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盖茨比”他突然说。
“什么!”我万分惊奇,“噢,真对不起。”
“我以为你知道哩,看来我不是个很好的主人。”他善意地一笑。
这笑容真是极其罕见啊,其中包含有永久的善意,你这一辈子也不过能遇见个两三次。差不多就在盖茨比先生要向我说明自己身份的那一刻,一个男管家匆匆忙忙跑到他跟前报告,说芝加哥有长途电话找他。他十分礼貌地微微欠身向我们大家道歉。
“要什么就直说吧,老兄,”他十分恳切地对我说,“对不起,过会儿再来奉陪。”
等他走开之后,我立马转向乔丹,迫不及待地要告诉她我所感到的惊异。我原本以为盖茨比先生是个肥头大耳红光满面的中年人。
“你知道他是谁吗?”我急切地问。
“不就是一个姓盖茨比的人嘛。”
“他打哪来?是干什么的?”
“怎么连你也琢磨起这个来了,”她有些厌倦地笑着说,“他告诉我他曾经上过牛津大学。”
于是关于他的一些模糊的背景开始在我脑海中显现出来,可是她接下来的一句话,让这一切立即消失了。
“可是我不信啊。”
“为什么不信?”
“我也不知道,”她很固执地说,“反正我就是不相信他曾上过牛津。”
她的语气之中的某点什么令我想起了那个姑娘所说的“他可能杀过一个人”,这引发了我极大的好奇心。假如说盖茨比出身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地区,或者出身于纽约东城南区等等,这都是可能的。
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像这样年纪轻轻的怕是不可能啊——就算我这个没什么见识的人也觉得不大可能,一个年轻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诡秘地出现,一出手就在长岛海湾买下了一座宫殿式的别墅。
“不管怎样,他经常举行大型宴会,”乔丹也像那些城里人一样不屑于谈具体的细节,所以转换了话题,“正好我也喜欢大型宴会。这样显得亲热些。在小型的聚会上,三三两两地想要谈心倒不大可能。”
随着轰隆隆打鼓的捶响,接着传来了乐队指挥的声音。
“女士们,先生们,”他大声说道,“应盖茨比先生的要求,我们接下来会为各位演奏弗拉迪米尔·托斯托夫先生的一部最新的作品,这部作品于今年五月曾在卡内基音乐厅引起很多人的关注。那是轰动一时的事件。”他带着一股神气微微一笑,又说:“真是轰动至极啊!”这句话引得大家放声大笑。
“这支乐曲,”他最后用异常洪亮的声音说道,“叫《弗拉迪米尔·托斯托夫的爵土音乐史》。”
事实上这个乐曲到底怎么回事,我并没有注意,因为演奏才一开始,我就看见盖茨比一个人站在大理石台阶的上面,他用满意的目光看着这一切。
他那晒得黢黑的皮肤很漂亮,短短的头发看上去像是每天都有修剪一样。我暗自纳闷,发现不了什么异样啊。是不是因为他不喝酒的这个事实将他跟他的客人们截然分开了,因为我觉得随着底下人群越发欢闹,他本人变得却越发端庄了。
等到《世界爵士音乐史》演奏完毕,有个姑娘像小哈巴狗一样依偎在一位男士的身上,有的姑娘则是开玩笑地向后晕倒在男人怀里,有的干脆倒在了人群中,因为她们相信一定会有人把她们托住的——可是没有一个人晕倒在盖茨比的身上,也没有法国式的短发有意无意地碰到盖茨比的肩头,更没有人组织合唱团来拉盖茨比加入。
“打扰一下。”
盖茨比的男管家忽然间出现在我们身旁。
“贝科小姐?”他问道,“打扰一下,盖茨比先生希望跟您单独谈谈。”
“跟我?”她惊讶地大声说。
“是的,贝科小姐。”
她缓慢地站了起来,十分惊愕地看了我一下,随后便跟着男管家向房子里走去。我发现她穿晚礼服也有种运动服的神韵——她的动作总有一种特别的矫健的感觉。
我独自一人待着,已经快到两点了。有那么一会儿,从阳台上面的一间有着许多窗户的房间里传来一阵杂乱无章但却引人入胜的声音。乔丹的那位大学生此刻正和两个歌舞团的舞女热烈地谈论着助产术,还央求我加入,不过我拒绝了。
我走进室内,大房间里挤满了人。那两个穿黄衣的姑娘中有一个在弹钢琴,她身边站着一个高高的红发少妇,来自一个有名的歌舞团,正在那里唱歌。她已经喝了不少了,唱歌的时候便带着异常悲伤的情绪——她不仅在唱,还一直在哭。每逢曲中停顿的地方,她就会抽抽噎噎地来填补,然后又继续用震颤的女高音去唱。眼泪顺着她的面颊往下流,一碰到她那画得浓浓的睫毛之后就滴成了黑黑的墨水样的东西。有人开玩笑地建议她去唱在她脸上爬着的那些音符,她听了这话之后把两手向上一甩,随即将身子倒进一张椅子里,不管不顾地呼呼大睡起来。
“她不久前跟一个自称是她丈夫的人打了一架。”我身旁的一个姑娘解释说。
我向四周看看,剩下的女客现在大多同跟她们的丈夫吵架。连乔丹的那一伙,从东卵来的那四位“尊贵”的客人,也因为意见不和四分五裂了。
男的当中有一个正劲头十足地在跟一个漂亮的女演员交谈,他的妻子一开始还保持尊严,装作满不在乎,到后来就受不了了,于是我便旁敲侧击——时不时地出现在他身旁,咬牙切齿地凑近他的耳朵说:“你答应过的!”
然而舍不得回家的也不只是任性的男客。穿堂里此刻还有两个毫无醉意的男客和他们各自怒气冲冲的太太。两位太太正互相表示着同情。
“每次见我玩得开心的时候他就说要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