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领导要懂得激励
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治国仅靠个人是不行的。别小看这个初级学童可知的道理,真正明白这一点并不容易。历史上一些专制独裁皇帝之所以垮得快,原因与他的自以为是,自我中心有关。与一些自以为是的昏庸皇帝不同,李世民是一个颇有自知之明的君王,他广求贤臣,依重贤臣,自觉地保护贤臣,对一些小人嫉妒明君之举非常厌恶。并且奖罚分明,让群臣死心踏地的为他效命。
君臣信任不疑,才能共同执政,否则势必一团糟、窝里斗。这正是贞观时期政治的最突出的特点。
李世民曾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了自己对妒嫉良臣的小人的看法,他说:“朕看自古以来,那些能顺合天意达到天下太平的君主,莫不是因为有大臣们的得力辅佐。近来,朕广开言路听取各级官吏对治国的建议。然而,那些上书启奏密事的人,都是在诬告各个地方的官员,没有一点可以采纳的。朕历数前王,若有君疑于臣,则下不能上述,欲求尽忠之臣,何可得哉?而无识之人,专行进谗诋毁之能事,破坏君臣关系,确实有损国家利益。自今天起,如果还有谁上书密奏,攻击别的官吏小的过失,就应该依谗言诬陷罪处罚他。”可见他对大臣们的信任如此之深。
李世民不止一次对臣子们说大唐的治理和开创,并不是他一人的功劳,而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贞观五年(公元631),他对侍臣说:“治国与养病道理相同。病人觉得病情有好转时,要更加小心护理。倘若再触发犯病,一定会有生命危险。治国也是这样。天下刚刚安定,尤须小心谨慎。如果因此骄奢**逸,必然招致丧败。现在天下的安危,全维系在朕的身上。所以朕日慎一日,虽然有休息享乐的条件,也不敢这么做。朕的耳目股肱(喻为辅佐帝王的得力大臣)都寄托在你们身上。既然君臣之义把我们联成一体,就应当协办同心。事有不妥当之处,要直言无忌,不可隐瞒。倘若君臣相疑,不能肝胆相照,实为治国之大祸。”
李世民曾向来自隋廷的本朝大臣萧璃询问隋文帝是一位怎样的君主,萧璃回答说:“隋文帝能够克制自己,符合礼仪,勤勤恳恳地治理朝政,每次坐朝,甚至到太阳西斜时还不下朝。五品以上的官员,他都赐坐与他们一起谈论国事。由于坐朝时间很长,担任宿卫的武士,只好在岗位上站着吃饭。虽然文帝的品性算不上仁慈明智,却也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了。”
李世民想了想,说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这个人,性格过于苛细而不明理。不明事理,就难免有疏漏;心眼过细,就容易过虑多疑。他因欺孤儿寡母而得天下,所以担忧群臣内心不服,不敢放心依靠文武百官。每遇事总是一个人决断,亲自处理,虽然劳累得精疲力尽,形容憔悴而无怨言,但也没能把事情办得合情合理。朝臣们既知个中原因,自然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的官员,只好顺承其旨,不敢稍有异议。”’
他接着又道:“朕的看法与他截然相反,以天下之广,海内之众,事情千头万绪,必须变通处理,不能千篇一律。凡事应该全部交给各部门的官员商议,再由宰相统一筹划,直到稳当后,方可呈奏施行。一日万机的繁忙事务,怎能都让君主一人专虑独断呢?”
“假若一日裁断十事,而有五件事处理不当,裁断正确的当然很好,但是裁断错了的事该怎么办呢?如此日积月累,以至数年,错误越积越多,国家焉能不亡!不如广泛选任贤良之士,分层负责,而国君高居上位,远虑深谋,法令严肃,谁还敢胡作非为呢?”“诏令各个官署,若朝廷诏令颁布下来,发现有不稳当的,必须据理上奏,不可阿顺旨意施行,一定要尽到做臣子的责任。”
李世民以自己的真诚表明他对臣下是完全信任的,从而也向大臣提出要求,要尽臣之义,以同样的诚信对待君主。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李世民不可能事事都做得很好,但他的智慧体现在他非常注意调整君主关系,并以种种形式来激励臣子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为李唐王朝竭尽忠心。
李世民看重人才,也能留住人才,对归附自己的“降将”推心置腹,不妄加猜忌,以诚相待,使这些人为其意气感动,而对他忠心不移、出生入死。今人所谓“人心换人心”,即是此理。
李世民既能“至诚”对待忠直之士,不仅信任不移,又能关怀僚属,奖励功臣。这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做法正相反。朱元璋因怕部将征战在外叛敌,或自立为王,便把他们妻儿全押在京师,反而促发了下臣的叛心。而李世民却使得文臣武将各个效忠于国,
为表彰功臣,李世民在长安大内北的三清殿东侧建有一座殿阁,名凌烟阁,阁内悬挂着二十四位大臣的画像,每张画像旁都有赞语数言,简要地概括了画中人物的阅历和功绩。画像为工笔写真,形象生动,皆出于本朝著名画师阎立本之手,赞语的文字下笔遒劲,妍逸多姿,又全为深得王羲之神妙的著名书法家楮遂良所书。这一做法,对于贞观正直、进取的社会风气有重大影响,整个官场为之一清。李世民不疑属下,又充分给属下以荣耀,这也是他赢得天下的基础之一。
当今企业中也设有奖金制度,其道理也在于此,用人不疑是前提,而给予激励是动力。