也把《齐民要术》所载之甘薯解释为薯蓣，他在《齐民要术今释》（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中指出："旋花科的甘薯（Pomoea）原产美洲……在南北朝时，中国不会有人知道有番薯。"胡锡文在博引古籍的基础上，对此作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异物志》、《南方草木状》所记载的"甘薯"，实为"山药"；《闽书》、《甘薯传习录》所记载的是番薯；二者的来源和植物性状也大有差异，乃系相隔最少在1300年以上的不同物种。后人把甘薯混同番薯是"张冠李戴"的错误。（《甘薯来源和我们劳动祖先的栽培技术》，载《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2册，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

但王家琦的《略谈甘薯和（甘薯录）》（《文物》1961年第3期）对古籍所载甘薯提出了与传统观点相左的意见，他引用了海南岛和云南等地在三国、西晋时就有的甘薯史料，论断它和山药及芋都不是同类，古时"甘薯"即今日的甘薯。王氏的观点一经提出，夏鼐、吴德铎在1961年第8期《文物》上撰文表示异议。夏鼐认为，《南方草木状》中的甘薯只能解释薯蓣中的"甜薯"，而不能理解为番薯中的一个品种，因为"整个旧大陆在发现美洲以前还没有番薯这一种植物，所以可以肯定我国古代没有番薯"（《略谈番薯和薯蓣》）。吴德铎则论断，"嵇含所说的甘薯是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叶如亦芋。他所说的甘薯很可能都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甘薯而是薯蓣"（《关于甘薯和（金薯传习录）》）。其后，经现代农学家丁颖等人考订，我国古籍中的甘薯应为薯蓣科的甜薯（DioscoreaEsta），《辞海》（修订本）在"甘薯"、"番薯"条中也以此为据。

随着生物史研究的深入和学科渗透，及至20世纪80年代，甘薯的起源问题重又引起学术界注意。1980年，戚经文的《甘薯名实考》（《农史研究》第1期）对历代古籍所载之甘薯又重作详细考订，他认为《异物志》等书所载皆属薯蓣科的甘薯，非传自外国旋花科的番薯的别名。杨宝霖的《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最早之地》（《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发表了与此相同的看法。近年来，历史地理学家在研究清代人口时发现，明清时代的人口激增是甘薯普及、传播的社会条件，并推动完成甘薯广布的技术准备。周源和撰写的《甘薯的历史地理--甘薯的土生、传人、传播与人口》（《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展开的甘薯起源问题讨论作了一番考察。他在详细考证了古籍史料后论定，《南方草木状》所载的甘薯即今日的甘薯（番薯）而不是薯蓣（山药），指出，历代《本草》、农书和志乘不论在番薯传人之前、之后都有甘薯记载，吴德邻否定甘薯在我国古已有之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并从甘薯野生到驯化过程的自然条件、社会历史因素和在北方落户的技术准备等方面观察，得出了甘薯土生、传人、传播与人口的关系这一命题，否定了农史界的固有观点。

就番薯传人观点而言，对番薯传人我国的时间，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是16世纪或明万历年间，然在具体年限上，也有人认为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商人陈振龙从吕宋岛运回薯滕之前，甘薯已传人我国，陈文华《从番薯引进中得到的启示》（《光明日报》1979年2月27日）指出："早在万历二十一年以前，红薯已传人东莞、电白、泉州、漳州等地。"陈树平在《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中则进而指出，万历八年（1580年）广东东莞人陈益从安南已引进番薯，他又根据《云南通志》推断，云南引进番薯，比福建早一二十年，比广东也早七八年，并认为云南番薯由缅甸传人。陈氏的观点颇有影响，以致不少论著皆从此说，如1983年出版的《古代经济专题史话》（中华书局版），即是其例。但对陈氏的观点也有持异议者，如杨宝霖在《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一文中对其结论作了勘正，他指出，陈氏所据的《凤冈陈氏族谱》实为《东莞县志》删节所误，据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凤冈陈氏族谱》可知，陈益从安南引进番薯是在万历十年（1582年），并否定了陈树平所云，万历四年《云南通志》所载临安等四府种植的红薯为番薯说，强调有准确年代可考的，我国引进番薯，当推陈益为第一人。

此外，蒋星煜根据苏东坡的《酬刘柴桑》中的"红薯与紫芋"诗句，认为其所指者，即是番薯，也就是山芋。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原产地在美洲的番薯之传人中国，不是在16世纪，而是在11世纪以前，也就是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的几百年。（《苏东坡吃山芋》，《散文》1980年第2期）此论一出，引起众多学者关注。贾祖璋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说明番薯传人中国是在16世纪末，指出蒋文将"红薯与紫芋"，曲解为番薯，望文生义，指鹿为马。他认为苏东坡吃的不是"番薯的山芋"，而是"山药的山芋"（《苏东坡吃的"山芋"》，《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也有人认为苏东坡吃的是芋头，因而也就否定了番薯在苏东坡以前传人我国的观点。

目前，甘薯已成为我国仅次于稻米、麦子、玉米而居于第四位的粮食作物，其产量占全世界甘薯的83％。不少中外学者均指出，甘薯对于中国历史上明清时代的人1：3激增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因此，考证甘薯在我国出现的历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迄今学术界对此仍在探索研究的原因所在。

（王国忠）

"松江鲈鱼"在哪里产的

松江鲈鱼自古以来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鱼之首，与黄河鲤鱼、松花江鲑鱼、兴凯湖白鱼齐名。松江鲈鱼味道特别鲜美，加上历代文人们的着意赞美，因此驰誉遐迩，妙传海内。

鲈鱼的产区在我国北起渤海、黄海沿岸的河口区，南到福建的厦门湾都有分布。但一般的鲈鱼皆为二鳃，惟松江鲈鱼为四鳃。四鳃鲈鱼大头，巨1：3，体呈纺锤形，长约五六寸，全身**无鳞，腹灰白，背呈灰赭色或带黄色，有黑纹四五条，肉细白鲜嫩而无腥味，以鱼骨熬羹，淡而有真味。

鲈鱼风味佳美，在古代史籍中记载很多，如魏武帝曹操就是一个鲈鱼爱好者，他在举办宴会时，总要想到置办"松江鲈鱼"。《隋大业拾遗记》载：吴人献松江鲈鱼供隋炀帝品尝，帝赞之曰："金齑玉脍，东南之佳味也。"苏东坡醉饮于青龙江的醉眠亭，以菰菜鲈鱼下酒，留下了"京洛归来真梦里，秋风无复忆鲈鱼"的佳句。明代大画家唐伯虎，特地跑到松陵镇上品尝鲈鱼的美味，赋诗道："鲈鱼味美村醪贱，放箸金盘不觉空。"可见其兴致极高。

历代文人留下赞美鲈鱼的诗文不下数百篇，现略举最为著名的如：晋代的张翰，字季鹰、吴人。齐王同辟为大司马、东曹掾，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归。俄而岡败，人皆谓之见机。《世说新语笺疏》曾载张翰之《鲈鱼歌》曰："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宋代陈尧佐有《秋日泊吴江）诗："平波渺渺烟苍苍，菰蒲才熟杨柳黄。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鲈鱼乡。"又宋代张先诗："春后银鱼霜下鲈，远人曾到合思吴。欲图江色不到笔，静觅鸟声深在芦。落日未昏闻市散，青天都静见山孤。桥南水涨虹垂影，清夜澄光合太湖。"

松江鲈鱼虽然四远驰名，而它的产地，却历来争议纷纭：

顾名思义，松江鲈鱼应该产在今上海市的松江县。华亭，古名云间，即今松江县境。三国时代的陆逊是华亭人。（因他所造的宅第"池亭华丽"，后因此而作地名）陆逊的孙子陆机是晋代的文学家，后来被人枉杀之后，陆机的朋友葛洪前往吊唁，得食鲈鱼，回去后曾撰文赞道："松江出好鲈鱼，味异他处。"以后，清代乾隆帝下江南时，专程到松江品尝四鳃鲈鱼，觉得味道特别鲜美，即下令松江知府，年年要向朝廷进贡。故在习惯上一直沿称鲈鱼是出产于松江县境内的。如近年《解放日报》上载有《云间风物无限美》一文中说："作为历史文化之区，总有些脍炙人口的乡土特产与美味佳肴……松江莼菜称'雉尾莼'，鲈鱼有四鳃，松江'莼鲈'，食之滑嫩，鲜美无比，而被冠以'莼之首'与'鱼之首'的美称。"

另一说，认为松江鲈鱼产地，应在今江苏省吴江县境内，且在古人的诗文中记载特多，如果一一列举，绰绰有据。而其具体的集散地，即在吴江县东门外的垂虹桥（此桥尚有残迹）畔，古代曾有桥南建有鲈乡亭。至今，吴江县犹以"鲈乡"自称，最近在吴江县府所在地松陵镇的市中心，矗立起一座高大的假山，上面赫然刻着"鲈乡"两字，便是明证。

笔者对此颇感兴趣，曾细加考证，发现四鳃鲈鱼出在松江、吴江两地，都是存在疑问的。

经查考：华亭县设置于唐代天宝五年（据《吴地记》），五代时，分嘉兴、海盐、华亭别为秀州，隶苏州者仅吴县、长洲、昆山、常熟等县。至五代后梁开平三年，又划出吴县的松陵镇，并割嘉兴的一部分地方，设置了吴江县。（见《吴郡图经续记》、《百城烟水》等书）而松江县的建置再迟，至元代至元十五年，才改华亭为松江府，民国初年，又改松江县。（见《辞源》）而值得指出的是松江四鳃鲈鱼的名称，早在东汉末年已经出现于历史记载。当时并无吴江、松江等行政县名，而太湖干流之一的吴淞江（古称松江）倒是早已存在的。那么我认为松江鲈鱼，只能是泛指吴淞江流域出产的鱼。而吴淞江通太湖的水口，就在今吴江县境内，其流域也经过今松江县境内。这样的说法，两全其美，似乎可以解开这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谜底。不过，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对于四鳃鲈鱼的具体产地，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出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谜中之谜：

《太湖备考·物产门》引《吴郡志》：（吴淞）江与太湖相接，故湖中亦有鲈。江鱼四鳃，湖鱼止三鳃，味辄不及。又引明卢熊《苏州府志》：出吴江长桥（即垂虹桥）南者四鳃，味美而肉紧；出长桥北者，因人三江近海，止三鳃，味咸而肉慢，而四鳃者不同。按长桥之南，即是太湖，四鳃、三鳃，范（指《吴郡志》作者范成大）卢二说截然相反，不知是谁说得对。

据说，松江县的鲈鱼也有四鳃、两鳃之分。松江县原有桥名秀野，此桥之南盛产四鳃鲈鱼，该鱼肉质肥嫩，味道鲜美；而桥北只产两鳃鲈鱼，其肉见老，稍逊风味，当地历来相传如此。

从上面记述来看，真是众说纷纭，是非难辨，使人如堕五里雾中。故而笔者认为四鳃鲈鱼确为我国古代著名特产之一，但时至今日，产量锐减，已经濒临绝迹，实在很少有人品尝到鲈鱼的美味。至于它的真正产地，也根本无法再去实地考察，得出正确的结论了。

（孙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